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左走,向右转--我和我的时代

龙眠久子

第一部分 毅然前行 9

　他乡遇故知，真是喜从天降，在病房里碰见了薛和。她是皖南新四军军医处的医生，同我一样，是从上海奔赴新四军的。新四军初建时期，叶挺军长把他的朋友沈其震大夫送到新四军军医处当处长，沈从上海动员了一批医生和护士到军医处，使军医处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医院。1939年初，我从浙江金华的新四军兵站来到军部，就曾在军医处停留。他们要分配我搞营养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不懂这一行，不敢接受。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从上海来的许多同志，其中就有薛和。这时的薛和使我忆起几年前的往事。我问面有病容的薛和：　“你大老远的从哪里跑到这里的呀？一路的艰苦，你这病人能吃得消吗？”我以为她也经历过像我一样的旅程。

　　“我是先到烟台，过海来到大连医院的。”

　　薛和的丈夫崔义田也是来自上海的医生，解放后曾做过国家卫生部的副部长。这时他是某师的卫生部长，薛和才在一年前从烟台到了大连。原来她也是海上秘密交通道的过客啊！只是她大概没有在远行中经受太多的磨难。

　　一位日本医生到病房来检查病人了。他看上去40岁上下，有一点日本式的短胡须。他走到我病床前，检查我的左臂，没有让我去拍X光片。

　　他问我：“你多大了？什么时候受的伤？”他的中文很生硬。我勉强地听懂了他的问话。我不会说日语，灵机一动，我用了英语，医生大概都懂英语，这样我好同他对话。

　　我说：“30岁。大约是一个多月前因翻车受伤的。”也许英语对他起了点什么作用。他的脸色似乎缓和了些，不那么矜持严肃了。

　　他说：“你是脱臼了。你还年轻。做手术可以复位。”

　　我一听是脱臼不是扭伤，才恍然大悟，更自责怎么这样地缺乏医学常识。我把检查结果告诉了薛和。她说：“这个手术不困难，不必担心。明天你做手术时，我会在外面等你。”

　　在手术室，医生给我注射了全身麻醉药，叫我数数，大概不到10就数不下去了。等我醒来时，受伤的手臂已经包扎完毕。医生说，几天后就可以摘掉绷带，然后回去照他教你的办法慢慢地练习。

　　我欣喜之余，更感到医术的神妙，多么幸运啊，我逃脱了终身残疾的危险。

　　恢复手臂功能的练习很简单，大概十天左右，就完全正常了。

　　天气渐冷，进入冬天了。办事处对我说，暂留大连工作一段时间吧，明年适当时机再上路去哈尔滨。就这样，我到关东通讯社去做了半年的翻译英文外电稿的工作。

　　6、大决战期间我在东北遭遇了多个“第一”

　　大连有铁路直通哈尔滨。但在1947年至1948年辽沈战役之前，沈阳、长春、丹东等城市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欲往哈尔滨不得不借道，从隔海相望的邻国朝鲜绕行。幸而，大连港到朝鲜有公开的轮船航行。大连的东北局办事处便安排我和家属走这条路。

　　我因而到了国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那时借道朝鲜，不需护照，也没有签证。

　　从大连到离朝鲜首都平壤最近的南埔港，航程不到一天，非常方便。平壤有东北局的办事处，我们得以驻足。没有时间和条件游览观光，但平壤这座城市的形象令我难忘。街上所有店铺和其他建筑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高悬挂着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席的巨幅照片，一个接一个，一条街接一条街，非常耀眼，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在我国的敌后根据地，只有重要的会议场所或机关单位的礼堂，有的悬挂朱、毛或毛、刘、周、朱等领导人排成一排的不很大的照片，但并不特别醒目。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个人崇拜”；苏共20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几年后的事。当时，这个奇特的场景，给我留下的并不是壮观，而是令人厌烦的俗气。

　　从平壤到哈尔滨，要先从平壤进入吉林省，再换乘我国在东北的火车，经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最后去到哈尔滨。作这样一次旅行绝不轻松。

　　幸运的是，办事处同志通知我，东北局派出的我方贸易代表团同朝鲜方面的贸易谈判已结束，明天代表团便要起身回哈尔滨，有一个专列送代表团，我可以随他们前去。于是我们按时登上了专列，见到了代表团团长叶季壮同志等人。他们很谦和地接受了我们。

　　火车上有硬席卧铺，是用木板搭在面对面的硬座上拼成的。那时，即使是专列上也没有建就的铺位。火车上供给每日三餐，不用我们操心，我们又吃又睡，度过了一次神仙般的旅行。大概“专列”是从哈尔滨开出去的，又免去了换乘的麻烦。屈指算来，参军以后的十年日子里，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艰辛、还有享受的旅行。

　　火车停在一个大车站，哈尔滨到了。时间是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后。

　　我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这支歌，走上革命征途的。十几年后，来到了依傍着松花江的哈尔滨市，这是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较量中，在全国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我的兴奋和感慨是难以描述的。屈指计算，从1939年参军，在农村工作和生活了近10个春秋，现在又回到了城市。这个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我革命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了。

　　1948年的哈尔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所在地，东北解放区的中心，集聚着陈云、李富春等多位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代表中央指挥着东北地区的全面工作。

　　连年的战乱，还在继续着的解放战争，使这座城市面临着经济凋敝、物质匮乏，居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困境。但不管怎么说，解放后人们常爱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自豪之感溢于言表，连高岗在第六次劳动大会上都说，欢迎代表们来“我们自己的城市”聚会。

　　哈尔滨有过繁荣的历史。中东铁路建成时，哈尔滨就在上世纪初成为了国际性商埠。几十万各国侨民聚居在这里，其中不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的贵族富豪，这些“白俄”为逃避革命流亡来到这里。这里房屋的结构和样式不少是俄罗斯式的，外墙大多是粉黄色，可能是俄国城市的通用颜色；唯一的百货公司，秋林公司是俄国人的资本；中国老百姓的口语中用俄语发音的外来语已经很普遍，人们把面包叫做“列巴”，把铁桶，说成“喂得罗”；不少白俄罗斯的后裔和中国人通婚，自然繁衍了后代，当地人叫他们“二毛子”。这一切都使这座城市带有了明显的俄罗斯风味，格外引人注目。

　　我到达哈尔滨后，到东北局去报到。组织部分配我到东北日报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我的家安在东北总工会，我丈夫工作的单位。总工会的干部们像在老解放区一样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每家一间屋子，吃大锅饭、发少量零用钱。食堂有大灶和小灶之分，在小灶吃饭的是少数的领导（不超过10人），我作为家属也临时参加进去。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小灶的食堂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只有一条长桌，连凳子椅子都没有。十来个人端着饭碗围着餐桌站着，边吃边说说笑笑，很是随便。就是在这个饭桌上，我认识了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还有宋平和爱开玩笑的庄启东。这几个人以后在北京还常有联系，孩子们见庄启东个儿矮小，都喊他“小日本”。

　　我第一次在哈市采访，很顺当地写了“永垂不朽”为题的纪念杨靖宇将军的文章，刊登在东北日报上。我骑自行车去哈市烈士纪念馆参观兼采访。东北民主抗联抗击日本十来年的累累战绩和可歌可泣壮烈献身烈士的事迹，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写出了杨靖宇烈士的事迹。文章的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特别感人的细节我记住了，那就是：日寇在残忍地杀害了这位将军后，用刺刀剖开他的腹腔，看到的只有草和树皮，没有一点粮食，大为吃惊。不久听说此短文被收进了当地的小学语文课本，我感到了旗开得胜的快乐，有点沾沾自喜了。

　　采访第六次劳动大会，我白天在会场听会做笔记，晚上写会议公报性的新闻。陈云、李立三等领导做的四小时讲话报告，必须用一两千字摘要，次日见报。一连二十天，到了后期，我已筋疲力尽，没有安眠药已无法入睡。总算挺住，支持下来了。这样快速的工作节奏是我第一次经历，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接到前往采访接管即将解放的沈阳市的任务是很突然仓促的，报社未派第二位与我同行。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又是工商业中心，接管工作非同一般，而我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将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我脑子里空空的，但仓促中也不管不顾了。这是我来哈尔滨之后的又一个“第一”。

　　我于10月底随同接管人员离开哈尔滨市。当时中长铁路的北段还未修通，如乘火车需经吉林市绕道。我不记得曾乘了火车，印象中，我们一行人是在一天夜晚乘着一辆大卡车抵达沈阳的。进入这座漆黑的城市时，远处的炮声还未停止呢。

　　卡车停在军管会办公室地点，沈阳市的大和旅馆，后来改名沈阳宾馆，也算交际处。这是坐落在市中心大转盘最近的一座高大的现代化楼房，交通非常方便。

　　漆黑的大楼，只见到办公室透出微弱的点点烛光。走近洗手间时，顿时闻到扑鼻臭气，厕所里蹲用的便池，个个都堆积了满满的粪便。这种景象着实使我惊呆了。

　　没料到的是，一觉醒来，电灯亮了，走进洗手间，那里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宾馆像个宾馆的样子了。原来，凌晨市内发电厂已恢复了供电。电车开动了，电话也开始使用，部分工厂的机器也转动起来了，一个黑暗的死城一下子活过来了。楼里的人们一片欢呼声，原来是沈阳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几个月前召开的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精神，为迎接解放，早早地组织职工护厂，监督电厂的官方领导，防止他们转移机器或破坏设备，军管会一进城便贴出了公告，号召职工们按原来的岗位照常上班。电厂的职工立了一大功。

　　我到街上走了一遭，回来便写了第一条消息发回报社。

　　一两天后，我即随朱其文市长到市政府，采访接管市府的行动。我第一次见到人到中年的市长。他穿一身灰色布料制服，平平整整，神态端庄，举止相当潇洒。市长走进一个不很大的会客室，里面已成排地站立了几十个原国民党市政府的各局办的局长、副局长、代局长。大概市政八大系统的官员们都按军管会公告的要求，前来报到，进行交权。他们见朱市长进来，有礼貌地行了礼。

　　市长向他们解说了军管会公告的六项规定，市政府全体人员按原来职务上班，要求他们保管好资产、文件、档案，限三日内造册呈报，违抗者将受惩罚。他还强调了最后一条，给到职的所有人员发生活维持费，他们作为负责人要呈报人数。

　　市长讲话的时间不长。我观察到，这些旧官僚们大都低头聆听，很少有抬头讲话的人。从面部上，我捕捉不到什么异样或特殊的表情，好像很镇定的样子。他们都是城府很深的政客。前一天军管会办公室就有人告诉我说，这批人的思想很复杂，害怕挨斗，他们对共产党有疑虑；认为目前共产党虽然胜利，美国不会袖手不问；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就有救了……他们又怕东北可能还要成为战场……有些人已将家属送到了关内……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同志带领几十位工会干部也来参加接管工作，他们同时在工人群众中访贫问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沈阳的工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深重，伪满时期当儿皇帝的“顺民”；国民党来了，抓壮丁，要人命的苛捐杂税，更面临着私营厂家破坏工厂、抽走资金的威胁……在铁西区，我和工会干部们一起，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近工人，听他们控诉吃人的旧社会……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萌发了要为他们呼喊的念头。

　　离开铁西区以前我用一整天的时间，访问了一位已失业半年多的老人，访问记发表在《东北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又是我的“第一次”。

　　接管工作千头万绪，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到制定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细到诸如车辆左侧通行，还是右侧通行的技术性问题，都必须慎重解决。军管会主任陈云同志　既要处理对外接管的方方面面，又要对内管好4000多接收人员的庞大队伍。他虽日理万机，但非常注意总结经验及时向中央报告。接管沈阳的经验对以后其他大城市的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他的报告被中央作为成功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载入了史册。

　　我有幸适逢其盛，虽然亲历极为有限，已经大开了眼界，终生难忘。

　　我随同来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劳动大会的500多位代表，在会后到当时北满最大的国营工业企业参观。我们乘坐的是火车专列。500多人真得要一列火车呢。

　　走进车厢，一眼望去，看不见座位，也没有面对面的三层卧铺。整个车厢就是用木板搭成的一个大通铺，上面铺盖着一色的白床单。通铺的一头靠窗，另一头留给人上下。我们在车厢里睡了两三晚，白天在外面活动参观。

　　我忽然发现我的铺位旁，睡的是贺子珍，吃了一惊。几天前在总工会办公楼里我曾远远地望见她和一个小女孩的背影，有人告诉我那是贺子珍和她的女儿娇娇。她们大概是住在总工会招待所的客人。

龙眠久子

第二部分 踌躇时刻 1

　这个夜晚，我发现她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的。次日清晨起床后，我才有机会近距离地注意观察她。她身材不高，显得瘦弱，衣着朴素简单，举手投足之间透着端庄文雅，还带着点洋气。我们相对时互相点头笑笑，没有交谈。

　　第二晚，我因当天参观活动了一天，带着疲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还是不时地感到她在翻动着。

　　我在苏北根据地的盐城抗大五分校工作时，就知道我们的副教育长贺敏学是她的兄长。见到贺子珍后，我觉得从他们的长相上看不出是兄妹来。

　　全国解放后，听说她常住上海。有一回，我出差到福建，副省长贺敏学和他的妻子李立英，抗大女生队来自上海的女学生，约我到家里做客。李立英同我谈起了贺子珍，并悄悄地告诉我：庐山会议期间，江西省委曾安排贺子珍上山去同毛主席相会呢。

　　政治是时或叫人兴奋时或也叫人伤悲的字眼。在我这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我犹豫过，彷徨过，被怀疑过，也被伤害过，但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良知，也没有为了获得荣华而苟且过。

　　当我的做人准则、对世界的判断与政治宣传不一致的时候，我试图去理解政治。但是，最后，我理解到的还是如何做个有自我的人。尽管这个我不高大，但是纯粹。

　　我们这代人很难，但是我走了过来，算是其中的幸运者。我写下这些文字，年轻的读者会觉得有隔世之感，但确实是我经历了的。年轻人比我们幸运多了！

　　一、亲身感受的“左”与“右”

　　1、揭发同学，盲目冒进，我也被裹挟进了疯狂的年代1957年春夏之交，知识分子刚刚迎来早春后的初夏，却突然变成了北风呼啸的寒冬。整风运动无情地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初夏，中央高级党校一年的学业结束了。我是这一期普通班16支部的学员。按照惯例，校方组织各省送来的学员开座谈会，听取学员们对中央工作的意见。座谈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学员并拍了照。从中南海回来，学员们开始整理衣物，准备离校了。

　　命令就是这时传来的：中央决定，推迟毕业时间，学员留校参加反右派斗争。

　　大鸣大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党校的近两百个学员、新闻班和新疆班的近百人中，也有右派吗？

　　运动伊始，领导发给学员每人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肖羽同志（全总海员工会主席）的。几天前他和同一支部的一位女同学（记得是纺织部的张某）一块儿到北大和清华去看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当时去这两个学校看大字报的人是很踊跃的。两个人边走边看边议论，肖羽同志一路上说了不少自己的看法。

　　发给我们学员讨论的材料，就是张某回校后整理了他的各种意见，汇报给领导的。领导不加议论或按语把这份材料打印出来分发给学员，组织了一场关于肖羽是否应划右派的大讨论。

　　支部大会开了好几次，每个党员都要表态。各种意见都有，大家没有讨论，也不进行争论，倒好像是做考试答案。

　　在我看来，这份材料上没有尖锐的意见，例如报端上曾经报道过的“某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要求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等。肖羽有些意见是对的，我是同意的，也有一些我认为有缺点，欠公允。在支部会上，我表示了以下意见：“肖羽同志只是对张某同学说了自己的意见，对也罢，错也罢，既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更不属于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的，他构不成右派分子。”

　　几天后，运动领导方面正式宣布：肖羽是党校学员中的“右派分子标兵”。我有点惊讶，但容不得我怀疑，只能接受这个决定。我的思想是右了？跟不上运动的要求了？

　　有了一个“标兵”，运动很快地就展开了。

　　16支部揭出的一个“右派分子”是财政部国防财务司司长齐某同学，他的工作岗位无疑是在重要部门。他被划为“右派”的材料是支部书记（河南省委文教部主任）主持搞出来的。支书等同志大概是根据齐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言论和校方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经过同本人谈话，最后整理出来，上报领导定案的。小组会多次批判斗争，经过“挤压呀，打态度呀”等等多个回合。这个批判过程，大约经历了好几个月。我参加的这种小型批判会次数不多。

　　要开一次支部大会，对“右派分子”作最后的清算了。因为我是支部学习委员，支委会决定我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我没法推辞，也愿意弥补我在小组批斗过程出力不多的过失。

　　写发言稿时，我很犯难。我只能按照当时报刊上这类批判文章的调子，把错误该上纲的上纲，把我认为模棱两可的上升为错误。不少报纸上惯用的批判语言，我不得不违心地照搬。因为我明白这个发言稿是代表支委会，以致全体党员的，一定得达到领导规定的标准。

　　我说过我不会演戏，大会上的发言，当然做不出慷慨激昂愤怒的姿态。我像是在履行公事似的，鼓不起群众运动火热的斗争气氛。会场上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站起来插话激发对“敌人”的痛恨。这次支部大会对齐某没有造成多大触动，也没有使他从思想上认罪服罪，只不过是完成了斗争右派的最后程序罢了。

　　支部大会后，我自己的心情很矛盾。要离开党校了，当我拿到毕业证书和转组织关系的文件时，我心里想到了齐某，他两手空空地成了人民的罪人，多么残酷啊！我不忍心再往下想了。我作为支委，心中有愧啊！

　　这次党校运动，好像没有宣布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只知道普通班的杨赓，一位文化界的老战士，在厕所里“悬门”自尽，他的宿舍就在女生宿舍的楼下，我不忍心下楼去看。人民日报的刘晓晞在黎明时被发现自杀身亡，躺在颐和园后山的地上。我心里对死者深为惋惜，生命怎么就不可贵呢？

　　我还听说：一位从边远地区来的某省委宣传部长“入学时就是右派”。学员在入学前是要经过考试的，我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论无产阶级专政’读后感”（人民日报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发斯大林错误之后发表的评论）。据说，这位同学的作文中有批评毛主席的话，说他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谈败走麦城”（大意）。一句话就定了一位老党员的终身。我觉得未免失之轻率。

　　1958年夏，我从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后，告别了人民日报社，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

　　这一年的5月，中央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我国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并在报纸上公布，以此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奋斗雄心。后来的实践证明，指标提得太高，时间太短，引发了大跃进，脱离了我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是个完不成的“高指标”。

　　新闻系总支和系主任不失时机地紧跟着提出了“新闻系在5年内达到国际水平”的规划。那时国际处于冷战时期，我国实行“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政策，与西方世界是隔绝的。我们看不到外国报纸和刊物，出过国的人也极少。先进国家的新闻教育是什么样的？“国际水平”是什么样子？我们离国际水平有多远？差距到底在哪里？我是一无所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是什么状况，这些问题未经调查搞不清楚，这个规划岂不是空谈？

　　我对它有怀疑。在一次讨论规划的干部和教师会议上，我的疑点没有得到解答，而我对“国际水平”提出的疑问，反倒引起了一场争论。

　　当我还提到“要追赶先进，需要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而我国还是一穷二白”时，似乎惹出了更多的反方意见。有人抬出了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过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接着更有人说：“有了毛泽东思想就能达到国际水平。”我不依不饶地争辩：“有毛泽东思想，不见得新闻系五年内就能达到国际水平。”

　　那次会议的发言是些没有什么系统和条理的意见，多是“即兴的”，甚至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也没有什么记录，更谈不上什么结论。因此散会以后，我没把这番争论当回事。

　　我万万没料到的是，两年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就是这场争论提供了批判我的材料。

　　有人把1958年称作“疯狂大跃进的一年”，一点不过分。

　　在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为实现中央的规划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

　　按规划要求，这一年的钢产量应由去年的500万吨增长到1070万吨，可是上半年只产生了300万吨，缺额太大。于是，全国出现了“以钢为网”让“钢元帅升帐”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修小土高炉，砍树木，找矿石，用土办法大炼钢铁。报纸上不断报道生产捷报，出现了不少“高产卫星”。这些高产的数字，一个比一个高，攀升得很快。有一个省创出了日产18000多吨的纪录。

　　农业战线的“高产卫星”更让人目瞪口呆。什么小麦平均亩产7200斤啦，稻谷亩产3600多斤啦，都出于有名有姓的生产队。你不相信吗，你怀疑这些高产吗？《人民日报》就会发表《保守派服输记》一类的文章，列举怀疑者被批评得只有认输的事例，并把“保守派”的帽子戴到怀疑者的头上！

　　之后，报上还不断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五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类的豪言壮语。有的公社社员们已过上公共食堂　“吃饭不要钱”、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混乱、矛盾重重，疑虑多于亢奋，苦恼胜过喜悦。大概是我头脑简单，缺乏想象力，再加上爱刨根问底，抠个死理，才不得安宁。

　　土高炉炼出的钢铁数字不小，积累起来，充抵得上1070万吨吗？我采访过鞍钢、本溪等现代化企业，有一点高炉炼铁、平炉炼钢的知识，可是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土法炼钢。我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也知道群众运动的力量大，我不敢对土高炉泼冷水。但我怀疑其产品的质量。

　　小麦和稻谷的高产数字，我怎么琢磨也想不出它们是怎么出现的，报纸总不能登假消息吧。我真像是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们的冶金部和钢铁专家，农业部和农业的专家里手，怎么不向中央提意见呢？

　　我坐在学校没有到农村去做调查，没想到过这大半年大跃进给农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者到农村住过一段时间，有科研单位也组成调查组，于1959年上半年去做了农村调查，人民大学校长邹鲁风曾亲自率领一个调查组下乡，他们根据真实情况，都写出过调查报告，反映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些同志在以后的运动中，都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邹鲁风校长顶不住批斗带来的侮辱，竟自杀身亡了……2、因为幼稚的任务讲义说我“严重右倾”，我不服善于跟风的新闻系领导也坐不住了。他们不是按照赶上国际水平的规划要求，在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条件、增进教学设备诸多方面来个“大跃进”，却是背道而驰，决定停止上课。一方面把学生分组由年轻教师带领，到人民公社或县里去办报，或到省报办　“记者采访组”；一方面留一部分人在学校后院“炼钢”，可惜没有炼出来钢，不久便收摊了。从此，系里的规划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和少数比较年长的教师被留在系里写讲义，这期间，我埋头写作，很少与同事们往来，我没对旁人说过我思想的混乱。

　　建国以来，新闻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还处在初创阶段，教师写讲义是带有突击性的任务，当时有五六种讲义，规定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自知承担这个任务，主客观条件都不好。我在燕大当学生时，燕大虽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新闻系，但我却没沾过边儿，学化学的我是新闻教学的“门外汉”。我从未读过一些先行者如邵飘萍和范长江等人的新闻学者著作，也没有时间去读多少参考书籍，只是突击浏览了一点马列著作中有关的论述。我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经历也不长，在第一线采访只不过三年时间，采访经验很有限，又没留有什么日记可作资料。但是，我刚从党校毕业，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怀着很大的决心，一定要在讲义中狠批资产阶级记者，大树无产阶级记者，大跃进的火热气氛同时也催动着我。

龙眠久子

第二部分 踌躇时刻 2

　我写作的态度是端正的：一、不沽名钓誉、患得患失，轻装上阵。

　　二、严肃认真、踏踏实实。

　　我广泛搜集当时出版的《新闻战线》等许多业务刊物上刊登的各方编辑记者写的采访经验、心得体会，写笔记，做卡片，积累资料和素材。不串门，不访友，不看电影，不进商店，我就这样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到一年时间竟完成了《新闻采访讲义》。

　　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讲义有重大缺点、错误。举凡成功，优秀的范例，不是中国的就是苏联的。苏联爱伦堡和西蒙诺夫的战地采访和作品受到高度的推荐；我国的魏巍、华山的经验心得得到很高的评价。而应该反对和批判的东西，列举的无一不是西方记者。对西方记者全盘否定，拒绝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这种偏颇的片面性，贯串着讲义的始终。它反映了我当时认识问题的水平，大概也代表了那个时期　“左”的思潮的烙印吧。但我自知这个讲义非常简陋，说不上是什么学术著作，也缺乏生动活泼的可读性。不管怎么说，可以引为自慰的是我尽了全力了。

　　系里没有预先同我商量，就把它交给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发行的材料，于1959年6月出版了。当我见到这本用黄色的粗纸印出的小册子时，有点意外，并不高兴，因为我不认为它已达到可出版的水平。

　　这个讲义问世一年后，却成了反右倾运动中我遭批判的靶子，真令我哭笑不得。

　　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高层会议。会议期间，我有资格看到的红头中央文件（中央文件的阅读者范围是按干部的级别规定的），我都认真地读过。其中，就有那份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万言书”。他向主席反映了一年来全党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和严重后果，提出了纠正“左”倾路线的建议。

　　我读这份“万言书”时，有顿开茅塞之感。它说出了我一些心里想说的话，说了更多我不知道、没想到和分析不了的高见。

　　会议结束后，报上突然公布党内揭出“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消息。这四人中，至少前三位都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局最高领导成员、开国的功臣、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们怎么会结成反党集团呢？这消息真是震天动地的一声惊雷！我震惊、困惑。

　　黄克诚是我的高层领导，我见过他。我虽然不清楚他的革命历史的全部，却知道是一贯对党忠诚，累建战功的将领。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的新四军三师，由两万人发展到七万。他开辟了盐阜、淮海地区的工作，创建了苏北解放区。1942年，苏北敌后战局严峻，实行精兵简政，抗大五分校暂停办。兼任校长的黄师长曾找我到他住所面谈，问我是否愿意到青岛去做地下工作。他告诉我，那里的工作是他亲自领导的。

　　我眼见他的住所非常简朴，挂着一块长条白布作卧室门帘。他身体不魁伟，讲话声音也不洪亮，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不像个名将，倒更像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这次短暂的会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怎么会成了反党集团中的一员？党内斗争为什么这么复杂，又这么残酷？真让人迷惑不解。

　　此次会议的召开，原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左”的狂潮，拨正方向的，到后期，毛主席看了彭老总的“万言书”，把这个给他个人的信，批示发给会议全体成员，示意加以批判，因而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从反“左”来了个180度转向全力“反右”了。

　　这个基本情况，在党内并没有传达。我是在很久以后，看到当时与会者的回忆文章才逐渐弄明白的。

　　此次会议之后，中央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规划，也没再提了。

　　共和国十周年大庆，欢乐的彩霞刚刚散尽，1959年底到1960年初，庐山会议党内斗争的余波就传遍了全党各级组织，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右倾运动。

　　有一天，我按照通知到系里小会议室开会，一走进会场，就吓了一跳。围着长桌，坐满了系里的头头和其他教职员。抬头望见墙壁上还贴着几张白纸黑字的“小字报”，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主持会议的人明白地对我说：你要老实地接受大家对你的批判。我一下子懵了，既紧张又惶惑。

　　批判我的发言，大多是事先有准备的，有人还拿着发言稿，有两三个发言重提一年多前发生过的关于“国际水平”的争论，没有新的内容，不过，上纲上线了，说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也有人批判我在小组会（交心会）上汇报的思想：“百货大楼货架上空空如也，供应如此紧张，还不如国民党时期……”上纲到否定”大跃进……6月份在内部发行的《新闻采访讲义》成了批判的重点：什么“记者中心论、记者独立论”呀，什么“混淆了无产阶级新闻学和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界限”啊……听到这些发言，我心里火冒三丈。　真实讲义第一章出现过“独立”职业。那是叙述记者这个职业产生的历史时写道：记者成为独立的职业，开始于编辑、记者和出版者的分离，然后又经历了记者和编辑的分离，并叙述了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报纸成了广泛流传的读物，不得不改变原来一个人要把许多工作包下来的状况，使记者、编辑与出版者逐渐分离开来。记者从编辑工作中“独立”出来，是随着新闻事业日益发展才最后完成的。

　　讲义还引用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此的阐述。这里说的“独立”同“资产阶级的记者独立论”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更窝火的是，讨论会变成批判会。我始终是不明不白地坐在受批判（说得难听点，就是挨整）的席位上，失去了与人平等地发言的资格，只允许你听，不允许你反驳。只要你开口，就得挨上“态度不老实”的斥责，错加一等。

　　这样的会开了几次就没有什么可以批的了。最后一次会，已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原系主任，突然出现在会场上，并第一个发言。他批判《讲义》为什么把记者称为“人民记者”？他的话一落地，便引起我的惊愕和反感，心中暗自嘲笑地反驳：你身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怎么不把“人民日报”改做“无产阶级日报”，反而来批判我，岂不是一大笑话？况且我在《讲义》中是“人民记者”和“无产阶级记者”互换着使用的，大概你没翻阅过讲义吧……。我算是领教了他的“左”倾狂热了。

　　说实在的，这次对我的批判，并没有多大的力度，远没有达到批倒批臭的程度，但对我精神上的震动是强大的。这毕竟是我入党以来的第一次。政治上幼稚，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才产生了那么多消极的情绪。

　　我感到委屈、心里不服，有理不能辩，很憋气。同时，我心情紧张，对以后的前景忧心忡忡。想想开国功臣彭老总竟被打得“身败名裂”　，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一个普通党员今后怎么做人？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虽然不服系里的批判，但我内心不能不承认我的“右倾”，因为我怀疑庐山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我违犯了“听党的话的信条”。

　　1960年10月，组织上对这次批判作出了结论，我的错误被定为“严重右倾”，给予撤销教研室主任职务的处分。在这个决定上签署本人意见时，我写了一项保留意见：我还未认识到“讲义贯穿着资产阶级新闻学记者独立论和记者中心论”的错误。

　　3、农村干部用欺骗手段对付上级，用恶劣态度手段对待我我对下乡劳动锻炼一向是积极的，前几年每年夏收到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我总是卖力气地干活。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要工农化，改变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　的缺点。　我一直按照教导在改造自己。犯了“严重右倾”错误，我被安排下乡劳动改造。虽然对错误结论内心不平，但并不妨碍我愿意接受劳动锻炼的态度。

　　我被派到东郊的来广营公社，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生产大队当公社社员。这个大队离公社很近，交通方便，是市委和区委经常派人前去或是带人去参观考察的地方，自然就有很特殊的示范意义。

　　我被领到大队干部陈华家，住在他家空着的一小间灶屋里，里面有一盘炕。一位年轻媳妇抱着一个一两岁的男孩招呼我放下行李，她家给我准备了晚饭。我看见那个孩子眼睛下面生了一个疖子，还在流着水，便用随身带的碘酒、酒精、红汞一类的普通药水和棉花纱布，给孩子涂抹，包扎。孩子的妈妈很高兴，一再感谢。第二天，她就带着我到小队的地段去出工了。临出门，她特别在意地给我选了一个小锄具，交给我，说，队里的工具，不好使，你初来乍到，使这个方便。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俩一直是一块儿出工，一同收工，相处得挺融洽。

　　一天下工后，大队支书通知我，叫我带着行李搬到大队部去住，我离开了陈家。大队部是个集体宿舍，那里集聚着一些办公的人，没有几个是住在队部的。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睡一个床铺。周围没有小媳妇和大嫂，出工时，再也找不到同行的伙伴。陈家媳妇也很少见面，因为我不是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了。大队部食堂的伙食不比陈家的差多少，也不要付伙食费，可是我感到失去了一个朋友。

　　后来，我渐渐熟悉了所在生产队的社员们。我想到了把我调离陈华家是大队支书等领导，不希望陈家媳妇同我亲近。从好的方面分析，是怕我这个犯错误的干部对她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从坏的方面推测，是怕我通过她过多结识和了解社员们，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不管怎么说，我对大队领导的这种做法只能保持沉默。

　　在菜地劳动，虽然重活不多，但是对于在城市生活惯了的人，最大的困难是要学会蹲着而不只是弯腰干活。一个中年人要适应这个特点，需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每天下工之后，两腿和腰部总是剧烈地疼痛。干活的时候，蹲不住了，就得站起来，伸伸两腿。几年之后，我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发现那里的农民，平常就爱蹲着，傍晚总是端一碗稀饭蹲在地上喝，有时在屋子里不是坐而是蹲在板凳上，这是从小形成的习惯。城乡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难怪我始终难以适应菜地的劳动呢。

　　春天，把育好的辣椒秧、茄子秧等距离地栽上，这类活儿算是轻的。到了盛夏，要栽培秋黄瓜，那就真是苦差事了。有一次我被分配到搭好架子的黄瓜地里去给已经下了种出了苗的黄瓜苗松土、锄草，黄瓜架子大约有一人高，交叉着的细竹竿上下端只能勉强容得一人弯腰钻进去。我顶着烈日，钻到黄瓜地垄里去护苗、松土、锄草。大概因我身材不高不胖，可以钻得进，才派这个活儿给我（派活儿的组长也未必没有给我点颜色看的意思）。我估计每一垄的长度至少有百米，我弯腰钻进架里蹲着一个苗一个苗地侍弄，一会儿就汗流满面，衣衫湿透了。直到百米后完成一垄，才能站起来略事休息，再钻下一个垄。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妇女，看到我从一垄钻出又要进入另一垄时，带着怜惜的声调悄悄地对我说：“汪大姐，真是难为你啦！”我劳动认真出力，社员们还是眼见心明的。她的话给了我温暖，我二话没说，又钻进瓜架里了。就这样整个下午总算坚持下来了。

　　到了初秋，该给已出苗的大白菜耪地了。大白菜是那时北京市民的“看家菜”，家家要贮存，靠它过冬。大白菜的垄凸出地面，每条垄长到有时见不到头。虽然干这个活儿没有夏天的高温，没有低矮黄瓜架的限制，但是趴在地上为菜苗松土、锄草，一棵棵苗有一定的距离，干活的人或者蹲住，或者把腰弯得很低，耪完一棵挪几步再耪下一棵，直到百米以外的尽头，这也个是个“叫劲”的活儿。我见到少数小脚老妇女和腿脚不健的中年农妇都是趴在地上或是用一个小棉垫跪在上面，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心里真不是滋味。而我也和她们差不多地忍受着腰酸背痛！直到挪到了垄头上，才互相说笑一刻。

　　秋季，经常要在茄子地里摘茄子，摘满一小篮，倒到一个大筐里，再由两三人把大筐抬走，这是年轻女社员干得较重的活。有一次派我去摘茄子，摘着摘着，忽听远处的大队干部妇女队长大声喊叫着：“汪大姐，你也来试试抬筐啊。”她的语气明显地带着挑衅的味道。我抬起头看看，没吭一声，仍低头摘茄子，在场的女社员，有的发出笑声，多数人只抬头看看，又不声不响地干起活来。

　　这小小的对我嘲弄的一幕，使我永远难忘这位妇女队长的厉害。

　　每月有两个休息日，允许我进城回家，离开时我到大队支书家去请假，回队时再去报到。次数多了，我感到这位大队领导（连他的姓名我都没请教过）的门槛真够高的。

　　他的住所是一个有小院子的砖瓦结构的平房，门前，真要上几层台阶才是门槛。这位大队领导在我面前确有个“大干部”的架势，几次接触，没见他对我这犯错误的干部有一句宽慰或关心的话或表示，总是公事公办地草草把我打发出门外。

　　在这个大队劳动了半年多，明显地觉察到这里的干部和一般社员之间的差异。干部们职位虽不高，见过的世面恐怕是不少的。他们学会了一套应付上级领导的手段，和领导一般社员的能力。譬如，临公路近便的农田，侍弄的特别精心，成了供人参观对上邀功的资本，赢得类似“示范”的荣誉。在大跃进的狂潮时期，弄虚作假，骗取上级领导信任，获得了提拔重用。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一般社员要好得多，参加劳动却很少。承担繁重劳动的社员在当时那种工分制度下，工分值低下，多劳不多得，因此，劳动时“磨洋工”“消磨时间”“出工不出力”，就不足为奇了。

亮翁

娓娓道来，不知不觉将你带到了那个百感交集的年代。。。。

汪篪

请问楼主：只见作者名和姓，是否“龙眠山”里人？

龙眠久子

汪溪（1917— ）江苏苏州人，原名春熙，笔名一觉。女，汪杨宝小女,小名全生。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教员，《大众时报》记者，《东北日报》记者、编委。1953年后，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北京周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兼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工作。《美国的法西斯组织》译著，涉县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汪春熙现已九十多岁，仍非常健谈。祖上是休宁上溪口人，铁佛公后裔。

《朝左走向右转》——汪溪著，已于十月在北京出版。此书是汪溪（汪春熙）在九十高龄时亲笔撰写的一部十万余字的的回忆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叙述：第一部分，回忆了她从燕京的高才生到投身抗日救国，又如何成为一名翻译的历程；第二部分，从与各国使者的接触、会面到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的细节描述；第三部分，回忆了和家人的亲与情。语言朴实、自然。其中第三部分的恩怨沧桑读来尤为亲切，她把汪氏祖上人物不为人知的一些事真实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使我感觉与他们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