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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正在查询古徽道的消息，由于变化巨大，古今道路不可同日而语，今日查到碑文两块，现在转贴如下，或许对同道者有所帮助：
祁门三里街“扶柩碑”看阊江商业及其会馆功能
祁门三里街“扶柩碑”看阊江商业及其会馆功能
【摘 要】：祁门县三里街先后发现光绪元年七月和道光二十九年立的二块清代扶柩碑，反映了明清时期三里街作为商业码头的重要性和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同时也反映了阊江水路是徽州地区西路的主要商业通道之一。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帮会组织在维护徽州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商业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会馆在运送徽州旅梓归葬时起到积极的作用。归柩集中转运，按路途远近派发运费，解决途中纠纷事宜。遇到地匪把持扛抬、勒索埠规时，也由会馆出面上诉地方官员，以请保护。祁门县三里街先后发现的二块清代扶柩碑为研究明清时期的祁门县三里街以及阊江的商业功能、徽商通道、帮会组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徽商路线 帮会组织 碑刻研究
一、三里街“扶柩碑”的内容
新安贸楚者众，先年会馆中在汉阳十里铺地方，有笃谊堂暂厝旅亲，乏力之家柩无归日,渐绩渐多，触目伤心，爰约同乡立愿输钱，慷慨解囊，年来集有，成数生息，资送回籍。惟自汉登舟，中途水陆兼行，抬杠船载，起运过山，由汉而饶，由饶而婺、而祁、而黟，直达休歙各邑，诚恐埠头船户拟勒讹索，致使承揽足恒多，梗塞之虞，是以酌议定章价，归送一柩到埠头，克日转运，不得延搁，河岸另索钱文，第非仰荷，鸿慈备移到饶，并移徽郡通饬所属六邑给示勒碑，谕饬埠夫船户遵章领价，以垂久远。
这是祁门县三里街的一块光绪元年七月立的告示碑，碑刻是根据湖北汉阳府正堂严府商请江南徽州府正堂何府，再由徽州府正堂秉准，特授祁门县正堂周县，给示勒碑以垂久远。
原因为“据新安会馆司事附员生叶之云：岁员生胡弍金，职员孔
注：两块“扶柩碑”原碑均在祁门县博物馆保管。其中光绪元年七月“扶柩碑”为县地税局马立中同志捐赠给县博物馆，特此致谢。
式道、汪光桓、胡士榛、胡洪谟、汪焕发、石秉衍、方多吉、江顺、程德绩、洪培庚、鲍崇政等禀称”，新安徽州人在湖北经商的特别多，以前徽州会馆建在汉阳十里铺地方，有笃谊堂暂厝旅亲，渐慢慢地越绩越多，于是爰约同乡立愿输钱，“送柩回徽，水陆兼行，但恐各处埠头船户脚夫人等，拟勒讹索，以酌议章程，价归囗之，抄粘各头条款，呈明汉阳府正堂移清本府以示遵循，实属善举，深堪嘉尚，合开条款给示勒碑，以垂久远。为此，示仰郡属埠头船户脚夫人等知悉，尔等当知绅商捐资助费运柩，此倘有违抗任意，指延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由经过地方官，提案尽法，责详府提官决不姑宽，各宜禀遵毋违，切切特示。”
其实在祁门县三里街类似这样的扶柩碑还有一块，清代道光二十九年立的“奉宪勒石禁碑”，碑文主要内容也是为客死江西的徽州人从阊江运棺回原籍，三里街埠头不准阻挠，勒索讹诈。碑文内容据江西遗爱堂皇司事职监潘俊、金杰等人禀称，在江西经商的徽州人，为使那些客死他乡的乡友能有一安身之处，便集资购地建立会宇，取名遗爱堂。所藏之柩，日积日多，厝不胜厝，后又购买山场阴地数十坪，以为义冢，掩埋竖立碑志，费用公给。而对那些有后人扶柩回原籍的，按路途远近，凭保人照议酌助，包括到徽州上山费、抬杠费等一应俱全。但遗爱堂工夫诚恐，此处（三里街）或有勒索阻挠此事，即运棺到徽，该处河埠更多勒索讹诈等情。因此请求县令给示晓谕，凡来搬运棺柩的遗爱堂工夫扛抬，不许阻挠。并移运徽州府转饬六邑，通行一起示禁晓谕。为此示仰头人等知悉。此后如有江西遗爱堂运棺到埠，应听该堂自行搬运、起水、扛抬，他人毋得阻挠。
二、三里街古代徽州重要的运输码头有祁门的“小上海”
在三里街为什么会有二块清代扶柩碑呢？一是三里街位于祁门县城，处在阊江、金东河的汇合处，为古代徽州重要的运输码头。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写道，“每岁西江船到祁门舍舟登陆上此山。东水次淹流，待船，故曰，渔亭。” ①这里所说的“西江船到祁门，舍舟登陆”就是指阊江河畔的三里街上岸后从陆路赶赴渔亭，而前往新安江的。过去，在三里街码头上首的民居上，有“渔亭直上”的指路石碑。
阊江，全长254公里。发源于系黄山余脉的安徽省祁门县大洪岭等诸多大山间，沿途有大洪水、金东河、利济河汇入，过倒湖流入江西省浮梁县境内，始名昌江，旧志载：“入鄱阳界者为鄱江，在浮梁者为昌江”。昌江一路蜿蜒曲折。继续南下至波阳县姚公渡安河汇合始名饶河。至鄱阳湖通长江，达南昌、武汉等商业重地。古代，阊江是黄山市辖各区县与江西、湖北等省往来的主要水路通道，是徽商乘舟前往浮梁、景德镇、南昌、武汉等重镇的必经之路。
二是三里街在明清时期这里商埠林立，码头繁忙，有祁门的“小上海”之称，也称作祁门的“十六铺”。这里是徽州通往江西、湖北等地的主要水路，也是徽州商人外出经商一条重要的出口。三里街，又称中埠头，旧时江西的大米、瓷器、黄烟、表芯纸等货物由鄱阳运到祁门中埠头，又将祁门的瓷土、茶叶、桐油、窑柴运往江西、武汉等地。这里是商贾云集、生意兴隆，有经营粮油的裕丰、益裕、永茂、吉祥、叶大德；有经营南北杂货的聚兴、同德、德茂、义聚；有经营药业的石翼农、同德仁；有经营布业的德源、洋茂、生记；有经营饮食的中和楼；还有马廷隆、舒立大等连运行，在数百米的小街上，商号林立，街列珠玑。②
三是由于人多地杂、良莠不齐，地匪水霸常常惹是生非。因此，湖北汉阳徽州会馆笃谊堂、南昌徽州会馆遗爱堂分别出面上诉徽州府祁门县以请保护。此碑的内容独特，史料性强，它的发现为研究徽商经营活动及风俗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实物。
三、从三里街“扶柩碑”看阊江商业功能
1、阊江水利资源丰富
徽州四周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自古以来水道就成了当地与外界交往贸易的主要途径。除了新安江水系外，在徽州西部，与外界沟通的就是由祁门经阊江（江西境内称昌江）到江西鄱江转长江，通往华中各地。这条水道水流湍急，沿途溪滩险阻达八十四处之多。③
阊江的源头在大坦乡的大洪山，这里群山叠嶂，林木茂密，飞瀑流泉，水源丰富。古人有诗称为“三十六溪清浅水，二十四重高下山。”
阊江如同青萝玉带，蜿蜒曲折，由北向南流经大半个祁门，两岸青山耸翠，郁郁葱葱，一路风光旖旎。南宋诗人杨万里曾沿阊江入江西彭蠡，写诗赞阊江风情道：“绝壁入天天入水，乱篙鸣石石鸣船。百滩春浪雪头过，两岸林花镜底眠。”
阊江环城而过，“阊江双桥”，是梅城十二景中的代表性景观。双桥东为三里街，是旧时祁城最繁华之所。徽州处群山之中，古时交通不便，阊江是徽州与江西往来的最重要通道，当年三里街为祁门城区水运码头，两岸店铺林立，商贸繁荣，舟楫往来，络绎不绝，有“小上海”之称。
阊江是祁门古时通往外界的主要水道，阊门峡犹如咽喉，夹岸峭壁，中通一线。舒缓的阊江如玉带般绕城而过，经过阊门时，突然被紧缩，河水立刻变得汹涌奔腾起来，夺门而过。《太平寰宇记》形容此地“怪石丛峙，迅川奔注，溪险石蹙，跳波激射，摧舻碎舳，商旅经此，十败七八。”
阊门峡虽以险峻奇绝而闻名，但因其是古代皖赣水路交通的必经之地，舟辑往来，经此无不大发行路难之叹。南宋时期，著名诗人杨万里一次取道祁门前往江西，就对此深有感触，接连赋诗，感叹阊门石峡之险绝和航行之艰难。
杨万里自祁城南悟法寺启程，因水路艰险，弃舟陆行，出发不久，就觉陆路亦很艰险，他写有《明发祁门悟法寺溪行险绝》诗5首，其中云：“右缘绝壁左深溪，头上春霖脚底泥。溪里仰看应落胆，闭窗关轿不教知。”走了10来里，便抵阊门，但见“两山环合，复立双石，刺天如门，溪水过双石之间极险，”更加感叹不已，在《过阊门溪》诗中说：“黟祁二邑水分源，到此同流怒飞奔。忽值两门盘作峡，更峨双石插为门。中通翠浪才容线，仰看青天细如盆。滟滪瞿塘姑未问，只经此险已销魂。”在诗中，杨万里对阊门石峡作了淋漓尽致、生动形象的描绘，居然以长江三峡中的滟滪堆、瞿塘峡来形容阊门的险要！他简直是心惊胆颤，不敢正视。过阊门后，杨万里复登船航行，又写了《阊门外登溪船》诗3首，表达了脱险后愉快的心情：“平生快意何曾梦，老向阊门下急滩。”④
同治《祁门县志》阊江峡，在县南十三里，夹溪有大石，水流湍急。唐代开凿后，才成安流。《新唐志•地理志》：祁门县“西南十三里有阊门滩，善覆舟”。元和年间，县令路 “开斗门以平其隘，号路公滩，后斗门废。”咸通三年，县令陈甘年继续疏浚，“因山派渠，余波入于乾溪，舟行乃安。”⑤
康熙二十五年，祁门南乡平里丁村坝章贻仁，因村前阊江为行舟要道，乱石嶙峋，有碍行舟，贻仁捐银千余两，筑沿河坝50余丈，此后舟行便利。⑥
2、鄱湖阊水间是徽州地区的主要商业通道
关于徽州商业通道周晓光先生在《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中说清代徽商的运茶路线有三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徽州至广州，该路线以屯溪为起点，往西南行经休宁到祁门，在祁门三里街入阊江，在倒湖进入江西地界，途经景德镇、饶州等地，达到南昌府，西南行经樟树镇、万安、南康等县，在梅岭头入广东省界，复经南雄州、英德县、三水县抵达广州。⑦
吴媛媛在《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说，徽州地区有两条主要对外交往的水路，一是由新安江顺流而下到浙江、休宁、歙县和绩溪，三县对外交通多仰仗新安江；二是流入江西的鄱阳湖流域的饶河和婺水。祁门县境内的阊江（属饶河水系）和发源于休宁县南部的婺江在江西波阳会合，注入鄱阳湖。黟县、祁门和婺源三县出徽州多由此路。这两条水路是徽州地区的主要商业通道。⑧
《天下路程》卷六至卷十共有六十九条行商路线，有各省进京的路线，有各府之间的路线，也有县级贸易的路线。其中涉及江南徽州府的有五条，四条出路，一条进路。四条出路是“江南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程；江南徽州府由淳安至严州府水路程；徽州府由金华至温州府水路程；徽州府由开化县至福建建阳县路程”。一条进路就是“江南苏州府由四安至徽州府水陆路程”。关于阊江水路记载是“江南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程”中的路线，路程线路是“徽州（歙县）、冷水铺、茆田铺、长充铺、涨山铺，六十里至休宁，绿溪铺、蓝渡、齐云岩脚、界首、渔亭、榔木岭、横路头、新设铺、双溪楼，一百一十里至祁门，（搭船下水），冒下、侯潭、塔坊、平里、版石、白桃、倒湖、滩下、小北港、李滩、小儿滩、石鼓岭，浮梁县，二十百五十里至景德镇……至湖口，至九江……”周转全国各地，《天下路程》连起来就是一幅全国商业路线图。⑨
徽州木商在江西贩木有很多与阊江相连，如祁门商人倪国时“贩木饶河”。（《祁门倪氏族谱》卷下• 卷续），倪望铨“往来贩木于鄱湖阊水间”（《寄园寄所寄》）。祁门西路渚口人倪尚荣，七岁丧父，家境贫寒，未受教育，稍长以采薪维持家业，后以铁积寸累之资去而经商，往来于鄱阳阊水之间，不避艰险，居奇弁利，境遇渐丰。⑩
黄汴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是明清商程书的第一部，刊刻于明隆庆四年（1570），它在明清商业书和商人书中处于卓然地位，后来的商程书基本遵循它的模式。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商程交通以及民俗风尚都很有意义，保存了明代社会、经济、文化丰富的资料。
黄汴字子京，徽州府休宁县约山人，自幼即随父兄经商于南昌、长沙、淮、扬、北京、齐鲁等地，后寓居于苏州、绍兴一带，晚年决心编纂水陆路程书。其历时27年经商生涯的长期积累，凭借亲身经历，和在吴会与十三省、边远商贾贸易事务中心时留心路程书，获读了数种路程书、图，以此为蓝本，经询问各商贾，并补充、修改、充实，以事实订正旧“程图”，终于编纂成八卷的《一统路程图记》。
《一统路程图记》共八卷。卷一：北京十三省水陆卷；卷二：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卷四：各边路；卷五：江北水路；卷六：江北陆路；卷七：江南水路；卷八：江南陆路。八卷共列出144条水陆路程。由于编纂者为徽州人，加以徽州外出经商者众，徽州路程分布也较多，如有祁门县至湖口县水路等13条水陆路程，表明徽州在全国经济上的重要地位。
黄汴在《土商必要》一书中，对各条水路的安全防范都做了详细记载，如“江西湖口经南昌，至广州水路，其湖口至康山段，盗贼不时而有，江中强盗，得财便休，惟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南昌经休宁至浙江水路，其中南昌至饶州府一段，“湖中贼出不时，荒年尤多”。这些都反映了昔日阊江商人的险历。⑾
王振忠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一书中有五份关于路程的文书，《万里云程徽州府歙县至广东省路程》经过祁门线路，在县城就注明有水船抵埠，无水打排，沿途均为水路码头、滩头名称。⑿“江西省水路由饶至徽路程”，此条路程也是由江西水路逆水而行，由祁门上岸后改为陆路至徽州府歙县。⒀
张海鹏、王廷元在《徽商研究》一书中，在《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个案研究中说，当时徽茶运至广州的路线主要经由江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而达广州。在交通不便，关卡林立的条件下，迢迢千里运茶入粤是十分艰难的。据《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进广誊清帐册》记载，这一年，茶商江文缵押运茶叶30814斤赴广州，他们在篁墩挂号运货至屯溪，从屯溪雇船运货至渔亭，从渔亭起早，用银元91.496雇了三四百的挑夫，用肩挑背驮，经过62华里的山间小道，将茶箱运至祁门，然后再从祁门用洋钱117.83元雇驳船、竹筏运货至饶州，再从饶州雇三板七仓船2只、六仓船1只运货至赣州……。全程需近两个月的时间。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徽商的损失极为惨重，当时长江中下游成了主要的战场，由于长江运道受阻，沿江贸易不能正常进行，致使“向之商贾今变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⒁在这些商贾小贩中许多就是徽州人。徽州向来是鲜遭战祸的地区，但这时却成了太平军同清兵激烈争夺的地带，曾国藩驻师祁门时，更“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为之一空”。⒂使阊江水运受到了较大的阻隔，从而失去商道的功能。
当时业茶广州的徽商江绍周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今年所做之茶，意想往广，公私两便，不料长毛扰阻，江西路途不通……所有婺源之茶均不能来粤。” ⒃
四、从三里街“扶柩碑”看会馆性质
三里街的二块清代扶柩碑，说明了徽州会馆当时的社会作用。会馆作为地域人群的慈善、聚会设施和组织方式，它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善后、义葬、祭神、祭祖、聚会、团拜、联络同乡、同乡接待等方面，在解决同乡之间的争端、同乡与原住居民或其他客居人之间的矛盾，维护徽州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商业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会馆是旧时中国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是由同省、同府、同县籍以及相邻乡乡籍，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的商埠设立的机构，以会馆的房屋供同乡、同乡聚会，寄馆。明朝的时候，会馆的兴建正式开始。明代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馆》记载：“会馆设于都中，古来有也，始嘉隆间”。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上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到了清代，会馆的设立更加兴盛，其中以乾隆朝最为多。
徽州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是徽州祠堂的延伸和扩大，是徽州人在外地经商联合宗族睦亲、团结相爱、互相帮助的地域组织，是徽州人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徽州会馆一般起于义冢、义庄及善后丧葬始，随着徽商的发展，会馆功能逐渐扩大，发展成组织教育、争夺市场、专设码头、商帮诉讼等功能。
1、处理善后义葬
北京歙县会馆始建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史志资料的县级最早的会馆。始称“崇义馆”，由旅京歙县杨忠、鲍恩首倡捐资筹建。其址初在菜市口中街，因地处狭小，后改营于正阳门之西，时为西门的最大建筑，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成，为三进九室建筑，鲍恩亲自题额，许国题堂名曰“汇征”。清代歙人黄履灵，由刑部官至武汉黄德道，其官邸在北京宣武门外，改官时捐为歙县会馆。明隆庆三年（1569），郑楫、江世充、江用仁等又倡议设义阡，为邑人墓地，其址在北京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初有三亩，后歙人屡有捐资扩址，到清道光间约达135亩。万历三十一年（1603）歙县商人又捐资扩地，改称义庄，据《重续歙县会馆录》载：“其建筑规模宏大，共有三间大殿，三间对厅，厢房耳房共十间，厨房一间，义庄住房共七间。周围又绕以墙垣。”
苏州的徽州会馆中的“积功堂”、“诚善局”、“恒济局”、“梅园公所”、“存仁堂”等就是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如在《徽郡新立昊中诚善局碑记》载：新安六邑多懋迁他省，吴门尤多，境遇不齐，偶遭客殁，旅榇侨寄，深为可悯。初有积功堂，权厝焉，久之几莫容。道光八年，特创诚善局，为访亲族，凭信邮，量远近给资，俾还做土。婺源人汪昭佑贸迁苏州，悯客死无归，慷慨捐千金恒济局，备棺暂殡，商者义之。《昭文县为梅园公所卜建存仁堂勒石碑载：“火昆（范火昆 耀）等徽藉，寄治贸易，缘有旅中故殁，众议推惠桑梓。前明在虞山北麓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嗣因公所隘窄，闻遇有病就医之人，难以留顿。复于乾隆六十年在常邑境内附廓西庄，原设停棺栈屋之旁，人建房屋，额曰“存仁堂”以为徽人寄栖医病之所。”
歙县在钞库有新歙会馆，歙县岩寺人郑监之，在仪征、江宁、扬州业盐致富，在扬州设义馆，并每年施舍棺材给无力安葬者。歙县鲍廷玛，经商在湖北，于嘉庆十六年（1811）发起倡议，率徽州同乡设立归梓局，带头捐资，施以徽人不能归葬者给葬资，给路费，歙县汪廷挺在瓜州设普济堂，汪涛在台州设育婴堂等。乾隆十九年（1754）徽州府与宁国府旅沪者，联合建立徽宁会馆于上海大南门外，曰“思恭堂”，是上海最早建造的几所会馆之一，并置田30余亩，设立义冢。（17）
2、运送旅梓归葬
会馆在运送徽州旅梓归葬时起到积极的作用。归柩集中转运，按路途远近派发运费，解决途中纠纷事宜。遇到地匪把持扛抬、勒索埠规时，也由会馆出面上诉地方官员，以请保护。
绩溪县设在南京马府街旧有新安会馆，规模宏大，占地数顷，始建不详。“毁于兵，四十年未能复兴。光绪三十一年（1904）重修，筹金二千数百两，成正屋十五间，然占原馆基尚未及三分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5）“会馆正屋三进成，费银肆仟一百余金”，“光绪三十二年春，杨君俊卿垫款商建西馆。……仿招股法接造后进，每股五十金。……是役也，官于斯商于斯者人少户薄，胥赖外埠资助。……总计前后费七千余金。”
规条摘录：
△凡来往同乡暂住者，以一榻为度，至多一月，不得久居，亦不得多占房间，各人自备伙食，不取租金。
△左右公馆两所均可出租。为岁修之费，其余还借息、借本。
△凡六邑之人有流落在此者，查明属实，每人准给路费钱一千文，助其回籍。
△凡旅梓无归者，每具准给人埋葬费贰千文，埋于义地，以免暴弃。愿回原籍者，给搬葬费，分路途远近开列。如另列水路盘费章程之规定：
至街口一带给陆千文；
至深渡一带给陆千肆百文；
至渔梁给柒千贰百文；
至休宁、屯溪以下给柒千文；
至婺源给柒千肆百文；
至绩溪临溪捌千文；
至绩溪县给捌千肆百文。（18）
3、维护同乡利益
为了促进同乡之间的联系，保护同乡商人的利益，旅居汉口的徽商曾于清初共同集资兴建了新安会馆。康熙年间，徽商决定拓宽通向会馆的道路，并“开辟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但这一举动触动了当地土著原住居民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抵制，最后形成官司之讼。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徽商们先后“兴讼六载，破资巨万，不能成事，以致力竭资耗，而祭典缺然”。这场持久旷日的官司，最终拖到雍正十一年（1733），终以胜诉而结束。结果，徽商不仅赢得了诉讼，而且“置买店房，扩充路径，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安码头，还建了一座奎星楼，为武汉巨观。由此看来，徽商耗资巨万，历时四十载，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也应证了那句“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的民谣。（19）
4、支持徽商转行
会馆在其功能性质上，还积极支持徽商在经营业转行，给于资金支持，以开辟新的贸易渠道。例如徽州在武汉的会馆，向来资金丰厚，其用途之一，就是支持徽人经商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有的商人原来的行业折阅之后，若欲另换招牌，转操新业，则有会馆作后盾，在资金上予以扶持，有的因之撅而复振。
5、培养徽商人才
徽州人向以本土为“朱子故里”、“文献之邦”夸耀海内，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虽十家村落，亦有读诵之声”。因此，他们在外营生，也十分重视教育，他们首祀朱子，广建书院，大兴文会。北京的歙县会馆之“观光堂”的题名榜曾记录清朝自顺治至宣统共十代，歙县本籍与寄籍经朝考中举进士者共296人，其中本籍127人，寄籍169人，寄籍超过本籍33%，是徽人足踪遍天下的最好佐证。
汉口“奎星楼”建造壮丽，徽派打造，《奎星阁论》云：“新安为人材渊薮，占客籍擢巍科者代不乏人”，并且提到建“奎星阁”是“正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济，相与砥砺切磋，浸游于诗书礼乐之中”。故汉口的新安会馆（书院）规模之宏大，设施之齐备，更为时人而艳称。科举废案后，建有两等小学堂。
6、组织祭祀活动
从清代大量的会馆来看，早期会馆建制受到宙宇影响较大。会馆建筑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徽州会馆的建制与徽州宗祠相像，哪怕是身居异地他乡，也不忘供奉神灵祖先以求保佑。因此，在会馆里修建戏楼，逢年过节吃上几天，自然是件能寻得心灵安慰的事情。因此说，会馆在某种意义上是家乡宙宇的延伸，是祭祀家乡神祗的地方。各地会馆都供奉家乡的神灵，徽州人祭祀更多的是关公。绩溪会馆正月元宵，一般要演戏1—3天，旅居外地邑人，在春节家人、乡亲团拜欢聚后，再过一个热烈欢庆的“正月闹元宵”的传统节日，尽情大联欢，企望乡人新年情谊浓厚，加强和睦，吉祥如意，恭喜发财。馆内有专门戏台，可演戏献艺。会馆建筑为徽派风格，技艺讲究，古雅优美。
参考文献：
① 罗愿《新安志》卷五《黟县》。
② 程成贵《祁门中和楼》载《徽州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33页。
③王振忠《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第69页。
④周始《皖志述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3年第624页。
⑤周始《皖志述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3年第622页。
⑥程成贵《祁门徽商名录》载《徽州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10月第1版631页。
⑦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第127页
⑧吴媛媛《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载《安徽史学》第86页。
⑨吴中孚篡辑《天下路程》，由大兴堂梓行，现由本人保管。
(10)程成贵《祁门徽商名录》载《徽州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10月第1版625页。
⑾转引韩大成《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10月第253页。
⑿王振忠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4页、38页。
⒀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4页、14页。
⒁转引王廷元《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10月第17页。
⒂转引王廷元《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10月第18页。
⒃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载《徽商研究论文选》，《决策特刊》2004年10月第175页。
(17)张海鹏，王廷元编《徽商研究》第13页。
(18)黄山市徽学会编《徽学》第二辑，第247页。
(19)转引陈联《商人会馆新论》载《徽学》2004卷；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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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 17: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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