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果巷历史人物——汪作黼

龙眠久子

汪作黼名赞綸，字作黼，号铜沙余叟，常州人士，祖籍安徽休宁，生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民国十年（1921年）三月四日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汪作黼一生，国运衰微，政局动荡，先后经历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汪作黼前半生主要以授课为业，历尽坎坷，先后两次命悬一线，五十三岁考得功名后，担任清朝官职，因功屡升至二品衔，数年后，辞官经商从事典业，被公推为江苏典业公会会长。晚年热衷国学，常与文人诗文唱和。一生阅历丰富，颇具传奇色彩。
汪作黼远祖可上溯到春秋时的鲁成公（公元前590-573年）。据说，鲁成公次子颖川侯手掌生而有文，状似“汪”字，于是，以此为姓。后来，汪氏的祖先迁居到徽州，即歙县。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歙县汪华被众人拥戴，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自称吴王，公元621年归顺唐朝，授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位上柱国，封越国公。
汪作黼的先祖是汪华的弟弟汪铁佛，因有功于唐朝朝廷，被封为宣城郡开国公，授金紫光禄大夫。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其第四十代后人汪康候，从徽州休宁上溪口迁徙至江苏常州。三传至汪继堪，于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迁至青果巷三锡堂居住，又经七代至汪作黼。

汪作黼之父汪燮调，虽家境清贫，却乐善好施，甚至不惜典当衣物接济穷人。汪作黼家境贫寒，自幼性喜读书，冬日衣衫单薄，就拥被苦读，无钱购墨便以枯炭代之。父汪燮调管教极严，常在四书五经中任选一节令之背诵，偶误一字，必严加苛责。汪作黼勤学苦读，学问增长迅速，十七岁即在常州郊外白荡镇开馆授徒，当起了私塾先生，所有收入悉付父母，不留私蓄。后其父得疾，因家贫如洗不愿购药，病渐重。汪作黼回家后，以古孝子为榜样，暗中割左臂肉下药，或是被其纯孝感动，其父居然服药后病愈。以后，为了便于照顾双亲，汪作黼设帐家中，既能教学，又能与父母同享天伦，汪作黼后来回忆说，此段岁月是自己最愉快的时光。

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太平军逼近常州，总督何桂清节节败退，汪作黼之父因祖产在常州，不愿携家出逃。庚申三月，常州城被太平军包围，汪作黼时年21岁，加入了由族兄前浙江布政使汪衡甫筹办之团练，登城守卫孤城。几次险被流矢射中，一次被流弹洞穿衣衫，幸好没有受伤。不久，常州城被太平军攻陷，汪作黼被俘，被太平军押解至丹徒朱方镇，用绳索穿辫。一天晚上，汪作黼等人乘太平军守卫松懈，偷偷逃脱。但因不熟悉当地道路，又被巡逻的太平军抓回。太平军将他们押到旷野，逐个砍杀，一连杀死了十多人，眼看轮到汪作黼。汪作黼当时已被吓得昏厥过去。好久后，汪作黼似乎冥冥中听到“快走、快走”的呼叫声，苏醒过来后，却不见太平军人影。原来，太平军突然得到开拔命令，便将其余的人弃之不顾而去。汪作黼挣开绑缚绳索，只身逃命，总算侥幸绝处逢生。

由于战乱，一路东躲西藏，辗转数月才到达常州北郊，当时，太平军城防严密，他想尽办法潜入城内，抵达家门，眼前门户依旧，屋宇顿改，尸积如山。四处探听，方知父亲已殉难，母亲逃难至苏北。汪作黼遍寻父亲骸骨而不可得，只得渡江寻母踪迹，终于找到母亲，母子相遇，抱头痛哭。

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年），淮军将领刘铭传（注1）收复常州，汪作黼与母亲回到常州。此时，常州尸横遍地，青果巷老家的房屋已大部分倾毁，只留下十八间破屋了。汪作黼安顿好老母后，继续开私塾授徒，维持生计。

刘铭传收复常州后进驻护王府，一天听到屋外不时传出金属碰击声，便提灯寻声。发现是战马吃料时，笼头铜环与“马槽’相碰之声。第二天，刘铭传命人将马槽洗刷干净，发现是一青铜盘，盘内底部铸有长篇铭文，于是，召当地文人辨认。据汪氏后人回忆说，当时，汪作黼也应召前往，认出是西周珍贵文物。经后来学者进一步考证，知该盘为西周时的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已有2800多年历史，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的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是国宝级文物。1949年，刘铭传后人刘肃曾将该盘献给国家，先藏于故宫博物馆，后来归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以后，局势日渐安定，汪作黼所授学生屡有高中，于是文名渐远，收授学生渐多，家境逐渐宽裕，得以修复旧居二十余间。此时母亲染病，遍求良医良方而不见效。汪作黼仍以古孝子为鉴，割己肉入药治母，母亦得愈。

甲申年（公元1884年）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致书招汪作黼为幕僚，帮办海运差事。此时，汪作黼已是45岁的中年人，距当初发现青铜鼎已20年了。时隔20多年，刘铭传还能记得当年的这位年轻人，可见印象深刻。由此可见，汪作黼辨认青铜鼎之事应非为虚。

三年后的丙戌年（1886年）汪作黼告假省亲，由福建乘万年青轮船赴上海。离台前，刘传铭府中一位谙熟相术者对他说，“公非青油幕中人，数日之内当有大难，然而得免，科名两榜，位至监司，希努力自保，毋懈初志。”汪作黼当时不过付之一笑而已。

十二月二十四日，轮船在上海铜沙洋（注2）遇到大雾，被迫原地停航。但是，英国轮船耳保尔号继续冒雾闯行，清晨六时，在雾中拦腰撞上万年青轮。汪作黼被巨响震醒，发现情况危急，急忙去开启舱门，却被乘客行李堵塞，无法出去，又想起同行之王君因晕船眩晕，还在迷糊之中，忙将其摇醒。此时海水已涌入船舱，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门，急忙跑到船顶。混乱中，汪作黼与一些人攀上了一艘舢板。舢板小而落海者众，纷纷攀附。此时风云大作，舢板在风浪中时而陡立，时而猛烈摇晃，浪从左边打来，舢板右边的人倾入海涛中，浪从右方打来，舢板左边的人倾落海中，汪作黼将双脚紧紧嵌入舢板里的一块齿板中，得以免倾海中，自思恐万无生理。忽见骇浪中有一人靠近舢板，急忙伸手将他拉攥上来，得知是四川士人商季卿。中午时分，有大鸟从舢板上空飞过，戛然长鸣。突然，商季卿激动万分的遥指远方高喊，“天边有缕缕黑烟，是救生船，我们有救了！”

不久，救生船到，汪作黼等人被送到耳保尔号上。洋人前来安慰，抚背握手，拿出干衣供大家更换。脱险后，到达上海，与闻讯前来的儿子相见。众亲族问起详尽经过，汪作黼虽劫后余生，依然镇静自若，侃侃而谈。

汪作黼后来回忆说，在铜沙洋惊险时，许多人惊吓得心肝俱裂，口吐黄水，有些人从此患上疾病，耳聋目瞆，终身不愈。自己在舢板上，祝祷上苍，自己家贫母老，如果一死，母亲将无以为生，求上苍怜悯保佑，居然无恙。为此深有感触，以后自号铜沙余叟，

晚年常教育子女说：

“

尔等年少气盛，是非太明，于实际无用，反令嚣矜之气潜滋暗长尔。余则利禄非所慕，毁誉非所计。卒幸免于戾者，以方寸中毫无罣碍，从容涵养，最终能人定胜天。

愚不可及，圣人所许。忍尤攘垢，贤者优为。至于是非曲直，究有定论，孟尝被毁，而名益著。专立希荣，则反受辱矣。”

回到常州后，继续恢复授课生活。汪作黼年轻时科场并不顺利，后又遇上太平天国战乱，科举荒废，现在已年过半百，原本心灰。然而，经历铜沙洋之险后，想起那位相者之言，又有再赴科场之意。辛卯年（1891年），汪作黼赴金陵参加乡试，不料，临考前又偶得寒疾。当时科举考场条件是极差的，每次考试长达三天，吃住全在高五尺，深三尺，宽四尺的小砖房里，砖房两边墙上嵌高、低两块木板；白天，下面一块用于坐，上面的当桌子；晚上将两块并一起睡觉；自带干粮，饿了啃干粮喝生水；上厕所须到弄堂尽头；简直比坐牢还难受。汪作黼年龄又大，又得了病，同行友人好心劝他放弃。汪作黼认为，自己九赴秋闱，屡不得就，再放弃，以后难有机会。于是服药后进考场，坚持到考试结束。副主考官李盛铎（注3）认为他的文章经义纯粹、对策详尽，十分中意。就这样，汪作黼历尽艰难终于得以中举，这时已五十二岁了。

乙末年（公元1895年）春，汪作黼赴京参加春闱。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屡遭败绩，时局紧张。汪作黼从天津乘小车兼程赶到北京，到达时距考期仅有一天。不幸旧病复发，只得再次服药后进入考场。

等待发榜时，忽然传来对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内容，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十八省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姓名上书朝廷，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汪作黼虽年过半百，然而，作为一名参加过台湾的建设者，对台湾更有深厚的感情。后来，湖南曾熙回忆说：“汪作黼先生，予辛卯同年也。当公车会京师、公燕之日，独先生年长。询之，则云，年五十三矣…”，反映了这一情况。

该年春闱，汪作黼得中进士。考官杨颐（注4）看他文章颇有新意，以为是一位年青人，后来才发现他已年过半百，不禁笑道，我得了一名老门生了。京城里朋友们戏称他为老常州，他也不以为意。

汪作黼两次考试都在病后，颇有感概，常

教育后代说，“人世成名，常在失意之中，需常自勉。”

廷试后，汪作黼被分派到工部任主事，当时 56岁。那一年，康有为也考中进士，同被分派到工部任主事。因此，汪作黼与康有为既有同年之谊，又是同僚关系。康有为当时组织了强学会，继续宣传变法，且被朝廷命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但，汪作黼与康有为有何交往，如今不得而知。

戊戌年（公元1898年）六月，朝廷实行新政，京城内外大小官员均可便宜上书。

汪作黼上书朝廷，建议：

兴修西北水利，储备粮食，以免东南水灾和粮荒之虞；

币制作为理财之本，必须整齐划一，应统一为十进制，采用金本位，当时漠河金矿所采之生金贱卖给外商，不如自行设局铸造金币，并明令通行，以保财权；

兴办教育，以币制改革所得收入补贴教育经费；

如此等等。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大批维新官员被罢免，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汪作黼被远派为云南河阳县县令，因母亲年老难以远行，改派为安徽泾县县令，时年已60了。康有为原在工部任职，因此工部也很可能被视为维新派基地，从汪作黼对朝廷的建言来看，也应属于维新阵营，这时候被远放，很可能是遭到清洗了。

汪作黼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将范文正“先忧后乐”为做官典范，常以以己忧则民乐，己劳则民逸，安民为己任为念。对他来说，被任命为地方长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一次机会。到泾县后，尽力提倡办事从简，“事必躬亲，案无留牍”。而且，下车伊始即“摈斥舆从”。据词典，“舆”指轿子或车厢。封建时代官吏出行必坐官轿，并有高举“肃静”、“回避”牌子的差人鸣锣开道，威风八面。因此，“摈斥舆从”意味这位县太爷出行多数只能步行或骑畜，也不能大摆威风。如此一来，虽然辛苦，却有利于接近民众。汪作黼在泾期间，常到田间地头与田夫野老深谈，了解民间疾苦，谈笑间，自忘为官，人也不觉其为官。凡乡里有告讼者，汪据经书讲说，劝以道理，“始则人皆匿笑，久而多被感化。”

汪作黼早在在戊戌变法期间就提倡重视教育，到泾县后，首先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堂、建校舍。县内原有紫阳、泾川两书院，但长期被当地劣绅朱某把持，公费尽入私囊，历任官吏无人敢过问。汪作黼上任后，强令清查书院，勒缴朱绅赃款，另举公正士绅负责出纳。书院经费困难，难以多方延师，他就亲自阅卷，评定甲、乙、…等级，常至午夜尚吟哦评点不休。朱某被剥夺肥源，心怀仇恨，自持与巡抚王之春（注5）有旧，捏词诬告。俗话说，“强龙难斗地头蛇”，汪作黼才到泾县就得罪地头蛇，许多人替他捏一把汗，而他本人镇定自若，毫不声辩。幸好，巡抚王之春明了事理，审慎不发。而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注6）更洞悉朱绅奸状，批司访拿，行文至县，朱绅竟惊惧而死。两书院得以巩固，师生庆幸进谒。汪作黼晓谕道，“

余在官则为汝父母，罢官则为汝师傅，愿君等学优出仕，必当仰体余心，以兴学育才为念。”

庚子年（公元1900年）六月，北京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东南大震，大通厘局遭劫，泾县骚动，人心惶惶，群众谋议他迁，不肖之徒趁机谋乱。汪作黼捐廉俸修城垣、创办团练，昼夜巡视，晓谕当地士绅切勿自扰，亲督兵丁依次编查保甲，缉捕密谋不轨之徒。擒获匪首王有才于竹木潭，处以极刑。汪作黼一连三月，日夜冒盛暑亲自巡视，尘垢满面，汗渍遍体，常累日不食，彻夜不眠。家人对他健康十分担忧。他说，“

国家多事之秋，即臣子致身之日，守土之责，大义所在，敢自遐逸耶？”

事平之后，因保泾有功，巡抚王之春特保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辛丑和议，中国须支付大量赔款，朝廷严派烟酒肉房等各种苛捐杂税，民间苦不堪言。泾县因较安定，财政尚属满意。藩司联魁（注7）以

汪作黼功冠全省，给予最奖四次，请奖三品衔以道员用，奖花翎同知衔，兼理太平县事，以三代公官赝正二品封典。

汪作黼说自己，

一心民事，不以进阶为荣，所以捧檄心喜，无非是为仰博老母欢心。

然而，当时满清朝廷已风雨飘摇，官场腐败到了极点。汪作黼作为一个未经多少年宦海沉浮的人，不谙官场为官之道，不了解官场内部倾轧斗争之危险。一系列荣誉和恩赏必将引来忌恨，很快，他的危机来了。

1902年，新任巡抚聂缉椝（注8）莅皖，此公非科第起家，对正途出身之僚属动辄嘲讽侮弄。汪作黼侃侃不挠，屡忤其意，渐遭构陷。癸卯年（1903年）四月，母亲逝世，享年九十一。汪作黼奔丧回籍，时年六十五岁。目睹“世道人心日趋于险，慨叹吾道不行”，从此灰心仕进。甲辰年，皖省藩司联魁升任巡抚，屡致书相招。汪作黼以“亲在重禄，亲殁重身”婉辞。先杜门不出，以后，又筹划开办实业。

1905年清廷正式废止科举，汪作黼命第二子霖龙赴苏州东吴学校求学，临行嘱咐道：“

方今新学盛行，流弊滋多，苟非学有根底，鲜克有终，汝素鲁莽，再染时疾，非余所望‘汝守先待后之本意也。’”

在众多实业中，汪作黼选择了典业，在常州开办了“济和典”，命长子云龙和三子文龙襄理。

所谓典当，是发放贷款时，以对方动产或不动产为抵押，从而获取利息或抵押品以获利的一种金融经济形式。在社会上起到金融调节作用。然而，现代人对于典当业多持否定态度，普遍认为是剥削穷人的暴利行业。上世纪30年代以来，包括港、台和日本的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严重误解。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杨勇在《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5）中指出：

按照经营规模，江南的当铺主要由典当与质押两类构成，前者规模较大实力雄厚，而后者则规模普遍较小，两者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差异甚大。质押店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重利盘剥现象。然而，典业则情况大不相同，利息相对较轻，并且它一开始就兼有求利与救济之双重功能，“在昔开设典当，半属慈善性质。典当之东家，有员外之称，老于典业者，有朝奉之号”。 抗战以前江南“当押名义之别，亦遂严如鸿沟”。传统的典当，积极参与地方文教及慈善公益活动，甚至成为行业制度。江苏某些地区之慈善、公益捐款“典商甚至担任全数之半”。另外，每逢岁终还实行让利，有学者指出这种年终让利 “乃我国典当尚留有慈善性质之一证，而为各国典当所无者”。此外，在发生灾荒时还经常捐赠财物。

抗战以后，典当经受不住摧残，纷纷闭歇，或缩小资本，典、押之别已不复存在，均沦为人们心中的暴利剥削行业。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经营典当业者多为徽州人，素有“无徽不成典”之称，且徽州人经营的典当一般规模较大，利息亦相对较低。而在徽商中，休宁典当业最为著名。今天，美国波士顿北面赛伦市有一处博物馆，从休宁黄村搬去一座名为“荫余堂”的徽州典商住宅建筑，并藏有一批我国典业的文献资料。

汪作黼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提出重视金融的看法，并且作为休宁人士的后裔，选择从事典业是很自然的了。所以，汪作黼之 “济和典”，所雇店员多有休宁人士。然而，1903、1904以来，各省滥铸铜元，充斥市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商家震动。至1906年，作为金融周转调节的典业已亏耗不支。济和典首先创改洋码，又请农工商部注册实行，远近仿请代办者，有十多典行。1907年，经无锡锡山周舜卿等坚请，汪作黼又代招江苏省铁路股份于常州，先后集股数千，款项逾万。1908年沪宁线全线建成。

辛亥革命后，江苏屡遭战祸，地方党派林立，金融恐慌，典业凋零。江苏省典业同仁不得不谋图自救。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汪作黼与潘济之、姚涤源、周榖人、金西林、王蕊先等省内百余典业代表，于南京创立江苏典业公会。汪作黼不顾年迈积极参与。对此，苔溪姚洪淦记述道，“民国二年江苏典业公会成立于金陵之商园，时全省典商莅会者百余人，中有一皤然一老，道貌岸然。询之，则武进汪作黼也。

公以名进士现宰官身，退老林泉，兼营商业，年七十余精神矍铄，…，每会必亲莅。同人仰公齿德，辄推为盟主。”

会上，详细制定木榜规条，上呈和分颁，典行共同遵守，以实现“上裕国税，下便民用”。汪作黼亲撰序文，载于公会第一年纪事录中，全文如下：

“国家之有金融，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枯则体弱，金融慌则国贫。商者所以流通金融，而典商尤所以通金融之有无，而缓急得以相资者也。以相资之性质，而一旦猝遇不测之灾，迹其平日，非不竞也从事也，徒以立法不善，顾不得善其后而保其终，恐金融从此窒，而国家之命脉亦从此衰已。夫国家非能与民事事相资也，恒籍商以资之，其日用典质无论已，至若纳粮官府，插秧原田，饲蚕春夏，大半多取资于当典，凡有当典之区，而市廛悉形发达。然今之所谓当典者，大都集合资本，一典多数人开，非如乾嘉时之数典一人开。问其内容，或得一二万，或得二三万，至十万而已。然正本即有十万，而在架上之本钱，除顶首生利息典用开支外，不过五六万又止矣，其余多汇之于庄家，资之于公款存项，是利息无几也。乃平居赒恤等捐，首屈一指，有事而筹防诸费苟派，多方矢集罗网，入不敷出，至不幸而遭兵险、盗险、火险，群援前清之苛例，责令赔偿，以致破产后，求为窭人丐夫而不可得，是岂所谓保商者？稽之周官有保富之经，而泰西各国亦有保商之法，国家有应负之责，当户有保险之方，意美法良，甚盛典也。前清立法偏于典商，从其苛例，终至患贫而不可救，道无往而不复。迄民国光复之初，黎副总统在楚，即出示派兵保护典商，谓其可以相同有无，便民缓急，自是而各省典业得相保以至于今，此民国维持典商之发轫也。厥后江苏全省典业频经兵盗火险，如金陵十七典至今次第歇业，假使保护无方，各典何由继续开设，即全省有开设之典，亦如滔尾涉冰，万分危险。我姚涤源先生睹金融之恐慌，惕商业之艰危，诸多失败，而起与周榖人、王宝芝、潘济之诸先生悉心商确，冀有以善其后而保其终。维时江苏全省各延代表，联袂而至，备陈光复前后

钱价、满货、捐税、桠当、抢劫、势不可终日，并求吁请于国税厅民政长之前，要求转达内务部，务于立法之初，蠲除苛赔之律，特设保商之条，体恤商艰，正所以滋培国脉，岂特江苏全省典业之幸哉！是为序，时维民国二年七月，武进典业代表汪赞纶谨序。”

从汪作黼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典当实力已大不如前，而且，除了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外，还不断受到各种名目的摊派和勒索。再加上时局不稳等因素，典当行经常遭遇兵祸、火灾和抢劫，一旦遇到这些灾祸，不仅典财物受损，而且，还必须支付当主的巨额赔偿。许多典当行被迫关门歇业，单金陵一处，短短几年内就倒闭了17家典当行。

次年五月，汪作黼被公推为江苏省全省典业公会正会长，此时，已是七十多的老翁了。汪作黼不敢以年衰自怠，往返劳顿。中国由于长期的科举制度，社会上形成了对读书人极为尊重的风气。汪作黼的进士出身，使他与当地官员交涉时，能受到一定的尊敬和亲和力，无疑对全省典业能起到积极作用。汪作黼八十寿庆时，时任江苏督军的齐耀琳的曾热情参与。自1911起，齐耀琳曾先后多次担任过江苏布政使、省长和督军等职务。汪作黼与江苏上层官员的良好关系，显然对全省的典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此后一段时间，江苏典业略安，汪作黼功不可没。汪定曦联中称他“著泾水一邑吏治贤声除暴安良黎庶荷恩心篆结，创江苏全省典业公会定章纪序商民戴德口碑同。”另有诗曰：“一自辞官货殖营，溥施惠泽济编氓。三吴典肆联团体，端赖先生组织成。”都是对他恰当评价。

汪作黼的进士出身，不仅使他在地方官员面前，也在士绅和知识界等方面有较高的威信。再加上勤勉不息，汪作黼本人的典业也取得了良好业绩。

家宅“三锡堂”全盛时期，坐北朝南共五进。第一进是大门和门厅，大门两侧有两大盘陀石。门厅两旁是停放轿子的轿厅。进门后的露天院落里一侧是假山石，另一侧是守门人的屋子。过了院子是祖宗堂，祖宗牌位高高供放在朝南墙上。出了祖宗堂，是一青石板铺地的天井，主厅面对天井，主厅平时供接待来往宾客，正面梁下悬挂“三锡堂”匾额。主厅左右两侧和后进院落是家族居住的，天井里都栽种了松、竹、梅等植物。另外，正对大门的街对面，是其私家船码头，宅第后园是其私人马场。

汪作黼性喜读书，晚年坚持出不坐轿，行不假杖，居不释卷。生平致力于经史，尤好易经，年八十犹能背写，述而不作，雅好书翰，常将名篇悬挂四壁，以示警诫。常州本是阳湖学派所在地，饱学之士聚集，当地文人创立“苔岑诗社”，以保存国粹，提倡风雅。汪作黼大力资助，常去诗社和东郊红梅阁与文人唱和。

民国十年（1921年）三月四日，汪作黼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在1918年汪作黼的八十寿庆和1921年的哀挽活动中，达官政客、诗人墨客、社会名流千余人云集，著名的有：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前京兆尹王达、前翰林院编修王恕、书画大家曾熙、李瑞清等人。

在哀挽纪念活动中，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特书“模范缙绅”大字表彰，并写了一篇百余字之褒词，文中多对仗，用典亦颇多：“大总统褒曰，孝友传家，本儒林之盛事，慷慨好施，有任侠之遗风，兼而有之，为难能已尔。武进故绅汪赞纶，生有至性，人无闲言。吹笙谱束晳之诗，白华洁养；抚树话田家之乐，紫荆旉荣。又复置青州续命之田，筑杜陵欢颜之厦。衡阳毕竟是仁者，拜下凝之。子产无媿于惠人，名垂东里。如此行谊，允宜褒扬。于戏！读汉书独行篇，古人往矣；补于公阴德传，后世代兴。畀以旌门，昭乃矩范。中华民国十年十月。” （其中，旉——敷；媿——愧；于戏，感叹词。）

汪作黼一生国运衰微，战祸频仍，诞生后第二年就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又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出身贫寒，一生历经坎坷，二次遇险几乎丧命，亲身经历与太平军的战斗和戊戌变法。尤其是经历铜沙洋险情，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常以此告诫子女，淡泊人生。纵观汪作黼一生，因年青时之艰苦经历，培养了他坚韧不拔和勤劳不息的性格，又因为在台湾从事海运，百日维新时期在工部工作，这些阅历使他能有比较新进和开明的思想。内心更以儒家经典和圣贤教诲为理想。侍奉父母至孝。居官以勤慎自勉，实事求是，案无积牍。生活节俭，“粒米不遗，只字必惜。”布衣旧衫数十年不换。但是，若有亲朋告贷，必倾囊相助，“无德色，无吝容。”遇到长期无力归还者，常将年代久远的借据付之灯火焚毁，并说：“我出身贫寒，不宜再以此累人。”心仪范文正公，过宗祠必谒，出资修缮宗祠。亲族有穷困者，必岁周之以粟，月赡以银。常对子女说：“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事、作好人。” 平时待人谦抑，言笑不苟，喜饮，酒量过人，却从不至醉。不信佛，不谈因果。

汪作黼生三男一女，长子元龙丁酉科謄录国史馆议叙通判，娶当地梁氏；次子霖龙毕业于东吴大学及两江师范，先娶周氏，后续娶刘氏；三子文龙安徽法政大学毕业，娶姚氏，女儿嫁陈姓家族。

然而，终因时局动荡，江南典业日趋衰落，且汪作黼逝世后，后继缺乏善于经营人才，抗日战争时，常州沦为沦陷区，典行毁于战火，三锡堂汪氏家族逐渐衰败。

本文撰写时，

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叶舟博士的热心帮助，特此致谢。

附注：

注1．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曾因杀土豪、劫富户，为官府追捕之要犯。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与太平军对抗。1862年，编入李鸿章的淮军。1865年因镇压捻军提升为直隶总督。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后辞官回乡。1883年，被任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任台湾巡抚，1891年告病辞官。1896年病逝。

注2．铜沙洋，上海吴淞口外30哩左右的海域。1948年12月3日，“江亚”轮客船在此地被漂雷炸沉，3000余名乘客遇难，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海难。

注3．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1858年生于江西九江。1879年中举，1889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院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江南道监察御史、驻日本使馆公使等职。辛亥革命后，李盛铎被袁世凯聘为大总统顾问，先后担任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1920年退隐津门，不问政事，一心收集古籍。世传藏书家风，四代藏书近10万卷，藏室“木犀轩”名闻天下，至20世纪30年代，藏书已达9000余部、58000余册，其中宋元古本约300部，明刊本2000余部，抄本及手稿本2000余部。《太平圣惠方》、《医说》、《杨氏家藏方》、《永类吟方》、《孙真人急备千金方》等古代医学书籍均为我国罕见之本。因此，他曾被称为“近代四大收藏家之一”，编撰《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藏书目录》等10余种藏书目录。是我国著名收藏家、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学家。

注4．杨颐，1852年中举，1866年中进士，先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因办团练“剿匪”有功，奉旨加赏五品衔。同治十年（1871）及光绪二年（1876）两科会考均为同试官。光绪三年（1877），加四品衔。光绪十年（1884）八月，任顺天府丞兼学政。十一年任顺天乡试武围校射大臣。十三年正月，授大理寺少卿。十四年任江苏提督学政。十七年任光禄寺正卿，太常寺正卿。十八年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二十二年五月，任兵部左侍郎。二十三年任兵部左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兼署工部左侍郎，知戊戌科会试贡举。 任职期间，敢于弹劾那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骄横跋扈的大臣。对国史纂修、修建北京胜迹也作出贡献，1898年，为慈禧太后佐戡东陵工程后，请假回乡修墓。翌年二月病逝家中。

注5．王之春(1842-?)字爵棠，湖南衡阳人，先后任浙江、广东按察使，湖北、四川布政使，1899年任山西巡抚，不久调任安徽巡抚，1902年又调任广西巡抚，著有《国朝柔远记》(后改为《通商始末记》)外，还有《瀛海危言》等书。

注6．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湘军宿将。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以军功累擢至直隶知州。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10月28日，清廷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1895年 1月16日，刘坤一奉旨出山海关。不料，清军辽河东岸全线溃败，刘坤一反攻设想化为泡影。甲午战败后，刘坤一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1896年，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刘坤一和张之洞、盛宣怀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1902年刘坤一逝世。

注7．联魁后升任新疆巡抚，1910年10月，全国爆发了召开国会的声势浩大请愿活动。联魁与其它各地总督和巡抚等十四名大员联名致电朝廷，请求立即组织内阁，并要求于次年开设国会。

注8．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曾国藩小女婿。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但本人功名仅为副贡生。历任上海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等职，1899年署理江苏巡抚，1901年调补安徽巡抚，1903年调任浙江巡抚。1906年，因浙江铜元舞弊，被朝廷开缺回籍。1911年病逝

本文由汪赞纶曾孙——汪忠，发表在安徽论坛。（2009-6-23）

龙眠久子

由于历史缘故，一位曾经在常州、青果巷乃至江苏省典当界叱咤风云的老人，一直末引起人们注目。青果巷已列为保护区，作为巷民理应关注。查阅相关青果巷历史中发现一些资料。供对老常州、青果巷历史感兴趣者探讨。转载：《安徽史学》2005年02期、作者：王振忠

《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①

王振忠

徽州人注重慎终追远，力求生荣死哀。有一定实力的丧家往往于丧主死后刊印《哀挽录》，将丧事期间由耆英乡贤撰写的传赞、墓志铭、诔辞，以及挽对、挽诗等，共订一本，分送亲友。因此，在现存的徽州民间文献中，哀启、哀诔、行述和哀挽录之类多有遗存。因是有关丧事的记录，书商及收藏家往往认为不太吉利，故而甚少有人注意收集。不过，其中有不少对于徽商的阅历及其社会生活有较多的铺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汪赞纶，字作黼，一字硺砆，别号铜沙余叟。汪氏祖籍徽州休宁上溪口，至明万历年间，始迁祖省愚公(讳康候)迁居来常，三传而至三分祖子任公(讳继堪)，清康熙己亥(1719)卜宅于青果巷之三锡堂，遂世为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汪赞纶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十五日，卒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三。卒后家人印行有《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一册，卷首有民国十年十月由大总统所题“模范缙绅”四字，特褒汪赞纶：“孝友传家，本儒林之盛事；慷慨好施 ，有任侠之遗风。兼而有之，为难能已尔。……”书中的行述由其三个儿子“泣血谨述”，并由前江苏省长齐耀琳②“顿首填讳”书末送幛的人中，列有许多典商，如无锡源兴典顾子翊、和济典张念根、保裕典张养吾、济源典济源分典孙云庭、通源典朱端书、保大典宋季贤、保大公典史济良、源大典孙筱香、大裕典蔡芝荪、广大典管谷人、裕源典李伯荣、裕源分典徐蔚之、庞中行，苏州祥利典、江昌典朱锡熙、洪盛典潘敦先、宝源公典、裕源公典、保仁公典、惠通公典，砀山义聚典张定邦、公顺典吴德荫和德昌典孙静田等。由此，似可见汪赞伦在典当界的人脉。

在《行述》中，汪赞纶的一生得到了较为详细的勾勒：

癸卯、甲辰 以来，各省滥铸铜元 ，充斥市面， 商情震动。至丙午岁，典业因以亏耗不支，府君 首先将自业之济和典创改洋码，请于农工商部注册实行，远近仿请代办者十余典。……鼎革后，金融恐慌，典业凋零，江苏屡遭兵劫，重以地 方党会林立，意见纷岐[歧]，苛求无艺，府君乃会同全省典业代表潘丈济之、姚年丈涤源、周丈谷人、金丈西林、王丈蕊仙等创办公会 于江宁，上裕国税，下便民用，详定木榜规条呈奉，分颁遵守，典业粗安。自撰序文一篇，备栽公会第一年纪事录中。……甲寅五月，被举为江苏全省典业公会正会长，屡辞不获，时公私交困，新税叠硕，府君不敢以衰年自怠，遇事往返磋商，舟车劳顿… …

“癸卯”、“甲辰”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年(1904)，“丙午”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甲寅”则为民国三年(1914)，当年，据说是“齿德俱尊”的汪赞纶被推举为江苏全省典业公会会长。故此，挽联中有汪定曦所作一联，称：“著泾水一邑吏治贤声除暴安良黎庶荷恩心篆结，

                                                                                       

① 本文受复旦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为“徽州文书中江南典 当业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② 齐耀琳的一批藏书现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内有抄本《典业须知录》等  参见拙文《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待刊。

创江苏全省典业公会定章纪序商民戴德口碑同。”①另有人诗日：“一自辞官货殖营，溥施惠泽济编氓。三吴典肆联团体，端赖先生组织成。”②从汪赞纶的生平来看，他是进士出身， 先官后商③，成为典当业界的耆宿，故而具有崇高的声望，甚至被人誉作“儒林货殖两传名”。前揭文中所说的“公会第一年纪事录”，即《江苏全省典业公会纪事录》④，该书序日：

国家之有金融，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枯则体弱 ，金融慌则国贫。商者所以流通金融，而典商者尤所以通金融之有无，而缓急得以相资者也。以相资之性质，而一旦猝遇不测之灾，迹其平日，非不竞业从事也，徒以立法不善，顾不得善其后而保其终，恐金融从此窒，而国家之命脉亦从此衰已。夫国家非能与民事事相资也，恒藉商以资之，其日用典质无论已，至若纳粮官府，插秧原田，饲蚕春夏，大半多取资于当典，凡有当典之区，而市廛悉形发达。然今之所谓当典者，大都集合资本，一典多数人开，非如乾嘉时之数典一人开。问其内容，或得一二万，或得二三万，至十万止已。然正本即有十万，而在架上之本钱 ，除顶首生财利息典用开支外，不过五六万又止已，其余多汇之于庄家，资之于公款存项，是利息无几也。乃平居见周恤等捐，首屈一指，有事而筹防诸费苟派，多方矢集网罗，入不敷出，至不幸而遭兵险、盗险、火险，群援前清之苛例，责令赔偿，以致破产后，求为窭人丐夫而不可得，是岂所谓保商者?稽之周官有保富之经，而泰西各国亦有保商之法，国家有应负之责，当户有保险之方，意美法良，甚盛典也。前清立法偏于典商，从其苛例，终至患贫而不可救，道无往而不复。迄民国光复之初，黎副总统在楚，即出示派兵保护典商，谓其可以相通有无，便民缓急，自是而各省典业得相保以至于今，此民国维持典商之发韧也。厥后江苏全省典业亦频经兵盗火险，如金陵十七典至今次第歇业，假使保护无方，各典何由继续开设，即全省有开设之典，亦如蹈尾涉冰，万分危险。我姚涤源先生睹金融之恐慌，惕商业之艰危，诸多失败，起而与周谷人、王宝芝、潘济之诸先生悉心商确，冀有以善其后而保其终。维时江苏全省典商各延代表，联袂而至，备陈光复前后钱价、满货、捐税、桠当、抢劫情形，势不可以终日，并求吁请于国税厅民政长之前，要求转达内务部，务于立法之初，蠲除苛赔之律，特设保商之条， 体恤商艰，正所以滋培国脉，岂特江苏全省典业之幸哉!是为序。时维民国二年七月  日，武进典业代表汪赞纶谨序。

根据余端《泾县知县汪公传》记载，民国二年六月，“金融停滞，市面恐慌，典业为尤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赞纶在江宁创设江苏全省典业公会⑤。上述这个序的内容主要是说：首先，典当是国家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民间百姓在青黄不接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倚赖典业相通有无，济其缓急。其次，晚清民国时期的典当业与乾嘉全盛时期的情形迥然相异，彼时典商财聚力厚，而此时则竭蹶困窘。再次，呼吁政府保护典商，体恤商艰，以培养国脉。当时参与讨论的代表，都是江苏省各县的典业商号经理，从所列名单中不少的汪、程、鲍等姓氏来看，应当都是徽商或祖籍徽州者。武进县条下，汪赞纶的典铺牌号为“济和”，在焦垫镇。从官场退隐后，汪赞纶就正式出面经营典业，所谓“通权达变学陶朱，一意经营趋商务。维持典业便贫民，简章手订规模具”。另据《行述》记载，

                                                                                          

① 《汪作黼同年哀挽录·挽联》，第28页上。

② 《汪作黼同年哀挽录·诗》，第27页上。

③  安徽定远俞福臻有诗，概括了其人生平的主要阅历：“汪公世为武进人，幼以孝行闻桑梓。当日大劫遇红羊，公考殉难忠心矢。为求骸骨报深恩，身冒万险甘危履。既而奉母黄夫人，避乱渡江他方徙。设帐冀得修脯金，曾子养志进甘旨。否极泰来天下平，丈夫有志功名起。岁在辛卯登贤书，公车北上成进士。签分工部作主事，母老家贫色不喜。欲谋禄养改外选，牛刀小试泾县始  兴学办团安民业，严行保甲察奸宄。历官三载值考成，花瓴同知加无已。尚谓不足酬其功，兼将太平知事委。公治太平犹治泾，卓著循声歌乐只。果然好官容易升，三品道员荣谁比。在官六十有五岁，寝门寿终黄氏妣。因丁内艰还故 乡，公亦从此不复仕。族贫岁赡月有养，文正义田难专关。地方年岁或不登，振捐平粜行不止。慈祥悱恻本天性，乐善好施类如此。……”(《汪作黼同年哀挽录·诗》，第26页上)

④ 藏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

⑤ ⑥《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传》，第l页上、第24页上。

汪赞纶之子元龙创营恒春典业，可见汪氏为典业世家。与《汪作黼同年哀挽录》同时收集到的还有一册抄本，内容是与典当业有关的两份契约，颇为少见，今抄录于后，以供学界参考。其一为：

立脱约人 000、000、000，情因于光绪 0年与000各出股本钱五千串，计四股，共成股本钱贰万串，合接开△△地名△△典号。近以本街添开典铺，生意清减，连年亏折，成本太甚，现将典中银钱往来，以及架货、架息、店业、田产、店底，通盘核算。除还官公并各存款外，实共成本钱壹万贰千串，四股均分，每股除亏实得钱叁千串，不愿再开。所有典内存领官公款项，以及各处往来，并架货、架息、店业、田产、店底，概行脱与000、000名下二股承领接开。自脱之后，或原牌原帖，或改牌开张，均听承领者自便。典内所有承领官公各项以及生意，再有盈亏，不与出脱者相涉，所脱所领，俱系二比情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特立此脱约存据。

在见 000、000、000、000

光绪 0年 0月00日立脱约人 000、000、000

其二日：

立承领字人000、000，情因△△街△△典号，向系000与000、000、000舍夥股开，近因生意清淡，亏本过甚，现将典内官公款项，并各处银钱往来、架货、架息、店业、田产、店底通盘核算。每股除亏实得股本钱叁千串，如数收回，不愿再开，情愿出脱与000堂、00堂二股承领接开。所脱所领，均系二比甘愿，所有典内承领官公款项，以及 生意盈亏，并田产、漕粮，自后均归承领者一力承担，不与出脱者相涉。恐口无凭，特立承领字存据。

在见 000、000、000、000

光绪△年0月  日立承领典铺字人000、000

这是晚清时期出脱与承领典铺经营的两份契约，立契双方通盘核算了典中的银钱往来，以及典中架货、架息、店业、田产及店帐等，明确载明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从其内容上推测，有可能是汪氏家族文书之一种，为其家传世业的契约活套。

作者简介：王振忠(1964一  )，男，福建福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龙眠久子

汪赞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