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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1: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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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公元1311～？年)江西南昌人，著名元朝航海家。
汪大渊生元武宗至大四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他先游历一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元文宗到顺元年(公元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洲。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汪君焕章当冠年(二十岁)，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公元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般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回到故乡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他的书斋名邵庵，因号曰邵庵先生。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
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早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汪廷讷：(生卒年待考)，字昌朝，号无如，别号坐隐先生、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松萝道人、清痴叟，明休宁松萝山东麓汪村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戏曲作家。
汪廷讷生卒年不详，万历中后期还在世，终年约八十岁。
曾中贡生、官至盐运史、长汀县丞、宁波同知。辞官退隐后，以写戏、刻书自娱，好诗词歌赋，尤善曲。著有《环翠堂集》、《人镜阳秋》等。所作传奇《长生记》、《同升记》、《狮吼记》、《三祝记》、《种玉记》、《义烈记》、《天书记》等十三种，总称《环翠堂乐府》。另著有杂剧《广陵月》、《太平乐事》、《青梅佳句》等八种。曾在南京开设环翠堂石坊，所刻书籍均有当时名家绘制和插图，镂版精美，并用彩色套印，对版画的革新颇有影响。
明万历二十八～三十年(公元1600～1602年)，汪廷讷在家乡汪村构筑了以坐隐园为中心的环翠堂花园。花园外围，北倚黄山、松萝、金佛群峰为屏，南绕陈坑、横江诸水如带，西接白岳飞云、夹源春雨，东迎高岗旭日、卧涧长虹。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交错，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相通，花草树木、蟠根藤萝相缀。整体布局开合有度，遮掩有致。其中，又以昌公湖和百鹤楼为两大亮点。昌公湖以汪廷讷之字昌朝命名，湖水清澄，狭窄细长，如弓似月，荡人心魄。百鹤楼建于西侧仁寿山巅，其上缮吕真人之像，每当月明之夜，即有白鹤旋绕楼头，鸣声相应，久久不绝。听到坐隐先生下棋的声音，白鹤便旋空而下，对舞阶前，舞姿翩翩，如行云流水，直到坐隐先生起身以长袖轻拂方止。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金秋，著名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与程伯书一道，跋山涉水，从千里之外奔赴万山丛中的休宁大地，慕名拜访了坐隐先生汪廷讷。汪廷讷陪两位远方来客，在环翠堂花园把酒临风，谈古论今，吟诗赋词，抚琴对弈，一连数日，乐此不疲。随后，汪廷讷又随汤、程二友一起出游，经芜湖赴南京，一路吟诗联句，抒发感情，留下一段文坛佳话。事后，汤显祖在《坐乩笔记》中说：抵达海阳，果见环翠之堂、百鹤之楼、昌公之湖，芝房菌阁、露榭风亭，美不胜收。先生于灌花浇竹之暇，参禅味玄，雅好静坐。间为局战，黑白相对，每出奇着妙想，近来已订成棋谱风行于世。称先生为全一真人，确实是名不虚传。
汤显祖、汪廷讷、程伯书三友联句：“杰阁中天起(汤)，横波大地流(汪)。旋题山月映(程)，飞阶海云留(汤)。水际成高市(汪)，江关镇帝州(程)。人烟槛外合(汤)，帆影席间收(汪)。红日明津树(程)，清风满画楼(汤)。登临多感慨(汪)，一局而悠游(程)。”
《环翠堂园景图》版画是明万历三十～三十三年(公元1602～1605年)汪廷讷环翠堂书坊刻印的。全长1488厘米，高24厘米。以宽33.8厘米为一段，全画共分四十五段，彼此衔接起来便成为一个长卷。第一～十二段是坐隐园正门前的外景；第十三～三十九段描绘的是坐隐园的内景，其中刻意描写坐隐园的主建筑凭萝阁和环翠堂，以及环翠堂后园的景致和主人眷属亲朋的闲适生活；第四十～四十五段，描绘了坐隐园后门的自然环境。图中记载的有名称的游览点就有一百二十余处，还有众多的路亭、古树、溪泊、盆景等，画面出场人物约有三百二十名，举凡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几乎应有尽有；有名及无名的山石近二百处；此外还描刻有各种舟船、桥舆、走兽飞禽、花卉瓶插、道具摆设等，囊括的内容之繁，展示的生活面之大，表现的场景之宏，运用的手法之细，都令人赞叹不已。
《环翠堂园景图》展现的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反映了当时农民、仆奴、书童、地主、文人墨客、士大夫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它还记载着明末徽州山区民间的衣食住行、劳动生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庭院陈设、见面礼仪等。同时画面中“无无居士书舍”、“无无居”、“兰亭遗胜”、“洗砚坡”、“玄通院”、“善福庵”、“正义亭”、“龙伯祠”、“洞灵庙”、“紫竹林”、“大悲室”、“观音洞”、“经藏处”、“清虚境”、“半偈庵”“天放亭”、“百鹤楼”、“五老峰”、“洗心池”等涉及儒、佛、道多方面题材内容的景点，又将汪廷讷沉溺诗书、信奉宗教、厌恶世俗、企图超脱的隐士生活和处世哲学，渲染到了极致。
《环翠堂园景图》虽为吴门钱贡画，歙县虬村黄应组刻，然而它却是晚年汪廷讷的人生观和美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汪文升：(生卒年待考)，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清朝诗人、书法家。
清康熙进士，工诗、古文、尤善书法，与姜宸英齐名，与两兄一弟合称吴门四汪，著述甚丰。
汪士铎：(公元1814～1889年)，字梅村，江苏江宁人(今江苏南京)。著名清朝历史地理学家。
汪士铎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重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代干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国的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当代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
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有相当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影响，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⑴．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像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⑵．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甚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增加和利润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生活资料缓慢增长。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自然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
⑶．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为甚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喜丁旺，谓为开族”。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⑷．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动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看成是过剩人口的穷人的动乱。把人民的贫困、失业和被迫起来造反都归结为人口本身繁衍的过速过多。
二．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区别：
在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方法)方面，汪士铎和马尔萨斯在表面上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提到了战争、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马尔萨斯将他的抑制方法分为两大类：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积极抑制主要是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如贫困、饥荒、疾病、战争、瘟疫等；预防抑制则是人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与之相比较，汪士铎提出的抑制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更加强调人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婴、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处罚、晚婚等主张全都是人为的社会行为。他也提到了马尔萨斯作为积极抑制方法的战争。但马尔萨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战争存在着造成人口死亡以至减少人口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汪士铎则是积极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
第二，汪士铎更加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他所提出的人为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大多数都必须要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于通过封建国家的政权力量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虽然也讲到人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们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识到人口过剩的未来结果，因而出于远虑的动机而采取的对婚姻欲望的一种自律的道德行为，而并非是一种受外在强制的行为。
总而言之，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撇开规范判断而就其实证性来说)，汪士铎的过剩人口思想则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由于马尔萨斯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来抽象地谈论人口过剩问题，这种高姿态使他不能正视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雇佣劳动而造成广大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样一种私有经济关系本身──具有一种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使其与生活资料增长接近平衡的内在功能，因而徒劳地为他的制度发出人口过剩的呼吁。与之相比，汪士铎则略胜一筹。尽管汪士铎也是避开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来谈人口增长(过量的增长)，他这样做正是把自已置身于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中，从肯定封建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客观上指出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长平衡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在机制。虽然他跟马尔萨斯一样，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数据和带有片面性的事实材料，但却不无益处地给人们敲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警钟──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过量增长的必然趋势！
三．汪士铎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汪士铎基本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但认真挖掘他的思想，进行客观、公证、辩证的评价，在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内容。
⑴．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三十年增长一倍的思想：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产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这部著名的农学著作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就是说，在太平时期，即没有甚么大的兵荒战乱的条件下，人口的自然发展就不会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启是从对当时明朝皇族繁衍情况的统计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所依据的事实比较特殊，但推而广之，却与普遍的情况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启的这个观点比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初版时提出的在无障碍条件下人口约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类似观点要早一百七十多年。
在这之后，比徐光启晚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关人口在二三十年间加倍增长的观点。他从人口在太平时期每隔一代就会成倍增加的事例出发，认为人口在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可能增加几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说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间至少会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汪士铎充分肯定了前人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人口在无妨碍的情况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标准，“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一人者，至今(公元1855年)一百二十八人”。他还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区，人口繁衍程度还要快一些，如他当时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早婚习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农村，因此汪士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则可能每二十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铎提出这个观点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产生。但尚无证据说明他那时已经知道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使风闻到一些，也不会确切了解他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说法。因此汪士铎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他的中国前辈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的。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二十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二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是三十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二十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三～五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情况下，人口每二十～三十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是四亿多，三十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三十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二十～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⑵．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致人口质量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⑶．提倡晚婚和优生：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⑷．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⑸.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⑹．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中国近代受到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受这种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即他所说的“士商机巧而无能为，农工愚狠，能为乱而心齐”。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经商是富民的一条有利途径，因此应该重视商业。第三，经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经商，夫妇同房机会少，因此可以减少怀孕，从而减少人口出生率。
从这三点来看，只有第二点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有关人口问题的。但实际上前一二点在汪士铎看来都与最后一点的人口问题联系着。因为经商可以减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会造反了。他调查当时的皖南六邑，说：“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那为甚么其它地方会人少而富呢？他说：“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经商在外，故生子少，妇人独居故也。又或携眷迁徙，故人不多而富。”可见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本质上是与他的人口理论联系着的，经商是减少人口的一个办法，同时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人们可以改变观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从而焕新社会面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进取精神的思想。
汪士慎：(公元1689～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人(今安徽休宁)，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著名清朝书画家，为扬州八怪之一。
汪士慎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 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 左 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
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他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汪由敦：(公元1692～1758年)，字师茗，号谨堂，晚又号松泉居士，休宁上溪口人。寄籍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军机大臣。
汪由敦是清雍正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仕。因其学识渊博、恭谨敏练而历事雍正、乾隆两朝内庭，近参枢要达三十六年。几经升降，至乾隆二十年叙议军机大臣，清雍正二十二年实授吏部尚书，并获“六典持衡”之殊荣。
清康熙二十一年，汪由敦出生在常州一位亦贾亦儒的徽商家里。先世从徽州婺源迁休宁，自明朝中期后以上溪口(也叫双溪)为居里。因其父汪品佳(字改亭)客游常州续娶龚氏生良金、贡金、鼎金、元芝等四子一女而逗留常州。自汪由敦而上九世以后，曾出过户部主事、布政使司参议、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等高官。受其荫庇，汪由敦从小颖异绝伦，五岁便拜师读书；八岁时，其父每诵以前代世系年号，由敦即能了了复数；十岁归试休宁，初名良金而不见录于有司。
一天晚上，其父梦良金祖父汪恒然托语：“孙文自善，名未当耳”，示改二字即“由敦”。不久，再试时果然名列前茅。稍长一点即博涉经史，每阅一节都要旁讯究本、原别流派，故学识日进、器识宏远。为同邑老名宿查南浦先生所器重，遂被谋为其兄查渐陆公之婿。十九岁那年，又因父亲客游钱塘而循例以商籍就试，受知于督学吴垣甫(河南人)，补博士弟子。此间，由敦还一度当过后来同样也成为休宁名宦的金德英(号桧门)的客座老师，并与其交好。此后，汪由敦因为时常回常州探视父母而往来杭常，故又从游于秦龙光等两地名师，益有所得。
二十四岁时，督学家岵怀先生拨擢其古学第一而牒送于敷文书院。一日，浙江巡抚徐元梦(当时名臣，精通道学)到书院为其孙求良师，掌教张寻欢院长说：“才其优者，书院中不乏其人，若端重有识则惟汪生可。”于是，汪由敦遂被延致徐府。其时，徐府上客中有位叫刘大山的词坛前辈，向来负重名傲、目中无人，可一会汪由敦即折节相下。汪由敦在教学之余，还广征博引，探究理、道等各家学说，尤其在为徐元梦编次《李文贞公全集》时，还摘录其中的诗词、文章数百篇，辑为《安溪文粹》，并以安溪先生为楷模，规言矩行、历久磨砺，深得巡抚大人的器重。
清康熙末年，徐云梦被晋为大司空，遂以由敦入籍钱塘不能偕行而代为援例以国子监生同入京。汪由敦又得以与长州(苏州)的何羲门、无锡的秦南沙、青阳的吴文简、晋江的陈对初等一代宗匠相交。因为由敦的深厚底蕴，前辈们纷纷与其折辈交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连当时的名孝廉钱香树、同郡的吴冠山(后来还与其成了亲家)等也与其成为莫逆之交。彼此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在京城，汪由敦还废寝忘食地冥搜广览，文取先秦两汉八家，诗收骚雅汉魏、六朝三唐以及宋元明诸大家之长，既求归之雅正，又不专守一家，于是才识益正定，学力益醇肆，为日后一生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夯实了基础。
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惊悉母亲去世，汪由敦星夜兼程返家丁忧，行至江宁(南京)遇瓢泼大雨，找不到车夫，他就自己肩驮包袱急行于田畻、小路上，第六天到家时，脚底全都磨出了老茧。服丧期满，徐元梦以其“立心忠厚、学识淹通”再次奏荐充明史馆篡修官，同样又获得了张庭玉等史馆总裁和老臣们的赏识，以致尚未释褐(入仕)即被雍正皇帝宠命珥笔、东观讨论史局，此一旷世礼遇，不仅反映了雍正帝善用贤才，同时也无不显露出汪由敦的锐利锋芒。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汪由敦在京城连试高中，以殿试二甲第一名(即传胪)被钦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几经升迁，至雍正十三年就已是正五品的翰林院待读了。
世人多传汪由敦以恭谨见称，其实汪由敦不仅性格谨慎，而且虑事周全。他总是虑人先虑事，进可攻、退可守，始终游刃有余，且责任心强、办事敏练，是天生的大用之材。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以及日后与乾隆帝的臣君交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清雍正十三年农历8月23日子刻，圆明园内顿时哭天号地起来，清世宗皇帝驾崩了。汪由敦仰蒙世宗拨擢之思，尤其体恤弘历大孝在身，强忍悲痛，承揽起一切应奉文字和大典所必须的进御之作，刻无闲暇地为国丧和十日后的新皇帝(乾隆大帝)登基而操持忙碌。由于攀慕至意、措词切至，且多为和泪沾笔而成，故每奏一篇都能甚合乾隆心意。一个月后，汪由敦即被授为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并破例仍兼(有清以来，馆卿向无兼记注)日讲起居注官。农历10月又奉命入直南书房，农历11月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此，汪由敦任职词馆已达十余年。
这期间，他虽总持的是诗词文章，可对于簿书、钱彀及朝会升附大礼等诸事也无不留意谙习。由于他博古敏好、交游谨慎、严于取予、不激不随、举止端庄，故在朝庭中声望日重。词恒院长悉知汪由敦深谙馆阁之鸿篇巨制，遂命其与词恒前辈吴文简、陈对初共担重任。乾隆皇帝每有高文典册、润色鸿业必专委托于由敦。随着老臣的渐次凋谢或调任，汪由敦往往要只身独担翰林院一切应奉文字。乾隆帝文武兼备、遵古而求变，于是汪由敦又凭借娴于掌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准今酌古、务求至当地为大清盛世编定了殿陛乐章、郊坛祭器和朝会仪制等大礼大法，深为究极理道的弘历所心仪和赞赏，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谋臣。
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农历5月，汪由敦充殿试读卷官，并奏请以妻室封典驰赠曾祖父母，奉旨应允，以先世高祖以上俱登显仕而得邀褒赠，荣及三世。殊知农历6月份却遭来谏官的猜忌弹劾，汪由敦虽仓卒奏辩，仍奉旨解退内阁学士，在待读学士上行走。这一回，汪由敦吸取了先六世祖汪 土自 (嘉靖进士，曾任布政使参议，因与太宰李默不和而罢归，三十余年足迹不入都市)的教训，不卑不亢，沉着应对。三年后，仍补内阁学士。几番回迁，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农历3月，汪由敦开始充会试副总裁，与总裁鄂文端等主考官一道祥慎考校，得金生生等三百十九人，其三弟汪鼎金也以回避卷被钦取进士。清乾隆八年充经筵讲官。清乾隆九年农历2月授工部尚书，农历12月转刑部尚书。
汪由敦自任刑部以来，素以持法公正见称，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屡得恩旨赞赏。清乾隆十一年农历3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农历10月奉旨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为一国之机务重地，每日诏出进见、军国要务、各省折奏都在此进行，加上乾隆帝又勤于朝政，真可谓日理万机。汪由敦不仅在职勤勉，而且本领非凡。每每随侍承旨，都能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一字不漏，这也是汪由敦能在短短几年内历任五部、兼掌台宪的原因之一。为此，由敦还得赐御书“松泉”二字，并以此自号不忘。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汪由敦又遭遇了新一轮挫折，先后以问知府金文淳罪、大司寇阿公罪失当，经部议革职、革任，皆蒙恩从宽留任。时值平安金川用兵，特别是秋冬以来羽书频传、战事紧急，乾隆帝亲定庙算、指授督师，汪由敦与湖南陈文肃公更迭视草，皆合旨意。清乾隆十四年春金川平，得议叙军功加三级，旋加太子少师，并赐御书“黼黻宣勤”匾额；农历11月署协办大学士事；农历12月遇张庭玉致仕将归，未能及时进谢而惹恼乾隆降大帝降旨诘责，善良敦厚的汪由敦诚惶诚恐，连忙行免冠叩首大礼，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以替恩师求个始终矜全。次日，张庭玉一早入朝，乾隆大帝即诘责汪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遂降旨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经延议再次革任，所幸又一次蒙恩留尚书任。一个月后，即清乾隆十五年农历1月，皇上竟又将原张庭玉位于圆明园东的澄怀园赐给汪由敦，农历2月扈从驾幸五台山，农历3月恢复尚书任，不料在农历7月却又因四川学政朱荃(系汪由敦以旧常保举)罪受累而被吏部夺职，乾隆大帝念由敦谨慎和长于学问，只命降职在兵部侍郎上效力行走。几番起降，尽显汪由敦的老成持重，朝臣们无不敬佩他宠辱不惊、不改常度。
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农历11月，朝庭举行大典钦命大臣，皇上特例恩赐汪由敦荫一子(即长子汪承沆)分部学习，汪由敦自感戴罪之时，竟得如此恩典，不禁感激涕下，要承沆记住这父子两世所受的国之重恩，唯有勤勉供职以酬万一。清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大帝南巡，随驾大臣皆按品赏半年俸禄(按请制，正一品官一年的俸银为一百八十两)，唯独汪由敦蒙恩赏银四百两。农历3月惊悉三弟卒于广东新安知县任上，累月悲痛不已。农历8月补户部左侍郎管理钱法堂。是秋，乾隆大帝驾幸木兰围场，汪由敦留京办事。当时，正值都下钱米价格骤涨，汪由敦遂与总理王大臣及户部诸公紧急商议，决定先支放甲米，并月饷钱加成搭放，市价遂平。事后报奏皇上，非但未遭责难，还得旨嘉奖；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在狩猎的塞外，下令各驿站快马兼程将其所射鲜鹿赐赠给汪由敦，才三天时间就送到了京城。农历11月恭遇皇太后万寿覃恩，诰赠汪由敦三代皆如其官职(时为侍郎任)；农历12月命会勘永定河患，当时，有主张另开新河，汪由敦则亲往香河、宁河、天津、沧州、武清、静海各处实地勘察，认为水患系河水暴涨偶然所为，考虑到另僻新河不仅劳民伤财、毁坏良田，且时日长了一样要堵塞，故力陈不宜弃旧河，唯有清淤、疏通才是一劳永逸之策。经奏请，得旨遵行。他还亲自督工，事竣后才还朝，为直隶的千千万民众和朝庭办了件大好事。
清乾隆十七年农历9月授工部尚书；是秋，旅京休宁人创办京师休宁会馆，汪由敦首当其冲并撰碑记志其事，为日后宦学来京办事和考试提供了极大便利，会馆内常常是乡音满屋、灯火相望，而寄馈、资助之事自当不在言下。农历11月蒙恩垂问家世，悉知上年被皇太后诰封在侍郎任，特又下旨照现任给尚书封典，并赐御临快雪时晴帖，后跋中有“时睛快雪对时睛”之句，汪由敦即以“时睛”二字命其斋名(即时睛斋)。
清乾隆十八年春，扈从谒陵，农历7月扈从木兰，当年又获赐御临颜真卿书，并以“典掌王言、润色鸿业……贞廉可以励俗，通敏可成务”之句喻将汪由敦。清乾隆十九年春赐第宅一区于内城，旋又加太子太傅，赐紫禁城骑马；农历7月扈从热河、吉林。当时，皇上有旨：“盛京谒三陵大臣扈从者皆奉命分为两班更替”，唯独汪由敦从起銮到回跸，自始至终随从；途中，还受赐元狐马褂一件、御制行围十二咏内和诗一首并题有“毕竟老成还独步”之句。年底又赏银八百两。是年，准噶尔乱起，皇上又亲定庙略，决定出师平乱，汪由敦又一次与相国等近臣随侍左右，虽日夜奔波，每日仍进见帐殿数次，撰拟谕旨和议复奏折。由于汪由敦年事已高，每到夜晚时分，皇上必会关照他早点休息。
清乾隆二十年春扈从谒陵，夏调刑部尚书，并以准噶尔平又加军功三级。清乾隆二十一年春扈从东巡孔林，夏调工部尚书，农历11月署吏部尚书。清乾隆二十二年农历1月实授吏部尚书，再次扈从南巡，赐一年俸银；农历2月抵扬州，获赐“六典持衡”扁额。
乾隆二十二年农历3月，汪由敦随从皇上南巡到了杭州，如天所愿，半途中竟蒙恩给假归里，乾隆帝还特命以户部员外郎随办部务的由敦长子汪承沆随侍父亲同归。汪由敦自登朝以来，从未获准请假，几十年的思乡夙愿一朝得以实现。恰巧当时汪由敦的另二个儿子汪承霈、汪承均以乙亥(清乾隆二十年)回籍就试而滞留家中，女儿也因出嫁歙县吴氏(丈夫吴恩诏在京任职)而还歙没有回京。于是，欣欣然举家得以团圆。徽州人尤尊祖敬宗，因而谒祠宇展坟墓自然为头等大事。汪由敦到家后即率四弟汪元芝(援例捐州同知)及三个儿子，按宗族仪规恭恭敬敬地将先主灵位请入汪王宗祠。追先人音容不复得见、顾祠内屏营悽怆风木，禁不住声泪俱下；忆二弟、三弟已逝不得于此会、想四弟在京城一握手就是白首兄弟相对，心中格外感痛。倒是乡党族人、四乡邻里竟相参拜和奔走相庆的场面让汪由敦心中掠过一丝衣锦还乡的释然。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没忘与老友话旧道故，亲自上门拜望前辈，更没忘慰问贫者及量予周恤；尤其将平日俸禄及皇上赏赐所余千金捐入宗祠，仿范仲淹公义田遗爱，置良田百亩为帮扶后学所用；亲定条规资助婚嫁死丧，还托宗族年老有德行的人掌管，以其义举为乡人及后世做出了榜样。
假满，汪由敦即赶赴场州迎驾，一见面，乾隆大帝就十分关切地过问和安慰良久，随即命同往徐州阅河。农历11月侍直静宜园。一天晚上，乾隆大帝用过晚宴，即兴拿起笔来，仿董文敏(其昌)的山水幅，画完已是深夜；他在画上亲跋了“汪由敦日夕在公，勤劳匪懈，割爱以赐”之句后，连夜特遣中使宣赐，汪由敦惊愧拜捧，随后即仿柏梁体纪恩六十韵(一百二十句)进谢。
汪由敦不仅是一位以政绩和军功显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还是以书法和诗书文章见称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其一生除了在翰林院和馆阁中参与、主持编篡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如《大清一统志》、清乾隆二十年三十二卷武英殿本的《盛京通志》，担任过《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副总裁、总裁，还创作了平生诗词文章无数，有记载的就有《松泉文集》二十卷、《松泉诗集》二十六卷，还有不少收藏在民间，休宁县博物馆就藏有其早年的小楷《孝经》长卷。汪由敦书法清劲秀润，力追晋唐大家，兼工篆、隶，内府所藏数百枚秦汉古印，大臣中很少有能识的，多由汪由敦审校厘定；他还曾被精研书画的乾隆大帝喻为“书比张照”(同朝被高宗赞为“羲之后一人”的另一位大臣、书法家)，是乾隆帝圈定的五词臣之一。
近年来，随着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原徽州属地不断有其墨宝、文献的发现和被整理利用。与此同时，汪由敦又的确是一位能识千里马的伯乐，他除了在充当乡试、会试和殿试的职务中拔取了数不胜数的大清栋梁之才；还在日常的接触中，提拔、奖掖后进。如后来成为史学家、文学家的赵翼，曾在汪由敦府上坐馆，每有代笔之作受到皇上的褒奖，汪由敦都会据实禀告并诚恳推荐，以使其得以脱颖而不为一己私用，汪由敦的高迈情操曾名噪一时，更是被后进之辈奉为韩(愈)欧(阳修)。其次子汪承霈(后官至兵部尚书)因受其熏陶，也擅长书画，并颇有造诣。
清乾隆二十三年农历1月4日，汪由敦侍驾至圆明园，1月8日值班，次日凌晨倍感疲倦，便假寐了一会儿，醒来自觉中了风寒，翌日便呕吐不止，仍强起入直，实在撑不住才不得已回第休息。乾隆帝知悉后即传旨“勿要随侍，善自调养”，并派御医上药侍候；1月14日，皇上从城内斋宿回圆明园，听傅相国奏报由敦病情加剧，即惊又惜，急遣太医院堂官孙埏柱前往诊视，下令御药房速给参药，并嘱咐要什么给什么；尽管军国重务缠身，每日仍派差使问疾三、四次，赐消化食物一、二次。1月18日，太医起奏汪由敦病危，乾隆帝又特遣内侍总管前去慰谕，并赐陀罗被一床；同时传旨给汪承沆先不要让其父知脱，到万一不行时再用它入殓。
其时，汪由敦也自知情况不妙。1月10日，他曾突然对承沆说起奇妙的一件事，即几日前，他在展阅《李 邺 候传》时看到的“月食臣忧”的掌故，并掐算出是年也恰逢末之月，说：“月食于奎奎，主文章而凝阴气，恐或有当之者，吾今年已六十有七，病其不能愈乎”。承沆惊愕不已，急忙把话碴儿引开。1月15日黎明，汪由敦早早起床，洗过手足，穿戴好衣冠，向着天空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此后，每遇相国、宰相、礼藩尚书等日夕相伴的同朝亲好来视，都忘不了历数皇上恩典，并请代谢皇恩。1月20日后就不再进汤药，迷糊中还总是念叨着军国大事，到了半夜，忽闻传来逆贼阿睦尔撒纳已死，俄罗斯方面还将其尸体奉献给大清的消息，汪由敦欣喜若狂，在床褥上连连顿首说：“得及闻此信，臣无恨矣”。弥留之际还呼承沆帮忙进衣履想起来谢恩，实在起不了，便口授遗疏大意。1月22日申时，汪由敦寂然而逝。
且不说由敦一家的终天抱痛，乾隆大帝也是急忙驾到，汪承沆惊惶无措，急捧恩赐陀罗被盖在父亲身上。皇上一入门就大哭起来，并亲揭陀罗被，审视良久，西向坐三奠茶醊，君对臣行如此大礼，使在场者格外悲痛不已。乾隆大帝还宫即降谕旨曰：“吏部尚书汪由敦老诚端恪、敏练安祥、学问渊醇、文辞雅正，简任部务、供奉内庭、夙夜在公、勤劳匪懈，前以偶摄寒疾，当命加意调治并赐医药以冀速痊；忽闻溘逝，深为轸悼。即日，朕亲临祭奠茶醊，着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并准其入城于赐第停设；赏库银二千两经理丧事，所有应得恤典仍着该部察例具奏，钦此。”随派内务府大臣经办丧事。又礼部具恤典题奏：“赐祭葬加制并赐谥文端，以入祀贤良祠，复赐祭二坛，令翰林院立传”等等。乾隆皇帝怀念老臣，又以由敦擅长书法而命馆臣集其书为《时晴斋帖》十卷，勒石内庭。笔者还亲历有多种版本的汪由敦传世墨宝。
和千百万华夏儿女一样，汪由敦叶落归根，长眠于风光秀丽的故乡休宁。他不但以一代重臣的丰功伟业而光宗耀祖，更是以其经世文章和遗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发奋图强、报效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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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1:3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