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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新士1923年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大陈乡四面环山，峰峦起伏，小桥流水，满目苍翠，汪老少时，就生活在这“环山十里皆松树，天下应无第二园”的世外桃源之地。
5岁开始从父亲和舅父学习书法，15岁研习篆刻，临摹西泠八大家作品。
抗战胜利后，汪新士到上海，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去上海前，舅父余绍宋写了一封荐举信，将汪新士介绍给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余的老朋友、书印界一代宗师王福庵。
王福庵（1880～1960），名褆，字维季，别号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王老最工小篆，合以古籀，沉健圆润，询得二李奥秘，自成一家。治印稳实浑朴，挺秀停匀，直追秦汉。在当代书印界首屈一指。
1948年汪新士在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开始准备分配他到山东《大众日报》，后考虑到他夫妻分居两地，改分配到上海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创办《上海铁道报》。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汪新士一下子跌进了人生的低谷。大鸣大放时，小组推选他执笔，写了一篇文章《救救我们的肚皮》，意思是不让人发表不同意见，光吃饭，肚皮会撑破的。学校联系到他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出身，将其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劳改四年，1961年方才出狱。
在此之前，他拿的是教授级工资，每月96元。失去工作后，只有妻子1月59元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号召居民下乡，下乡者除由政府负责路费外，还给二百元安家费，带小孩的另有补助。汪新士一咬牙，1962年带着一儿一女，下到钟祥县长城人民公社肖家店孙家湾生产队。肖家店是钟祥县最落后的地方，缺水缺肥，每个工分只有四分钱，一年中有半年吃返销粮。
队里看他是个知识分子，没让他做田里的农活，安排他给生产队放牛。他同老乡一样，喂养了几只鸡，用鸡下的蛋拿到镇上去换盐。
昔日的篆刻大师，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一下子跌入了谷底。但生性乐观和性格倔强的汪新士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失去自信，仍然痴迷于他赖以为命的篆刻事业。白天要放牛、做饭、洗衣、种菜，只有夜晚才能拿起刻刀，但连起码的电灯也没有。他便用墨水瓶做成煤油灯，夜晚伏在煤油灯下潜心刻印，常奏刀至深夜。腹中饥饿，就喝几口用瓦罐在柴草灶里的余火煨熟的稀饭，聊以果腹。生活上的困难尚能克服，他感到最为难的是没有刻印材料。一次他放牛路经一片瓦砾地，偶然心有灵犀，想到了秦砖汉瓦。便参考秦始皇开国之印，试着在磨光的青砖青瓦上刻了几方砖印、瓦印。拿在放大镜下一看，连自己也惊呆了：这些砖刻、瓦刻颇为新奇而别有风韵，那种金石斑驳的情趣，是人工难以模仿的。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在钟祥期间，他共刻了六十多方砖、瓦印。每刻完一方印，他都要在煤油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赏把玩，欣赏一番，感到乐不可支，宠辱皆忘。
1973年清理阶级队伍，汪新士不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而且还清理出他二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逃往台湾，表姐夫在香港，有着复杂的台港关系。加之其他罪名，在批斗会上由军管会当场宣布将他逮捕，判刑15年，再次投入监牢。这年，汪新士50岁。
在监狱的管理干部中，有一位21岁的统计员昌少军，稍懂书法和绘画，见狱中有此高人，便萌发了向汪新士学习篆刻的念头。一天，昌少军以到设计室统计数字为名，拿着载有汪新士篆刻的这张报纸悄悄对汪新士说：“我想拜你为师。”汪老会意地点点头。当天晚上，昌少军写了一封拜师信。汪老见昌少军态度诚恳，便在狱中收了这位徒弟。当时汪新士住在设计室的三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昌少军就悄悄溜进汪老的住处，汪新士收起活动楼梯，盖上木板，教小昌学治印，师徒二人沉浸在艺术的殿堂之中。经常刻印到东方发白。学了一段时间，昌少军大有长进，在一些书法绘画展览会上频频得奖。昌少军便将自己这一奇遇告诉了《荆州日报》记者、书协会员鲁家雄和江陵县文化馆馆长、画家肖代贤。鲁家雄带着相机到狱中采访、拍摄照片。肖代贤与汪新士的老师唐醉石之子是同学，早仰西泠印社，便赶忙来到监狱观看了汪的作品，并和管理汪新士的指导员商量，让汪新士为文化馆里办的书法学习班学员讲课。指导员断然拒绝说：汪新士这样的“反改造分子”，怎么能去讲课呢？
原来汪新士在监狱组织的服刑人员政治学习会上，联系自己在农村的亲眼所见，发表过一些“谬论”。他说：“毛主席说农村应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而刘少奇认为应先机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我看刘少奇的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刘少奇亦未平反。汪公此言无异是攻击了伟大领袖而为刘少奇翻案。汪新士是“不藏秋毫心地直”的耿直之士，在灾难压头的恶劣处境里，仍死守实话实说的处事为人之道，这就难怪几十年来他一次次大难临头，悲剧在他身上不断重演了。
肖代贤见说不动指导员，又找到在荆州地委担任领导职务的书法协会顾问张一正，张虽与监狱长是战友，但监狱领导认为放服刑人员出去讲课属原则问题，不敢擅作主张，此事又被搁了下来。1983年肖馆长又找到荆州行署分管政法工作的孙华明副专员。恰好孙副专员刚从省劳改局开会回来。他也听说荆州监狱关有一名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才华出众，便偕同肖馆长一道到监狱去做工作。监狱长、政委见分管领导都亲自出了面，便应允了肖代贤的要求。但有个条件，汪新士只能在监狱中讲课。这样便由文化馆出面，招收了三十多名学员，在狱内办起了一个特殊的书法篆刻学习班。办班之前，监狱长、政委一起找汪新士谈话，要他不要保守，表现好可以酌情减刑。
在此同时，沙市也办了个五十多人的书法篆刻学习班，请了省书协的一位副主席给学习班讲课。这位副主席有学问，但表达能力不甚强。沙市的学员闻讯后便赶到荆州监狱来听课，学习班猛增到90人，监狱的会议室装不下了，监狱领导只好作出让步，将学习班搬到了工人文化宫。
就这样，汪新士在特殊的环境以特殊的身份，为文化馆开办的三期书法学习班授课。他也于1985年提前三年被释放出狱。
几十年的人生坎坷，使汪老顿悟出“人世无常、艺术永存”的真谛。汪老忆起早年王福庵恩师“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教诲，决定在楚文化发祥地的荆州倡导西泠精神。于1986年端午节在荆州创建南纪印社。
汪老的此一壮举，为海内外同道所推崇，视其为当代书印界一大盛事。沙孟海、谭建丞、邓少峰、钱君、吴丈蜀、王遐举、陈大羽、颜家龙、叶一苇及香港的佘雪曼等书印界名家纷纷来电、致函和赠联题词相贺。中国书协理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颜家龙赠联曰：“脉继西泠，名成南纪；望高北斗，艺重东湖。”
在南纪印社，汪老集合书法篆刻界同仁聚会切磋技艺，举办作品展，编印学习资料，出版社员作品，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并立下多出有用人才，将荆州造就为篆刻之乡的宏愿，设馆授业。将自己平生所学的全部学识和心得技艺倾囊而出，循循善诱、奖掖后进。从在监狱办班到1991年离荆南下，7年间共办班21期，培养学生六百余人，其中佼佼者数十人。
汪老在荆州的开门弟子昌少军，不畏艰险从汪师学艺，十数年如一日，如醉如痴，连女朋友也很少见面，孜孜不倦，好学敏求。1983年他与冯平女士旅行结婚，沿途什么也没买，却带回了一大堆刻印的石头。少军与冯平都是洪湖人，又是幼时同窗，一个嗜艺术，一个爱文学，心灵爱好相通。汪老特为其伉俪撰一联并刻印相赠：“爱艺爱文，欣为爱侣；同乡同学，喜结同心。”汪老爱徒之深，溢于字端。
1984年10月，昌少军赴太原参加全国书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职工业余书法美术作品展”，途经武汉，带着自己的习作《昌盛印稿》和为中国书协理事、著名书法家、诗人吴丈蜀刻的两方印，去吴老寓所拜谒。吴老看了两遍说：“你边款比印章刻得好，边款湖北第一，一定从过高人。”当听了昌少军介绍他是在监狱从汪新士学的书法篆刻时，便连声赞叹，说：“请代问汪老师好。”这天吴老与昌少军长谈了近五个小时，并兴致勃勃地在昌少军的《印存》扉页上赐诗一首：“一勾一画有师承，展卷纷披入目清；镌罢还须多读览，他时自可继西泠。”汪老见吴老对爱徒殷殷教诲，喜不自胜，以原韵和诗一首，以表谢忱：“一言一字见真情，指引前程爱后生；不负春风滋雨露，声清老凤胜西泠。”
昌少军受汪、吴二师的谆谆教诲、面授身传，技艺更进。先后获得全国和国际性六个篆刻一等奖，被誉为“湖北书法界获奖专业户”，被评为国家二级美术师，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被誉为“当今湖北篆刻第一把刀”，荣任南纪印社第二三届社长。
节选自《名人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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