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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深山里的宏村坐落在画中。
画中的宏村枕山,环水,面屏,这是中国宗族村落对地理的讲究。山水在写意中早已融为一体,但在文化的物化层面如建村造园时,似乎更注重水,恰如刘郎先生所言,没有水,那文化也就干了。
皖南自北宋徽宗年间起,向称徽州,治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六县,山多地狭,“八山一水一分田”。但黟县宏村的水却充满江南水乡的灵秀,村口南湖碧波荡漾,村中民居怀抱月沼,西溪的溪水又由水圳将整个村落环绕。这个独特的人工水系,和中国百家姓中一个姓汪的家族有关。
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曾做过中国汪姓之源的考证:“汪氏系出鲁颖川侯汪,其后以名为氏。三十有一传为汉龙骧将军文和,始迁江南。又十三传为唐上柱越国公华,实汪氏别祖。”冯氏系苏州吴县木渎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榜眼,因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名噪一时。“鲁颖川侯汪”即春秋鲁成公次子姬汪,生于公元前574年,封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东汉建宁二年(169年),汪文和授会稽令,汪氏南迁新安。隋唐易代,被称为“汪氏别祖”的隋新安太守汪华“和平起义”,保住歙、宣、杭、睦、饶、婺等六州百姓免遭兵燹,封唐越国公。汪华生有九子,江南汪氏由此兴盛。宏村汪氏一脉系“长房长孙”,按中国传统习俗,确算汪家祖基。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汪彦济迁家族至雷岗山麓,建弘村。清乾隆年间,为避皇帝老儿(弘历)讳,“弘”村变成了“宏”村。宏村汪氏后裔汪森强先生著《水脉宏村》,详细介绍了明初宏村开建人工水系及其演变的全过程,他的一段抒情极有韵味:“六百年前的汪氏祖先,一锄头挖下去,给宏村引来西溪碧水,带来了百般柔情,生出了多少诗人墨客的笔头情愫,也给世人平添了多少遐思梦幻。”2000年,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既然是文化遗产,宏村当然不仅仅是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变迁,更是一种文化脉络清晰的记忆。自然造化而成“民风”,人生环境而成“民俗”,民风民俗而成文化,则总要和一个人群有关。园林文化中走动着失意官僚的身影,徽文化积淀起来的宏村和一支叫“徽商”的商帮劲旅有关。
在中国的十大著名商帮中,徽商一支起于魏晋,史称“新安大贾”。当时,中原世家因战乱纷纷南迁,徽州人口日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但丰富的茶叶、木材、草药资源及徽墨、歙砚等特产为徽商发家提供了机会。南宋时,京城临安与徽州相邻,徽商携地利之便迅速崛起,出现了经营旅店酒肆的巨商大贾,大儒朱熹的外祖父祝确,号称“祝半城”。明清以降,徽商多因经营盐业而声名显赫,两淮八大盐商中徽商占其四,扬州商会八十余名商贾名流中徽商竟占八成,业内因而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美誉。
如果说,“钻天洞庭”靠的倒是家门口苏州“东南胜会”的地利人和,那“遍地徽”占的恰恰是天时。明初,朱元璋为解决边塞粮荒,鼓励商人送粮支边,政府则给予食盐运销权,史称“开中法”。盐铁历来是国家控制的经济命脉,此法一开,徽商踊跃,他们重操宋元时业盐的经验,周旋于官场和商场,“以布衣上交天子”。亦官亦商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如清乾隆时的徽商江春,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氏均铺张接驾。已为今人熟知的绩溪“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名震江浙。当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晋)”。
徽商之所以将官商做得如此得心应手,是和其“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亦商亦儒特点分不开的。徽州古地文化厚重,向以“理学重镇”自诩,大儒朱熹即为老乡。因此,在外地的徽商会馆中都“崇祀朱子”。徽商或许就是理学之“性”和黄山空灵之气的人化吧,这是门风中与商帮另一支劲旅晋商最大的差异。从宏村的深山里走出去发了财,徽商恩泽乡里的办法就是造一个“南湖书院”,他们把苏州昆山人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恭恭敬敬刻在墙上,再将一扇“寒窗”镶嵌上去,生意和读书就这样在岁月的倒影中浑然天成。据史载,隋开科举以来,仅休宁一县竟出了19名状元。明两淮科考137名进士中,徽州人占了70名。从徽商世家中走出来的士子,当官不忘乡里,自然成为徽商在官场的代言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过唯一一个中国人王茂荫(1798-1865),出生徽商世家,清咸丰朝户部右侍郎,是个主管财税钱法的主儿。1854年春,王茂荫上奏朝廷,试图进行有利于商业流通的币钞改革,但遭到了严厉申斥。
亦官亦商,亦商亦儒,徽商深谙“官僚+资本”在中国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徽商最为传统的第三大特点―――极其浓重的宗族观念。据《徽州府志》载:“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徽商的“聚族经商”在业内是有名的,往往是一人发家,全族投靠,而徽商“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中国经济史专家张正明教授比较了徽商和晋商的差异,分析说,徽商大修宗祠,利用宗族观念来控制族人进而控制市场,这和晋商的伙计制、财东不得干预号事的经营理念有所不同。老徽州常言,千年的古坟,不动一土;庞大的宗族,聚而不散;宗谱传再久,枝叶清晰。最让人惊讶的是,主仆关系居然能够数十代不改。这种文化理念,在宏村的民居结构上表现出来。宏村最典型的徽派建筑承志堂,是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耗资60万两白银和100两黄金兴建的豪宅,3000平方米的建筑群内外、主次、正偏层次分明,一踏进八字大门,那种超乎寻常的内敛、自足、聚合的道德厚重感立刻迎面袭来。庭院深深,一进又一进,沉默的砖木将尊卑、长幼、内外隔成心灵的屏障,只有院中随风摇曳的花草和悠闲游动的鱼儿才让人轻舒一口长气……
真的是“一鞭吟过画桥西”(清?汪彤雯《南湖春晓》)。一拱小小的画桥,牵着脚步走进宏村。可小小的宏村哪里是在画中?而是分明浸泡在博大的文化里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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