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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衢、严二府的经济活动
明隆庆以后出现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士商类要》（注：（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并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是徽州商人所编纂的两部路程图记，主要就记载了商人们外出所经行的路线，同时也涉及他们出门必备的各种基本常识。由于徽州府与浙江的衢州、严州二府地壤相接，因此，从徽州出发到达这两府的交通比较便利。水路主要沿着从徽州发源的新安江顺流而下，到达严州府。从严州府附郭建德县“转搭横港船”（注：（明）程春宇《士商类要》，载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页250。），过兰溪，沿衢江往西，即可到达衢州府境。衢州府地处浙、闽、皖、赣四省的交通要道，龙游县尤为“金（华）、衢（州）、处（州）、徽（州）之冲”（注：万历《龙游县志》卷八《艺文》，（明）涂杰《建龙游城记》。）。陆路从徽州府出发，向南，经衢州府开化县，到达常州、江山等县，由常山县可到江西省，而由江山县越仙岭可到达福建。或向东南经严州府的寿昌县境，到兰溪和龙游等地。此外，严州府的分水县位于徽州府的东面，“上通徽、睦，下达苏、杭”（注：光绪《严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何希范《重建河头埠安定石桥碑记》载：“分（水）邑河头埠石桥，上通徽、睦，下达苏、杭，八闽三衢莫不由兹通透”。），交通位置也比较重要。由于徽、衢、严三地都处丘陵山地，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在现代交通手段未发展的情况下，水路就成了商旅出门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期衢州府辖西安、龙游、常州、开化和江山5县，严州府下辖建德、淳安、遂安、寿昌、桐庐和分水6县。二府山多地少，所产粮食甚至不能满足本地所需，（注：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历代沿革》；天启《衢州府志•西安县治图》。）但“民富于山”（注：天启《衢州府志•开化县治图》。），这二府的民众主要就依靠丰富的山区土产以自给，而丰富的山区土产也成为商人们趋之若鹜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徽商，随着贸易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家乡的土产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他们就把眼光转向邻府。在衢、严二府的土产中，贩卖杉木获利最大，“杉于衢地取利最饶，而开化尤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3《物产》。）开化由于“田少地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为生”，明中叶时，贩卖杉木的利润最高时每年可达近十万两，“以致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清初徽州木商程某“常在衢处等府采判木植，商贩浙东、南直地方，因此常处开化”。（注：《详状公案》卷2《断强盗掳劫》，转引自滕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另一个徽商王恒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拼买丁氏山林即用银一千五百两之多。（注：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严州早在宋代就有“漆、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注：光绪《严州府志》卷22《佚事》。）到了明清，“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以故户鲜逋赋”。（注：光绪《淳安县志》卷5《食货志》。）据乾隆《严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严州府推官宋ｌíｎ＠②“时委采木，徽大贾胡某持金为献”，被其拒绝，“贾人倍其金，公峻拒”，（注：乾隆《严州府志》卷12《遗爱》。）说明当时严州府杉木的产量很高，获利也相当可观，于是就有了商人行贿地方官要求准许采伐之事。
由于当地山民没有能力将杉木运出山外发卖，只能卖给资本雄厚的徽州木商开采。徽商从木材贩运中获利甚巨。明崇祯年间，由于徽商“乏本，吴下货滞而上下交困”，开化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杉利大损”之事。（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靠种杉为生的山民，利益因此大受损害。另一方面，杉木从栽苗到成材，一般历时三四十年，由于未能随伐随种，采伐缺乏计划，可资利用的材木日少。而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不利于杉木的生长。到清光绪年间时，采伐杉木已“本大利微，出息不如前矣”。（注：光绪《开化县志》卷2《物产》。）
茶叶是徽商从衢、严二府向外贩运的另一种重要商品。严州“惟桑蚕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注：淳熙《严州图经》卷1《历代沿革•风俗》）。衢州各县都产茶，如江山的江郎条。开化金村所产的茶叶茶品不差，可惜产量不高，土人“任意蒸焙，不按火候”，加工不得法，另一方面，当地人逐什一之利的意愿也并不强，故“剩利在山，为徽人来去，细剪缓炒，充入松萝，以取倍值”。（注：崇祯《开化县志》卷1。）“松萝”指产于徽州休宁县松萝山的松萝茶，自明代以来即为南方名茶。徽商在松萝茶中混入开化金村之茶出售，牟取暴利，尽管说明了徽商“狡而黠”的形象，但也充分反映开化茶质量之高，充入松萝茶中，竟可以假乱真。
衢州纸的产量也相当可观，造纸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手工业。早在明代，衢州的造纸就已相当有名，尤其常山、开化等县，老百姓以造纸为业，纸还供应宫廷之用（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卷13，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页153、157）。据雍正《浙江通志》引《常山县志》载，常山纸的种类非常多，“大小厚薄，名色甚众”，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注：雍正《浙江通志》卷106《物产六•衢州府》。）因此造纸也成为常山县民的一大利源。龙游“多烧纸，纸胜于别县”（注：万历《龙游县志》卷4《物产》。），其“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由于当地栽竹甚多，“民间全赖山竹造纸，藉以为生”（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物产》）。因此各地商人纷纷在龙游开设纸行，收购纸张外销。民国《龙游县志》载：龙游南乡的溪口村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纸张贸易市场，由于客商聚集该地，“其村之繁盛，乃倍于城市”（注：民国《龙游县志》卷六《食货志•物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龙游县还有纸店近20家，如设在溪口村的有成记、坤源、同发、乾大、恒源等；在驿前的纸店有同泰、同茂；在湖镇有汪裕泰、张升泰纸店；茅头还有五家纸店，（注：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十三《掌故十四》，《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禀纸商纸行名号》。）其中许多是由徽州商人所开设的。
徽商以衢、严二地作为原料产地，将杉、茶等大宗山货运往他方贩卖获利，另一方面，徽商又从外地运人衢、严二地所需用品，在该处设肆坐贾取利。严州为东面孔道，“由富春驿前登岸……出南门外沿城而下，则为下黄埔，沿城而上则为上黄埔，有前后二街，惟是徽人杂处，舟车往来，生意凑集，亦称闹市”（注：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3《经略志•城郭》）。这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事，那时已有相当多的徽人在严州经商。清时江山“其列廛而市者，则间有豫章、皖南之人”（注：同治《江山县志》卷1《风俗》。），“皖南之人”主要也就指徽州人。江山《环山汪氏宗谱》中就有很多关于定居江山的汪姓家族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汪杰“与兄游于江城，设栈肆营什一之利，以赠家焉”（注：转引自（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庭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下文所提到的有关《环山汪氏家谱》的内容均转引自此文。）。龙游“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人占之”。（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风俗》。）遂安经商之人也以徽州籍居多。（注：民国《遂安县志》卷1《商业》。）由于寿昌地处偏僻，咸丰壬子、癸丑间（1852-1853年），苏、杭、徽、池之巨商豪族为避乱多侨寓于寿昌县城，“徽商之设肆寿城者，日使人探信，往来不绝。徽郡难民扶老携幼相望于道，而徽人之肩贩者米盐食物皆取给于寿城，提囊载橐日百十人”。（注：民国《寿昌县志》卷10《拾遗志》，引蒋屺培《咸丰兵灾记》。）而分水“自洪杨后，土著衰耗，客民麇集，……商者全属宁、绍、安徽”。（注：民国《续修分水县志》卷14《杂志•佚事》。）
在徽州商人运入的货物中，盐占了重要的地位。当然，由于存在着零售与批发的差别，与两淮盐商贩盐之获利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浙东多阻山隔岭，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页148。）但盐为民间日常生活必需品，一日不可或缺，其利润率甚高，因此，各地仍有盐商为逐利而奔波，故见于记载的盐商也甚多。如：王季光，明万历年间以业鹾迁居常山城东二十里江家村（注：光绪《常山县志》卷59《寓贤》。）。明崇侦十四年（1641年）歙人汪文俊因业盐，居龙游县的龙回陈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休宁金浩，明万历年间“业鹾来常（山），卜宅于观澜桥”，歙县人许邦荣“明万历年间业鹾，遂家于（常山）邑东隅新街”，吴国利“崇祯年间以业鹾居常邑，后迁于季村”。（注：并见嘉庆《常山县志》卷9《流寓》）吴＠③，为休宁人，“长以盐ｃè＠④来常（山）”（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流寓》）。嘉庆《常山县志》中载有一烈妇，祖籍为休宁之富昨屯，其先世为鹾商，因贩盐至常山而安家于那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0《文艺志》，汪滋畹《烈妇江汪氏传》）。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出，在衢、严二府尤其是衢州府的常山县，前往贩盐的徽籍商人很多。究其原因，明清时期衢州、严州二府的引盐主要是走水路，从杭州逆新安江而上运的；而江西东部的广信府的引盐则是从常山县分销的。（注：（明）阮元等编：《钦定重修两浙盐法总志》卷一《疆域》，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另外，徽商在衢、严二地还有经营典当行业的。分水“地僻民贫，百货鲜至。商之大者为盐肆一，为典商一，皆非土著”（注：道光《分水县志》卷1《疆域•风俗》），实为徽州商人所设。徽商程廷柱，于康熙年间“创立龙游典业、田庄”（注：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等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版，页166。）。据《环山汪氏宗谱》载，有族人岳中在开化县经营典当业，后将典当业委于汪杰经营，“不数年间，典益充实”。从清同治年间至于民国，见于记载的这支汪氏家族在开化经营典当业者有多人，此外还有在常山县经营杂货店者。
总的来说，衢、严二府便利的交通和当地丰富的土产，加上它们又与徽州府相邻，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二府成为徽商向外投资开发的首选地点。而徽商在衢、严二府的贸易活动，已和这两地社会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对客居地的影响
两宋之际地处东南山区的徽州由于未遭金军的蹂躏，故在靖康之乱后，有大批的移民迁入。（注：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291。）加上人口的自然繁殖，徽州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南宋时已有大量徽人迁移到长江沿岸地区，“比年（淳熙前后）多徙舒、池、无为界中”（注：（宋）罗愿《新安志》卷1《风俗》。）。到了明清，人地矛盾愈益紧张，故小民“能以生业著於地者，什不获一，……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注：（明）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徐安台》，复旦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清时期的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输出地区，史籍记载，“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五六”（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页35。），徽州商帮因此蜚声远近。
衢、严这两个与徽州府相邻的地区，不仅成为徽商货殖之地，而且有不少商人定居当地。早在宋代，徽州蓝田商人叶万实就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挚家居“故盈川县之万石里”（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故盈川县地在西安县。李寿，婺源人，元至元五年（1268年）在龙游行商，入赘王氏，迁于县北龙门桥居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到了明清，徽商在衢、严经商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主要反映在各府、县志中的“族望表”或“寓贤”、“流寓”条中。譬如，洪盛源，明洪武年间从徽州歙县来衢州贸易；程圣通万历年间由徽州绩溪在衢经营米业生意，几年后娶了西安县西河徐氏女为妻，到清顺治年间，程姓在城西大路口已聚族而居了，（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这说明当时其家族中还有其它成员相继在衢贸易定居。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歙人叶光在西安县行商，后定居于龙游县的北叶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4《氏族考下》。）徽人王国卿，其父“商于衢”，赴衢寻父未果，“困留南货号肄业，既又改业山货木植”。（注：民国《衢县志》卷26《杂志》。）黟且从汪正滢、李永英等都因在开化经商而定居当地。（注：光绪《开化县志》卷9《人物?寓贤》。）《太函集》中记载歙西溪南人吴荣让。由于“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孙也”，于是带领全家迁居到桐庐的焦山，以买卖茶叶、漆、栌（一种木材，可制器具）、栗谋什一之利，“居二十年，处士自致巨万，远近襁至，庶几埒都君”。（注：《太函集》卷47《明故处土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98。）在严州，还有徽商主持开矿工作，如建德城西有煤灰矿一处，计山34亩，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徽商叶仲俊开办，窑名大立生。（注：民国《建德县志》卷2《地理•矿区》。）
徽商有举族、举乡移徙一地就贾的传统，前面所提到的环山汪氏即是此种类型。另外，据《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鲍诚献撰，光绪初年刊本）卷十六《迁派总目》所载，鲍氏有棠公派迁浙江龙游县1例、西安县1例，概公派迁浙江西安县1例，乐公派迁浙江常山县1例。（注：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页67-69。另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编，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页668所载，浙江衢州市文管会藏有一部安徽歙县的《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十六卷。该家谱是从衢州民间收集到的，因此可以肯定，歙县鲍氏家族中应该有支派迁徙到衢州地区居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衢州府常山县的“新安里”。“新安里”在常山大东门内南首，歙县人郑九皋于明中叶创辟。（注：康熙《衢州府志》卷29《艺文》，《常山新街新安里记》。）时人叶向高记其事云：
定阳（系常山之古称）之有新安里也，盖鹤阳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盐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士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颜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今兹闾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明）叶向高《新安里记》。）
盐商郑九皋贩盐到常山，并定居当地，逐渐拥有了数十家产业，说明其经商的规模逐渐扩大，也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资金创辟一“里”之地安置新安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同时说明前来常山的徽人数量也较大，其中不少人在常山定居了下来，浓重的桑梓情结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在客居地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徽人社区。
衢、严二府徽商的活动还可从各地所设会馆中窥其一斑。许承尧曾指出“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247。），衢、严二府几乎每个县都设有徽州会馆。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国文公祠，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实为徽州会馆（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记》。）；遂安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也于明天启年间创建（注：乾隆《遂安县志》卷2《营建•坛庙》。）；建德徽国文公庙，俗称“徽州会馆”，在福运门内，祀奉朱熹，乾隆五十年（1785年）徽商共同建为新安公所（注：道光《建德县志》卷8《秩记》。）；寿昌新安会馆在县城东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馆》）；西安县也于乾隆年间创设（注：嘉庆《西安县志》卷43《祠祀》），等等。朱熹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因此，徽商在外地创建的会馆中一般都奉祀朱文公，有些则是直接以朱文公祠作为会馆馆址。会馆的成立说明异地同籍人士已达到一定数量，这些人久在他乡异地，于是就有了联乡谊、祀神祗（朱子或关帝）的需要。不言而喻，这些活动一般都在会馆中举行。不过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使异地异业之人对其保持长久的向心力，单靠联乡谊和祀神祗等活动来维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办善举即社会救济活动以求得客居地人们的认同和好感（注：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以便在当地更好地开展活动。徽商在衢、严二府所办的义施很多。如西安县的浮石、东迹二渡为杭州、金华、徽州、严州的陆路必经之地，其中东迹浮桥由休宁商人金梅于明万历年间独资兴造。（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桥梁》。）雍正七年（1729年），徽商黄源兴、汪文棠等在开化捐设义冢。（注：乾隆《开化县志》卷12《杂志》。）清人余文彬在衢州经商时恰逢饥荒，城中出现平民抢米风潮。官府正要关闭城门准备镇压之时，余文彬急忙找到当时的西安县令，献“连赈平祟可弥变”之计，并先出粟二百石，其它商人也纷纷解囊，最终平息了这场民变；他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受到衢州人的赞许。（注：嘉庆《绩溪县志》卷10，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326。）姚嘉全，黟县人，“贾于衢之常山。嘉庆甲戌、乙亥，选赈岁饥。道光中，衢饥，捐银三百助赈”。（注：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尚义》。）咸丰年间，徽商与开化当地人共同捐资设慈济渡。（注：光绪《开化县志》卷3《建置二•水利》）汪成裕，徽州歙县人，居寿昌北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造南溪桥，子孙继续修理如故。此等善事不胜枚举。徽商筑路、铺桥等义举确实方便了客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条件。
在衢、严二地经营的外地商人除徽州商人外，主要还有江右商人、宁（波）绍（兴）商人和福建商人，但它们的势力远远不能与徽商相匹敌。不仅徽商在数量和资金上超过他们，而且，清季在各省商埠繁盛之地成立商务总会，州县设立分会，会址一般都设在徽州会馆，会长这一重要的社会性职务也往往都由徽州商人担任。如徽商之子叶华生，和其兄弟道生“共事老父经营商业”，就曾经为衢州的商会会长（注：民国《衢县志》卷24《人物志•流寓》。）；寿昌县商会和县商民协会筹备处设在南门新安会馆，会长为徽商程秉洋（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会》，卷7《选举志下》）；遂安由于僻处山隅，商务不很发达，故其商会到民国十年（1921年）才假新安会馆为会址组织商会，第一任会长是杭州人，副会长余成淦则是黟县人，行的会长章渭鎏是绩溪人，副会长胡景洛是黟县人（注：民国《遂安县志》卷5《文治•实业》），这似乎可以证明徽州商人在衢、严二府的势力。
三、徽商与客居地社会风气的变迁
在衢州府的府志及县志中，有不少徽人在衢经商并定居、进而由流寓入籍当地的记载。如吴琏，原籍歙县，入籍常山后登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王式丹榜进士，钦受翰林院庶吉士。（注：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因为根据“雍正七年议准，浙属冒籍文武生员，除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产庐墓者不议外”，均不准冒籍考试，（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ｌí＠①籍贯》。）那么，可以肯定，吴琏居于常山历时已久。此外，还有程万钟等在常山寄籍而登进士的。（注：许承尧《歙事闲谈》第11册，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502。）但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条认为程万钟是该县观音阁下村人，显然他入籍观音阁下村这一事实已获得当地人的承认了。吴＠③，休宁人，从小跟随父亲吴道遐侨居杭州，后到常山经营盐业，便入籍常山，“性慷慨，好行其德，旱则施粥，冬尝给棉，设姜茶，济贫乏，行事有足称者”。（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人物•流寓》。）方志中的“族望表”、“氏族考”、“流寓”或“寓贤”等条目记载了很多徽商，他们大多已入籍当地。无疑，徽商及其后裔入籍当地，入试登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衢州府的文化发展。
由于徽州人的乡土情结很浓，因此出门在外，也都是聚族而居，前面所提到的常山“新安里”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安里”这个徽人（尤其是徽商）社区中，有文公祠，祀朱子文公，明天启七年（1627年）徽商又建为徽州公馆，以后屡次重修重建，并“赁资办祭，订立条规，岁时荐享”。这一做法，不仅受到徽籍人士的赞赏，“邑人士莫不欢腾瞻仰”（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祀》。）。可见徽商的一系列举动已为当地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徽语也深深影响了衢州府境内的方言。由于历来徽州、严州人（严州话属徽语体系）在当地经商、做手工业者多，大户林立，因此，在衢州话中融入了相当多的徽语口音或词语，这在开化的华埠话中反映得最明显。（注：《衢州府志》第32篇《风俗、宗教、地方语言》，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页1233。）
严州府与徽州也是地壤相接，风俗相似，所讲方言相近，因此定居于此的徽籍人士也很多。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涌入该地区，使得本来就缺粮的严州愈发捉襟见肘了，“民食仰籴旁郡航粟，一不继，便同凶年”（注：景定《严州续志》卷2《荒政》），因此严州府对户籍控制很严，政府将外来人口都编制在寄庄内，以防户籍混淆，（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章振萼《寄庄记实序》。）故商人很少有入籍当地的。不过仍有冒籍考试之事发生，如清康熙年间遂安的寄庄户中就“有徽民张永登者，出身微贱，违禁捐纳”，于是官府将之“成案勒之石”以起防微杜渐的作用（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毛升芳《冒籍纪》）。但江、浙两省相邻之府存在的冒籍之事仍不时发生，“江浙两省，复土壤相接，从前隔省及同省异府，同府异县之人，冒考取禁者甚多”。（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ｌí＠①籍贯》。）寿昌县只有到了清光绪年间，由于造文庙和文昌宫时资金缺乏，才允许在寿客民只要每民捐洋百元，便可入籍当地：
文庙兴工甲午秋，柱梁改换已全修。
地方瘠苦难筹款，入籍捐输两美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9《文艺志下》，（清）方履谦《光绪甲午大修文庙兼造文昌宫诗以志之》。）
不管这些徽商及其后裔入籍与否，无庸讳言，他们在客居地长期生活，必然会给客居地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中叶整个社会风尚习俗日趋奢靡，从理论上可以说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注：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88-346。）而具体到浙江衢州、严州二府这一地区，明代中叶尤其是万历后，徽人“流寓五方”（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页35），“业贾遍于天下”（注：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歙令君》），也影响了衢、严二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闻名遐迩的龙游商帮几乎是与徽州商帮同时崛起。龙游人民“往往糊口四方”，“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于是就有了“钻天洞庭遍地龙游”之谚。（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洞庭遍地徽”之说，徽州商帮与龙游商帮同为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10月版。），它们的这种相似性不能不为后人所关注。陈学文先生认为“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命名，实是包括了衢州府属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名。同时，他又认为龙游商帮融入了徽、闽、江右等商人，这些外籍商人的加入推动了龙游商帮的发展。（注：陈学文：《龙游商帮》，载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广义上的“龙游商帮”，而从狭义上讲，“龙游商帮”就是龙游县的商人群体。从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龙游县ｇǔ＠⑤水（即衢江）一分为二，这条明显的地理界线也成了一条社会界线，在ｇǔ＠⑤水以南的龙游人民从事农业耕作，ｇǔ＠⑤水以北的则善于行商。（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引旧志。）因为“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而ｇǔ＠⑤水以北几乎没有什么土特产可成为商品，“故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食货志•物产》。）今查民国《龙游县志》与现修《龙游县志》（注：浙江省龙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1年。）中的《氏族考》，发现北乡有许多氏族是从徽州迁徙而来的。可见ｇǔ＠⑤水以北之乡民“尚行商”并非只有上述原因所引起，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众多徽商家族迁入此地的结果。而南乡则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商人，他们主要向外销售当地民众加工的土产。
正是在徽州和龙游等地商人的共同推动下，衢、严二府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风气在明朝中叶以后也逐渐走向奢靡。
衢州府“近日隆（庆）、万（历）以来习为奢侈，高巾刷云，长袖扫地。袜不毡而绒，履不素而朱，衣不布苎而锦绮，食不鸡黍而炊金馔玉”。（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民俗》。）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举”（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政事志》。），他们将所获资金和所至之处的社会风气一起带回了家乡，于是出现了“屋庐往称朴素，今日则尚雕斫”，“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的现象，“其俗侈靡，效尤慕三吴之豪”。（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开化向来以淳朴称，也是到了隆庆、万历后，“邑稍饶，民渐习而奢侈”（注：崇祯《开化县志》卷2《风俗》。）。江山人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其地处浙闽孔道，“至隆、万浸入奢靡。饮撰衣室争为美丽，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注：康熙《江山县志》卷1《风俗》。）常山县民自中叶以后，“丁壮者屏耒耜而事负重戴，以取日人之佣值”，结果“务本力农，已去十五”。（注：万历《常山县志》卷3《土产》。）桐庐县到了明朝，“民之贫啬者日臻于富侈”（注：弘治《严州府志》卷1《风俗》。）。入清季，衢、严二府的这种侈靡风气更盛。西安县明时商家屈指可数，而且一年的贸易量并不很大；到清康熙年间，由于“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者矣”，（注：康熙《西安县志》卷6《风俗》引旧志）可见“游情逐末者日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龙游“风俗恶薄，轻义重财。”（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纪》，引邑人祝君元《原溺》）建德由于地处山中，“俗尚勤俭，商贾末作皆习俭朴，不尚华丽”，但到清康、雍、乾之际，社会风气也渐奢靡。（注：乾隆《建德县志》卷1《风俗》。）寿昌县向来“衣惟布素，近间（引者注：指雍正、乾隆年间）有眼纨绮者”（注：乾隆《寿昌县志》卷1《风俗》），侈靡之风渐行。衢、严二府地处内地的山地丘陵间，原来与外界的接触不很紧密，因此与同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相比，其民风犹算淳正。但到了明隆庆、万历以后，在徽商和龙游商帮等商人群体的共同影响下，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显著增强。因此其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风气也逐渐转奢侈。其中，徽商起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四、结论
徽商在明清经济史上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徽商的踪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参与海外贸易（注：（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原刊《史泉》第60号，1984年8月，赵中男译，薛虹校，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页457-472；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在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2、3、4期）。但他们在不同地区，投资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衢州、严州二府与徽州府界相接，交通便利，加上这二府的山货品种丰富，产量相当，成为徽商开发经营的重点，尤其是贩卖杉木，获利颇丰，体现了他们灵活的经营手段。而对于衢、严二府而言，种植杉木成为当地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植杉者，募贫民先种杂粮，例不取租三年，后以牲酒劳之，承种者始为植苗，次年补苗，再次修枝。看山防火必三十年始得成林。……此虽富人之利，贫民往往籍以佣给焉”，（注：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他们的生活也由此得到了改善。我们看到，衢严二府从明代中叶起侈靡之风逐渐兴起。这种现象的缘起，只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当地人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同时，当时人也已注意到，社会风气的侈靡是“慕三吴之豪”的结果，当地所受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所导致的，而徽商正是这种联系的重要中介者。当然，徽商在二府的开发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无节制的开发加重了两地的水土流失。（注：据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光绪《分水县志》卷1《疆域》等的记载，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砍伐林木，另一是客民涌入内地山区开垦种植靛青、苞芦等作物。时人已注意到了这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的恶果，并表示极为堪忧。）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明清二代徽商所带来的方言、习俗及信仰等，已深深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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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4 16:2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