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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医汪友云
《惠州名人》一书收有名医汪少云，文中提到他“自幼随其父亲名医汪友云学医，尽得其父真传”，但是汪友云本人却不在惠州名人之列，我觉得不无遗憾。如果说汪少云与余道元、夏伯宽并称为“惠州三大名中医”，那么，在此之前，汪友云不妨称为惠州当时独占鳌头的中医名家。他住所大门上面挂满了病家奉献的牌匾，什么“饮上池水”啦，“妙手回春”啦，“华陀再世”啦，“功参良相”啦，不一而足。渐渐的，除了大门上头之前，大门左右也挂上了牌匾。他大门过年贴的春联并不是什么福寿康宁之类的吉利套话，而是“只愿寰区歌揖让，还期禹甸乐雍熙”。这副春联也许是他老先生自撰的，因我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别人说过同样的春联。我还记得一连好几年都是贴这同一副春联，可见这位名医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不是随波远流，只追求个人福乐的庸夫俗子。 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那么深刻呢?因为我家有人害病，差不多总是找汪友云来看。我就是承担登门求教的差使。 当时的习惯大都是送医上门的，很少医生在家坐诊。民国初年，一次诊金通常是两毫子，他也没有例外。后来大概是求诊的人太多了，他只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依照市场调节的法则，提高为一次诊金四毫子。他看病还有一个特点，遇到特殊的症状，他常常写出一篇脉论，详细论述就诊病人的病状、病因及处方准则。后来因为病人动不动要求写，他只好再定下一条规矩：“作论加倍”。我就亲眼看过他文不加点的写脉论的情景。这些脉论如果当时有意识地保存下来，倒是大有参考价值的像叶天士一样的“临证指南医案”。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祖母的一次大病。病势之凶，急得我父亲直哭，连原先奇存在寿材铺的棺木都动斧备用了。可是着急一场之后，病人却转危为安，诊治医师就是汪友云。 又有一次是我二哥突发急病，深夜请汪友云来家。他开过处方之后，写了一篇长长的脉论。我看不懂，只能按方抓药，二哥吃了药很快就好了。 还有一次，我的姐姐有病，请他诊治。旧式礼教，闺女是不能面对生人的，对医生也不例外。那是在闺房门口挂起布帘，布帘底下放一张方桌子。病人从布帘底下伸一只手出来，让医生切脉。这就连中医诊病“望闻问切”的所谓“四诊要诀”都不能一一做到的，可是病也就是这样治好了。 关于对待中医的问题，我总要想起鲁迅，我对鲁迅的祟拜程度，差不多可以说是鲁迅的“凡是派”。但是鲁迅说中医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我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过。原因就是通过汪友云的医术使我相信中医的确有它的特殊的疗效。虽然对中医有些阴阳生克的说法我不敢轻易相信，但那是科学还未充分发达的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不应该乱打一气的。 听世交老辈说，汪友云早年入塾读书，聪颖过人。如果他可以参加考试，准会出人头地。不幸他的父亲当过“爷们”，那是差役一类的职业，不入四民，即士农工商之列的。他们的子弟根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但他是天生的读书人。语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于是他案头的书就由原来的四书五经，换上了《灵枢》、《素问》。而且从理论到实践，成为一代名医。 他生活朴家，穿的总是一件灰布长衫，而且特别宽大，双手下垂，稍为向后斜伸，走起路来，迂缓平实，仿佛魏晋名士宽袍大袖，服药行散的风度，与人谈话，不骄不谄，有时莞尔一笑，点头称善，一室春风。 二十年代广东政局动荡，他曾经移居香港，照样挂牌行医。我在报纸上也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可见他在香港也是站稳脚跟的。由于香港只是我暂时栖身之地，不久我就去了上海，从此没有他的消息。现在要谈他的生平，苦于所知不多。探望有心人能够多作补正，毋位一代名医，埋没无闻，是为万幸。
——《惠城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作者：廖辅叔，中央音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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