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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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情深

汪大纲

在我们十姐弟中,我同二弟大绶年龄接近,相处的时间最长,有许多难忘的往事。今年他也七十岁了,写一点回忆文字,作为纪念,并兼祝贺之意。

大绶1935年生于南京。那时,我在唸小学一年级。我们一家人当时过的是小康生活,因为父亲工资较高,有180块大洋一个月。有时,祖父母也在,三代共享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上海后,分兵三路直取南京。我们家分三批撤出,终于在南京大屠杀前逃离了虎口。

我们逃回了故乡乐平,在那里只住了一年。1938年,父亲受命去萍乡上埠办瓷厂,先离家赴任了。母亲带着姐姐、我和大绶随后赶去。大经太小,只好留在老家请祖父母照顾。乐平到萍乡路途遥远,几乎要横穿整个江西,只能坐长途汽车,路况差,全是黄土,汽车也陈旧,开起来不时巅簸,尘土飞扬,有时上空还有敌机骚扰。

我们在上埠住了6年。家庭成员陆续增加了大绩、大绥、静婉。上埠是个靠瓷器兴旺起来的小镇,离县城35里,群山环抱,地虽偏僻,却也山清水秀。大绶从3岁长大到9岁,在那里进上埠小学。许多年后,他重返故地和母校,拍了照片,还给我寄来几张。大绶小时候身体结实、活泼、调皮、热情、好动,深得父母喜爱。由于其他弟弟很小,他老要跟着我玩。我则嫌他小,跟着我太累赘,总想甩开他。他很机灵,转眼见我不在了,就赶快追出来,想甩开他也不太容易。我们常玩的地方是:在瓷厂看工人干活,到附近的小河和池塘中玩水,去戏台广场看戏等等。上埠和附近的村庄都有戏台,经常请戏班子来演出。

1944年,日军侵占了萍乡,全家开始了由上埠回故乡的千里流亡。由上埠到吉安的几百里路全要靠步行,要翻越武功山脉的丛山峻岭,到了吉安才有船可坐。当时,全家6姐弟中,唯一能独立行走的只有大绶。静婉由母亲背着,大绩、大绥坐在米箩中请人挑,姐姐和我都在生病,姐姐睡担架,我有时坚持不了,还要父亲背着走。大绶身体结实,没生病,又能吃苦,一个9岁的小孩能坚持走几百里路确实不容易。

我们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在回老家的前后,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将老屋“苍堵轩”主动让给二叔，我们借住二祖母家的一幢大房子，有四室二厅加大厨房,前面有个大院子,中有花壇,后面有花园,种有桃子、桔子等果树,并有一口深水井。我们兄弟常在花园中玩,爬树,摘水果。夏天则常在前院吃晚饭,饭后搬出竹床来纳凉,请本家叔叔讲故事,然后就在竹床上睡觉,直到半夜,天凉了,母亲才一个个地叫醒我们回屋去睡。那时,父亲在景德镇工作,不常回家。姐姐常年在外上学。在家里祘我最大,但有时我也住校,大绶就是老大了,成了母亲的有力帮手。我上乐中,他上第一中心小学,经常随我去玩,这时,我不会再甩开他了。夏天,我喜欢到乐安河游泳,或横渡,或在竹排下潜泳。他常跟去,后来也下水了。我也喜欢打篮球,有时到社会上比赛,他也跟去呐喊助威。我们打赢了,他比我们还高兴。我还喜欢京剧,毕业那年,母亲去南昌看病时,给我买了一把好胡琴,大绶也拉着玩。我去北京上学时,没凖备带走,考虑上大学后没机会玩了。大绶发现后,硬把它塞进了我的箱子,尽管他也很喜欢,但为了我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

1948年,父亲陪姐姐和我去上海,全家到乐平汽车站送别。我同大绶朝夕相处的13年到此结束。这第一次分手到下次见面竟长达8年之久。

我上了北大,他进了乐中。1951年,他初中毕业后参军报国,给我寄了一张学校送别时戴大红花的照片。1952年1月,他奉派赴朝参战时路过北京,抽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甚感突然,想立即见他,他说军令紧急,没有时间了,我们错过了一次近在咫尺的见面机会。后来,他托人捎来两件礼物,一只手表,一双军用皮鞋。当时,我经济情况不好,这礼物无异雪中送炭。

1952年,我去了清华。他在朝鲜前线经受着战争的考验,那时才16岁多。我对他十分牵挂,我们时有书信来往。在信中,他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他还寄来了照片:在冰天雪地中端着冲锋枪的英姿。后来朝鲜停战,他安全地回到了祖国。

1957年春节,我在阔别8年之后第一次回郑州探亲,返北京途中,在石家庄下车,与大绶进行了久别后的第一次相聚。那时,他在铁道兵学校毕业后留校任职,对我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内,他拉起了手风琴,让我和唱一首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这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同年暑后,我到南京工作,他则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走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先在铁道兵,后在基建兵。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培养了待人热情,工作努力,学习勤奋,办事果断,生活简扑的作风。他提高很快,受过通令嘉奖,立过功。我们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或同去郑州探亲,或他多次来访南京。他说他对南京很有感情,因为这是他的出生地。我陪他畅游了六朝古都的中山陵、玄武湖、长江大桥等名胜,还去过他出生的鼓楼医院。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调到北京煤炭部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1978年,我陪本琼赴京就医，托朋友给阜外医院和301医院的院长、主任写了信,请大绶联系落实。后本琼住进了阜外医院,前后一个多月,我提前回南京了,一切请大绶照顾。他经常去医院探望,关怀备至。

大绶定居北京后,那里逐渐形成了我们家郑州以外的第二中心。他和秋芬对父母很尽孝道。母亲去世后,那里成了父亲郑州以外生活最长的地方。父亲先后7次到京,过得非常愉快,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诗篇。大绶作了一件对全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趁父亲健在,记录了他老人家的许多重要谈话,包括儒林汪家家史,他本人的重要经历,他对人生信条的回答,对丹甫公《家训》诗的阐述等等。他们对我们众多的姐弟、晚辈和其他亲朋都给了热情接待。

父母去世后,为了纪念双亲,继续保持大家庭的密切联系,大绶做了许多工作。父母亲纪念集第一版《回忆与怀念》,第二版《陶瓷生涯》,主要的组稿、编辑、印刷、发放等工作都是他做的。在我同他的合作过程中,了解他对此非常负责,精益求精,倾注了对父母的一往深情。对全家1997年、2002年和即将到来的2005年的大团聚,他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他还不时向乐平、景德镇等地的报刊,撰写或提供介绍儒林家风和纪念父母等方面的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中介绍了我们家大团聚的情况,影响更为广泛。

大绶一贯工作勤奋,事业心很强。他的工作时间在我们姐弟中是最长的。1995年退休后发挥余热达8年之久,工作劲头不减,主编了多本书籍,获得了“全国报业先进经营管理者工作者”的嘉奖。现在不工作了,仍笔耕不辍,经常有文章发表，他的文集又将问世。在这方面,他对我也很有帮助。我读书虽不少,但写得不多,写了也不积极发表。他不只一次将我的诗文推荐给乐平报或有关出版社。我的那本小诗集《岁月诗抄》也是在他的鼓励下编印出来的。 （2005年7月）

亮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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