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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不是夏民族的一支
——禹巡狩葬会计之事，起自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
关于越族的来源，直至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古越族很象是马来族的祖先留居在大陆的一部分”；有的把古越族同马来人等同起来；有的认为越王勾践，是夏禹之苗裔。以至说，越族是夏民族之演称，是商灭夏以后，夏族南迂的一支；还有部分学者，主张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主人，是当地原始居民发展而形成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持此说者已日益增多。我们认为把越族说成是夏族一文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而越族主体成分应是早就居住于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原始居民。
越族来源于夏民族的观点，最早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商，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五。……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禹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也持同一说法。《吴越春秋》的《越王无余外传》则更具体指出少康之庶子叫无余。《读通鉴论》卷三干脆一言以蔽之，说“越者，大禹之苗裔”。
司马迁的观点，影响至为深远，直至近代学者，多沿其说，并加以论证发挥。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越族为夏民族所演称”。不久前徐中舒更具体地分析说：夏被商灭后，其后裔有二支往南北迁移，“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江南为越族”。
《史记》中之所说勾践乃禹之苗商，原因是夏禹东巡至浙江会稽，死后也葬于会稽。少康时为了“奉守禹之祀”便封庶子到会稽，之后子孙繁衍下来，至春秋末年，勾线立为越王，但问题是禹之东巡会稽和葬于会稽之说，并无坚实可靠之证据。
我们认为禹之东巡并葬于会稽的事，历史上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时浙江会稽既不属夏王朝的直接辖地，也不是夏与国之境域。根据《逸周书•度邑》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战国策•魏策》云：“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卢罩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因此，“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今河南、河北和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禹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少康居夏邑，今河南禹县，直至夏桀，夏王朝的统治中心还在今河南西部；再扩大一点说，从夏王朝的属国领域看，根据《诗经》、《左传》等书记载，夏王朝的与国有英、六安、许、扈、观、斟灌、鬲、韦、顾、昆吾、葛、莘、薛、三?、涂山、有仍、虞等国。六安和涂山，在今安微境内。鬲、薛、三?和有仍，在今山东境内，扈则在今陕西境内，其余全在今河南省内。可见，浙江会稽，既不是夏王朝的辖境，也不是夏王朝与国的域地。既然如此，禹何以会巡狩到会稽呢?那就更谈不上死后会葬于会稽了。作为传说中夏王朝之圣祖夏禹，死后会葬于僻处东南会稽的异国他乡，是不合常理的。正因为这样，王充在《论衡•书虚》中才说：“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焉。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吴君高语：‘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团以名郡，故日会稽。’夫言因山名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 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辩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又说：“夫禹之会计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使不升天也，无会汁之事。”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赞成了王充这一分析，并指出：“禹巡狩葬会计之事，起自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禹会万国诸侯，定择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都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盖虞夏之世，会稽不在中国，故会稽之山，不书于禹贡，而扬城止于震泽也。”
所以，禹巡狩和葬于会稽之说，是不足信的，而有关的史载，可能是受“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焉”这一观念支配的结果。
若再以少康至勾践之世系同年代斟酌一下，出入也颇大。《史记•越王句(勾)跋世家》说，自少康封庶子于会稽，至勾践之父允常，其间只“二十余世”。《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说：“越侯传国三十余叶。”不论是20余世或30余叶，都是不合理的。正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指出的：“少康至桀十一传，殷汤至纣三十传，周自武王至敬王又二十五传，而越乃止二十余传，理所必无也。”即使是30余叶，每叶(世)以30年计算，总共不过千年。而实际上传说自公元前21世纪夏禹立国，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春秋结束，其间经过16个世纪，少康为夏朝的第四代王，而勾践称为越王之时，正是周敬王在位之年。这样，除去夏朝前三个王在位的年代之外，自少康至勾践至少也在1500年左右。这情况说明，《史记》等书记载的越世系是不清楚的，据记载之世系推算出的年代出入也很大，是不可信的。
勾践为禹苗裔之说不能成立，越族源出于夏的看法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前提了。至于分市于会稽以外的百越诸族，是行尽为勾践之后呢?过去一般史载多有此说，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名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故闽越也；东海王都永嘉，故瓯越也。自湘漓而南，故西瓯也；牂柯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统而言之，谓之百越。”但对这种看法历来学者多有异议。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引臣瓒曰：“不得尽云少康之后。”洁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二二中，则更彻底指出：“禹葬会稽之妄，说在夏纪，夏商称帝之妄，说在殷纪，而少康封庶子一节，即缘禹葬于越伪撰，盖六国时有此谈，史公缪取入史，后之著书者，相因成实，史并为闽越亦禹苗裔，岂不诞哉。又说：“勾践非禹苗裔，而瓯、闽非勾践种族”。
对于越以外分布于东南或岭南的百越诸族，都说成是勾践越国之遗裔提出异议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诸族及其先民，多为世代土著的居民，这不仅有大量考古出上的资料为证，就是在古文献中也有若干记述。《逸周书•王会解》载：有“瓯深、越沤”和“瓯”。前者的“瓯深”和“越沤”指的应是浙江沿海的东瓯人的先民，而后者的“瓯”指的应是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的先民。《周礼•职方氏》所称的“七闽”，其中应包括闽越族的祖先在内。《史记•楚世家》记载，春秋之后，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和“南平百越”。这里的“夷越”和“百越”，当然应包括岭南地区的越人。梁顾野王的《舆地志》说道：“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近年来不少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都有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为证，这里就不加细说了。总之，并不是说“江南海上”原来没有人，越散之后才有越入。由于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地原来的土著人已经发展了较高的文化，所以族子，即越国贵族，才有基础版于各处“为王”、“为君”。
近代许多学者，还从图腾崇拜出发，来论证越源于夏。闻一多在比较了夏、越两族的图腾信仰之后说：“越人‘断发文身以象龙子’。又相传为禹后，则与褒同出一源，其为龙族，也不用怀疑”。罗香林也说：“夏后氏于龙蛇一类水族，有特殊信念，其心灵生活，与龙蛇一类水族之崇拜，关系甚深。而古代越族以文身象龙著称，其心灵生活亦受崇拜龙蛇一信念所支配。”此是“古代越族为夏民族—支所称”的例证之一。
越人流行断发文身之俗，这在《礼记》、《孟子》、《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中记载不少，但多只说他们行断发文身之俗，而少具体说明文身的花纹图样。只是到了汉代的《淮南子》、《说苑》、《汉书》等著作，及以后高诱、应劭诸注家的注文中，才出现文身花纹为“龙文”，“以象龙子”，为的是“避蛟龙之害”等说法。这些解释，都未举出具体事例，缺乏证据，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和附会。事实上，越人文身花纹，应是蛇文而不是龙文。“文身以象龙”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据此而引申出越人崇拜龙图腾的结论也就更加勉强了。因此他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不可能具体、明确，往往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夏人和越人都是“崇拜龙蛇一类水族”，甚至说，龙与蛇“从来就纠缠不清，所以我们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的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
龙和蛇不仅可以分清，而且应该分清，特别是从图腾信仰的角度看，龙和蛇更是非分清不可了。
龙和蛇的形状看来相差很远，从目前出土的考古资料看最原始的龙形象，是出土在辽宁省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龙首长吻，双鼻孔，细长目，目尾锐角，头顶及颚下刻网格纹，颈上有扬起的长鬃”，酷似猪首；稍晚一些的龙形象，出现在山西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这个遗址出土了一批彩绘蟠龙的陶盘，“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围，身向内曲，尾在盘底中心。……作蛇躯鳞身，方头，豆形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二排长舌外伸，舌前呈树叉状分支，有的在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鬃物”。“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象蛇，但从方头、巨露齿看，又与溶鱼接近。就整体看，可谓似蛇非蛇，似鳄非鳄”。到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时代，出土的玉龙较多。这时龙的形象，都是头类马而有角，蛇形体布满鳞甲呈卷曲状，四脚带有利爪。至此，龙的形态特征已基本固定下来。可见，龙的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不管它是比较原始的早期形态，还是比较晚出的晚期形态，其基本形象除了体部呈条状类蛇外，都还有其它动物的特征，如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头象猪，山西龙山文化出土的头象鳄鱼，到了商周的玉龙，就加上四脚、利爪和头上长角等等，这说明，龙之所以是龙，是因为它有不向于蛇的明显的体态特征，二者不能混淆。
更重要的是从图腾祟拜的角度看，龙和蛇是泾渭分明的。蛇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动物，它同人的关系密切，而被古代某些氏族奉为图腾而加以祟拜，如古代的越族那样；而龙，它仅仅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一种综合体，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综合图腾。可见，崇拜龙图腾和崇拜蛇图腾这完全是两回事，二者是不能混同的。如果从图腾崇拜的发展形态看，蛇图腾同龙图腾是有渊源关系的，前老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图腾崇拜形态，而后者是一种较发展的、综合性的图腾崇拜形态。按逻辑推理，信仰蛇图腾的越族(详见百越文化特征)应是信仰龙图腾的夏族的祖先之一，而绝对不会得出越族是源出于夏民族的结论。
当然，历史的实际是，夏人信仰的龙图腾，虽然是糅合了多种单一的图腾的综合体，其中也糅合了蛇图腾，但在远古氏族林立的原始社会里，信仰蛇图腾的何止是越族一个，糅合到夏民族的龙图腾中去的应是北方某一族体的蛇图腾，而不是江南古越族的蛇图腾。
总之，从夏、越各自信仰的图腾分析，也不可能得出越族源出于夏族的结论。
如上所述，越为夏后是不可取的。而说越族是几何印纹陶遗存的主人，他们主要是由当地原始先住民发展形成的，其理由却是比较充分的。有关文献的记载，上面已略有涉及。(还可以从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加以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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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5 15: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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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0 10:3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