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乱中逃亡日本的徽商

丹山碧水

（作者：王振忠）
域外汉籍及与中国相关的其他史料，可以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丰富的佐证。数年前在日本，我曾留意收集此类资料，也复印过东瀛学者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和《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中的部分旅行调查，对于其中的不少生动描绘颇感兴趣。近读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所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版)一书，对于此类史料的价值，更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它再次提醒我们，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应当置诸整个东亚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　　“千岁丸”是江户幕府自十七世纪形成锁国体制后首次派往中国的一艘船，同治元年(1862年)夏，当这艘载着日本使节的船从长崎抵达上海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混战犹酣之际。善于收集情报的日本人通过笔谈，向中国人了解“西土”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及文化风俗。在与日人有过从的诸多中国人中，一位名叫“汪春?”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根据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谈》，作者曾向他探听被太平军占据的州县之详情，对此，春?为之一一具述。后者提及了当时备受战争蹂躏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婺源之下注明是“弟之生处”———这说明汪春?应是徽州婺源人。
　　战乱前的徽商
　　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大批的徽州人迁居江南各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等地的程、汪等姓商人，绝大部分祖籍都是徽州。如乾隆年间从事长崎贸易将近二十年的汪鹏，就是来自杭州的徽商。他所著的《袖海篇》(其节本一作《日本碎语》)，对于江户日本的“锁国之窗”———长崎，有着极为细致而生动的状摹。当时，苏州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受政府特许，每年都有徽商及其他一些商人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既从日本运回了条铜、昆布(即海带)、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在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国粹”之一———造假很快地声名远播。
　　自明代中叶以来，江南各地的古董鉴藏之风愈煽愈炽，一些徽商不惜重金，大批收购古玩字画，即使是赝品亦在所不惜。以往，一般都认为，这是暴发户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其实，倘若我们从整个东亚贸易的背景来看，对于徽商而言，即使是古董赝品也仍然具有厚利可图。根据清人钱泳的讲述，苏州一带充斥着假造的书画法帖(俗称“充头货”)，其中有不少便销往日本市场。
　　战乱中的徽商
　　据“千岁丸”上的日本人探听到的消息，当时避乱来沪的难民大多源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前述的汪春?虽然人在上海，但他原先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苏州。根据其人的讲述，他的朋友谢炳曾作《金陵摭谈》，详细述及“长毛之事”。而他自己的一个仆人也被“长毛贼抓去过”，后来侥幸脱逃抵沪。这些片断的描述均说明，苏州在咸同兵燹中备受冲击，许多侨寓吴门的徽商都被波及。这在不少笔记、族谱中，也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如《庚申殉难日记》(“耕荫丛刊”之一，苏州华兴印书局印，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就记载，徽商汪德门一家“遭洪杨之乱，阖门殉难者有八口之多，伤心惨目”。而祖籍徽州歙县大阜的潘钟瑞之《苏台糜鹿记》，也记载了庚申兵燹中苏州绅商困苦颠连的惨状(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五册)。另外，根据族谱，徽商程氏原先在苏州虎丘一带建有“二夫子祠”，咸丰兵燹之中被毁，“各派裔孙散居他处”，转徙流离，死伤殆半。其中有部分徽商家族成员，藉着中日贸易中形成的人际网络而逃之夭夭。
　　逃亡日本的徽商
　　根据《上海杂记》的记载，有一位景仰日本的中国秀才曾对纳富介次郎说起：“现在有不少难民去了贵国的长崎，古时也有这样的事……”。对于“古时”的例子(如明末清初的陈元?、朱舜水等)，不少人可能都已耳熟能详；但这句话中的“现在”，其实亦并非空穴来风。从日方史料来看，兵戈扰攘之际，先前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徽商，显然因便得以携家挈眷逃往日本。日人荒濑桑阳《崎阳谈丛》，曾说唐人(即中国人)避“天德之乱”扶老携幼到长崎者约有千人。所谓天德之乱，实际上指的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动乱。因为在日本的“江户军谈”中，多有将太平天国运动描绘成一场“明清战争”，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杜撰出明代唐王后裔发起复兴明朝的大业，所建年号曰“天德”，故有“天德之乱”之说。上述这批逃往日本的中国人中，主要便来自苏州。对此，日人小栗宪一所著《丰绘画史》亦载：“清国毛贼之乱，吴中人遁逃，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古书画，售以取给。”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廿五日，来自苏州的徽商程稼堂家族成员及仆人共计十二人，乘美国蒸汽船到达长崎，得到长崎奉行冈部骏河的允许上陆并入了唐馆(唐人会馆)。程稼堂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是十二家船主之一，同时亦为长崎三江帮(“三江”指江南、江西和浙江，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的主持人，应是席丰履厚的徽商钜子。
　　正是由于江南与日本有着长久的经济联系及文化交流，所以当日比野辉宽问起在战火纷攘的中国何处最为安全时，汪春?竟回答说，除了广东、四川和云南没有“长毛和捻匪”之外，还有“最安逸”的“东洋”，并说自己“有五家亲友，皆于去年搬去”。对此，日本人进一步追问：“东洋属何州？”春?答曰：“东洋有唐人会馆，我国贸易者甚多，英国人亦去，想是地名也，弟未曾到过。”可见，此处的“东洋”指的便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