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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汪时叙在徽师的日子
汪太戈
我的父亲汪时叙1953年从休宁师范调到歙县的徽州师范，直至1965年调到歙县北岸中学，在徽师教书劳动整整十二年。我1954年从休宁海阳第一中心小学转到歙县的徽师附小读书，和父亲一起生活了若干年，父亲的工作和为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忠诚
父亲青年时就向往真理，追求进步，后来一直因此影响和教导我们。1946年底曾创作了表明心志的长诗《光明盼》，1947年在南京参加了著名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五、二○”大游行，还被选为南京市学联主席团成员，1949年在屯溪皖中任教时又带头组织护校、迎接解放，解放后又提议并通过将皖中更名为行知中学。
1953年父亲调到徽师工作后，先是在位于歙县城东老县学的初师部任班主任并教语文。1954年转到位于歙县北门的新校址后，先后担任过小学教师轮训班、中师班班主任，教现代汉语等课程，还教过高速师班。当时徽师都是两个教师住一间房，父亲先后和耿元衡、郑长琪、詹青萍、晋启生、李肇泰等老师同住过，我则和父亲睡一床。班主任的房间一般都靠近所带班级的教室，每天早晨我醒来时都能听到教室里传来学生的练习风琴声，还有朗读声。父亲对学生朗读课文要求严格，首先要求讲好普通话，尽量纠正徽州方言的影响，其次要抑扬顿挫，表达出内容感情。记得有一次在辅导学生朗读毛主席文章中的一段话“桃子该由谁摘，这要看桃树是谁栽”时，父亲特地要求学生注意分辨“摘”与“栽”声母上的区别，并引申到徽州方言缺乏卷舌音的问题。此外强调了朗读时的语气感情，要充满正义感，而在朗读到“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时要体现出蒋介石的蛮横。
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汉语拼音字母方案，1956年1月，父亲被推荐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语音训练班，结业返校后担任新开设的高速师(相当大专)汉语课教学。1957年9月又受省教育厅选派赴中国科学院北京语音研究所学习，受教于吕叔湘、张志公等著名学者，并取得优异的成绩，当时的《人民日报》、《语文报》上刊登了父亲试教的新闻照片。返校后父亲更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活动，他日以继夜的工作，编写辅导教材、组织朗诵会、制作教学用具，记得父亲曾熬了好几个夜晚，制作和调试一个发音演示模型。“双推”工作成为父亲此后毕生奋力的事业，即便是被错划成右派，拉着板车劳动时，还练习国际音标的发声，思考和撰写了一些语音、文字方面的学习研究心得。
1962年父亲摘“右派”帽后不久，在徽州地区文教局的安排下，他在徽师的科学大楼连续主持了三期全地区小学骨干教师语音训练班，还编写了《汉语拼音补充教材》(署名为“徽州专署文教局”)铅印成册。这本书不仅在训练班教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作为全地区小学暑期备课资料广为流传。之后在县文教局的安排下，父亲又在歙中大会堂为全县小学教师(参加集中备课)上大课，讲语文拼音教学，参加过训练班一部分学员担任辅导员。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为原徽州地区“双推”工作培训了大批的教学骨干，对全县、全地区“双推”工作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父亲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还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进步。他要求学生记日记，并认真检查学生的日记，对反映出的苗头问题，及时谈话指出并加以引导。对学生表现出的不良习气，总是直面批评，毫不姑息。记得父亲带小学教师轮训班时，有一位班干部骄傲自满，父亲严厉批评了他，他当时想不通，认为父亲对他有成见，不给他面子，第二天早上他想通了，知道这样才是真正爱护他。还有一次我记忆十分深刻，那是父亲刚被划为右派不久，因为一个学生弄虚作假，父亲把他叫到房间严厉地训斥他，那位学生不服地说：“你现在都是右派了，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父亲义正言辞地说：“虚假是品质恶劣的表现，既然我现在还是老师，我就有责任教育你！”
父亲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并把这分爱心倾注到学校和学生。他担任徽师教育工会的委员期间，积极组织学校的文体活动和福利事项，被评为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还和歙县电影院挂钩，经常组织师生包场看电影，对困难的学生总是倾囊相助，自己却背上一大笔债务。1957年下半年我的母亲井然从屯师调到徽师，父亲被划成右派后，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除负担全家6口人的生活外，还逐月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一直还了好长时间。父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不良现象敢于出面管，他曾多次制止校外的小混混到学校扰乱，对学校个别老师压制学生的事他也出面调解评理。那时的教工食堂在一所旧民宅里，校领导和教师们都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吃饭，坐不下就站着，吃饭时常常谈论时政。记得一次王世杰校长出了两道题考我，说如能答出来就请我看电影，题目分别为“埃及有一条著名的运河叫什么？什么国家出兵想霸占它？”我很快答出来了，王校长高兴地当即掏出2角钱作为一张电影票的奖励。之后大家又从苏伊士运河谈到台海局势，父亲说一旦祖国需要，他立刻报名参军。父亲的爱国热情一直伴随着他一生，即使在蒙受不白之冤时，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父亲右派摘帽后不久的一个暑假里，我和父亲共同制作了一台单电子管的收音机，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国乒乓健儿在世锦赛上取得优异成绩，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父亲兴奋地连夜到教工食堂门口写黑板报，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和道德品质修养也时时关心，检查我们的作业，询问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和同学们的相处情况，要求我们养成良好的品德习惯，不说谎，不说粗话，不打人骂人。父亲和母亲还订了不少儿童报刊和买各种课外书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假日里常常带我们玩，一起唱歌、游戏、制作玩具，并寓教于乐。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少年古代诗歌选》中选出一些句子，做成填充题考我们。例如有一道题是“几处早莺（）暖树”的括号中应该填什么字，选择答案有“围、绕、飞、停、争”等，答案揭晓后又告诉我们为什么用“争”是恰到好处、“争”和“早莺”“暖树”的对应关系，并浅易地解说了古诗词韵律和平仄知识。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父亲为我们取得的每一次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记得我在徽师附小加入少先队的那一天，父亲当晚带我到许国牌坊附近的一家文具店，买了一个口琴作为鼓励；我在歙县中学入团时，已调到北岸中学的父亲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后来我在工厂入党时，父亲把刘北茂教授给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版转送给我，并在扉页上郑重写上“此书系刘北茂教授之侄女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时所得之奖品，后转献北茂教授。八一年七月，北茂教授在北京病重住院时，嘱子育辉同志将此书寄我留念。适逢戈儿光荣入党，特持此以赠，极表祝贺兼期望之忱。”
2、对学业的钻研和对工作的执着认真
我的太爷爷、爷爷都是教师出身，在家庭的熏陶下，父亲自幼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后来毕业于南京国立剧专（即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在普通话朗读方面得到专业训练和提高。在徽师教语文时，学生们都反映他讲的课生动风趣、绘声绘色，同时广证博引，知识面宽。他的课激发了不少同学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说普通话的能力和朗读水平。而父亲则经常感到自己的不足，曾向当时的校长王世杰提出有机会外出学习的要求，后来王校长满足了父亲的要求。1956年1月他被学校推荐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语音训练班学习，1957年上半年王校长调至省教育厅工作，9月父亲受省教育厅选派赴北京中国科学院语音研究所学习深造。
另一方面父亲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他经常逛新华书店和旧书摊，从中淘宝，每得中意之卷则爱不释手，购回后用牛皮纸仔细包上封皮。晚上是父亲的黄金时间，他常常开夜车，不是和班干部谈工作、和学生谈心、批改作业、备课，就是看书、学习，直到深夜。我常常一觉睡醒，父亲还在和别人谈工作或看书阅卷，有时我蒙蒙胧胧地还闹出笑话。有一次住在父亲对面房间的王世杰校长问父亲：“昨夜4点还听到你在咳嗽？”父亲回答说还没有睡呢，王校长说他也没有睡。这也许在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徽师的敬业作风和浓浓学风。
1958年初，父亲被错划成右派，接着被剥夺了教师的资格，先后到徽师农场、岩寺煤矿等处劳动改造。严酷的打击和挫折，并没有摧毁父亲的意志和事业上的追求，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认真研读古今汉语、语音、音韵、文字等方面书籍，寻求徽州方言同古音韵以及现代北方语言的内在关系，兼攻习文字词语，记了大量笔记，还写了一些文章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例如曾在《中国青年报》上用“惜玉”笔名发表一篇词语琐谈《东西、须眉、桃李》，又如用“希遇”笔名在《文字改革》上发表一篇《介绍一种拼音游戏》等。此外，父亲还把为学校刻写补充教材时学习到的数理知识，用于劳动实践之中，例如利用力的分解原理分析是“拉车省力还是推车省力”，如何装车既稳当又省力。当时父亲担任徽师“右派”劳动组的组长，经常结队替学校拉板车跑运输，不少“同事”都请父亲帮助装车。
1962年国庆节，父亲摘除了右派帽子，恢复了教师身份，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力求把损失了四年多的时间补回来。不久，父亲承担了师一语文的教学任务，他非常珍惜离别多年的讲坛，珍惜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机会，他认真备课，精心编写教案。至今我们家里还保留了父亲1963年至1965年期间的三本教案，父亲分别命名为《边鼓集》、《知困录》和《跬积编》。教案字迹工整、遒劲，有课文题解、篇章分析、重点字词句、课堂练习和课外作业等，还有一些图示。教案根据需要，分别用蓝红钢笔书写和标注重点，前面是目录，封面饰有彩色图片，并用大写拼音字母写上编名，扉页则题写出编名寓意，如《跬积编》的封面是两个蒙古族小姑娘骑在骆驼上看《雷锋日记》的彩色画片，扉页题着《礼记、劝学》的名句：“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由于多年的颠沛流离和社会动乱，父亲的文章笔记保存下来的不多。2002年，在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和弟妹们把父亲的部分遗著整理成册并付印，书名就是《跬积编》。
3、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
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称赞父亲的多才多艺。确实，父亲会唱歌、会多种乐器，拉得一手好二胡，还能摄影、作画、篆刻、剪纸、制作小手工品，体育上更是一把好手，曾在解放后屯溪的第一届运动会田径项目上拿了四个冠军，还爱好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担任初师班主任时，他指导的班级篮球队获得全校冠军；到中师后，他又获得过教工乒乓球赛冠军。
那时徽师的文化生活是非常活跃的，经常举办文艺晚会、诗歌朗诵会、歌咏比赛，还开展各项球类比赛，举行运动会等，这里面都活跃着父亲的身影，有时母亲在则动员母亲去帮助排练舞蹈，替晚会演员化妆。我转学到歙县后不久，父亲他们组织了一场教工篮球赛，参赛的一方是由张茂林等老师组成的青年队，另一方则是由父亲和一些年龄稍大老师组成的老年队，青年和老年的划分标准是以30岁为线，父亲时年32岁，比王世杰校长大两岁。父亲经常指导学生的文艺活动，记得曾经排练过黄梅戏《春香闹学》，导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母亲的心》，协助朱光纯老师排练了《黄河大合唱》，还别出心裁地排练了“锅碗瓢盆大合奏”、“影子戏”和“成语表演”等节目。《放下你的鞭子》是由李肇泰老师和汪环同学主演的，“成语表演”是由父亲所带班级的班长桂仲修和团支部书记桂家凤等同学表演的，《母亲的心》表演者原来我并不清楚，不久前余益文老师送来一组底片，才知道参与演出的有汪环、汪丽华、曹咏苏、戴舜英、金雍城、方浩然、余益文等一批毕业班的同学，金家祺、黄传聪老师协助排演，照片是作为导演的父亲拍的。父亲和金家祺老师是好友，记得金老师创作套色木刻“徽师新貌”时，父亲热心协助用砂纸磨平原板，一连磨了几个晚上。
父亲的多才多艺，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总是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被错划成右派后，父亲经过短期的沉寂，又勇敢地直面人生，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使父亲消沉，他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保持高尚的人格和情趣。那时徽师的“右派”不少，任国文当校长时划了一批，刘鹤卿当校长后“补课”又补划了14名。大多安排在老教工食堂居住，也有一部分住在卫生室。父亲曾先后同黄卓甫、高原老师住在一间房，而以同高老师住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他们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则一起谈论文学、诗词，有时讲讲典故、对对对联、作作谜语。记得那时父亲作了一些颇为风趣的谜语，如“两个人，一块儿走，一个热得出汗，一个冷得发抖”，谜底是“自行车带人”。有个谜语还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非常艰苦，父亲得了浮肿病，至今我们还保留了一张当时父亲办医疗证时拍的照片，脸都浮肿变形了。即便如此，他们在拉板车赴溪头路过殷家村的文教局农场时，还把带作中饭的干粮分赠一些给在那里劳动的更加困难的“同事”。那时母亲已经调到位于棠樾村的初师工作，我在县城读书住在学校里，父亲弄到点好吃的总要等我去分享，记得一次抓到4条小泥鳅，父亲采了些五加皮叶烧在一起，也就是半茶盅，我们也过了把“荤菜”瘾；还有一次抓到一只老鼠，父亲和高老师把剥皮洗净的老鼠用酱油腌渍透，再用柏树叶裹上，在火盆上烤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去了三人一起分享。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进步，也把他读书学习的心得体会告诉我，有时我们还一起做游戏，记得有一种在纸上画表格，模仿虚拟舰艇海战的游戏我们都很喜欢。
父亲依然酷爱电影和戏曲艺术，尽管已经不能外出看电影了，但听到窗外学生们哼唱电影歌剧《红霞》的选曲时，很快被吸引了，他立刻向我推荐要我去看。到了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和《红珊瑚》先后公映后，父亲很快从《中国青年》等杂志登载的曲谱上学会了主要唱段。那时我已经到岩寺的纱管厂当学徒工了，正在学习二胡，父亲知道后制作了两把二胡给我，胡琴筒分别是用牛皮纸和马口铁皮蒙的，拉起来也还有些味道。这时学校对父亲他们的管束也稍微放宽了，星期天我们到母亲学校所在的棠樾村聚会，四年多的艰难岁月，母亲顶着精神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一直奋力支撑着我们这个家。晚上伴随着田野飘来的稻花香，我跟着父亲拉起《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等优美动听的旋律，妹妹和村民则一起随声歌唱，歌声给我们这个饱尝苦难和忧患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父亲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1965年父亲被调到北岸中学，即便如此，“文革”初期父亲还在徽师遭到有组织的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父亲和高原、江淑鸾、曹恂老师打成“王家帮”的四大黑干将。父亲在“文革”中倍遭迫害，但他还是那样热爱生活，还是那样率真、好管“闲事”，依然是才华毕露。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和“难友”许元涛老师诗词唱和，互相鼓励。他曾经对我说：“那些倒行逆施的‘乱臣贼子们’绝无好下场，即使我看不到，你们也一定看得到。”欣慰的是，他看到了。
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他有着诸多的缺点，但他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一个充满正义感和爱心的人，一个热爱祖国、人民和教育事业的人，他的一身始终在践行陶先生的教诲，努力做一个真人。1982年9月19日，父亲的追悼会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徽师大礼堂举行，来自县内外各地父亲的生前友好和师生代表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挽联、挽幅挂满了礼堂，花圈排成了长龙，省语言学会、省文学改革办公室、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世杰、省群艺馆馆长宋亦英等一些单位和个人发来的唁电、唁函50余件。尽管开追悼会违背了父亲的遗愿，但这么多人自发而真诚地前来，表达对一个在教育战线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教师的敬意，这应该是父亲的欣慰，也是众多教育工作者的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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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2 10:05:36
发表于 2009-7-12 14: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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