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人杰汪懋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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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祖先生（1891.3.4—1949.1.9）江苏苏州人。少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苏州府中学堂、江苏省高等学堂。191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工矿科，肄业两年后，因需赡母抚弟，辍学到陕中三秦公学执教。1916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19年受聘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1920年回国，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并兼任教育系主任等职。1927年回乡组建苏州中学，任苏中校长四年。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于1938年赴云南大理，创建中政校分校，后改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先后主持校务四年。1942年赴丽江等地劝学，并筹建丽江师范学校。1942年底至1945年受聘于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曾兼任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校长。1946年初回故乡苏州治病、养病。同时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于1949年1月9日逝世，享年58岁。

    汪懋祖先生与袁世庄女士于1922年1月在北京结婚，养育二女汪安琦、汪安琳、一子汪安球等姐弟三人。
汪 懋 祖 先 生 年 谱
    ⊙
    ⊙ 1891年3月4日出生
    ⊙ 1904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
    ⊙ 1905年考中秀才
    ⊙ 1905年9月入苏州府中学堂学习
    ⊙ 1910年毕业于江苏省高等学堂
    ⊙ 1912年天津北洋大学工矿科学习
    ⊙ 1914年去陕中三秦公学执教
    ⊙ 1916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
    ⊙ 1919年受聘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
    ⊙ 1920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4年）
    ⊙ 1925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哲教系主任（1年左右）
    ⊙ 1926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江苏省督学（2年多）
    ⊙ 1927年7月回家乡苏州，创办苏州中学，至1931年任校长4年
    ⊙ 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教育系主任（6年多）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家内迁昆明
    ⊙ 1938年—1941年创办大理师范学校，主持校务4年
    ⊙ 1942年筹设丽江师范学校（1年左右）
    ⊙ 1942年底－1945年西南联大任教（3年）
    ⊙ 1944年兼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1年）
    ⊙ 1946年初返乡苏州，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编著、养病
    ⊙ 1949年1月9日病逝，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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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典存（懋祖）先生事略
显考典存府君，讳懋祖，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二十四日。先世徽州大族，避明末流寇之乱[注]，迁居苏州遂籍焉。代有冕黻，为江南望族。 先大父直卿公博学多才，不幸罹疫早殁，时吾 父年方十四。 祖母何太夫人贤德温良，抚养遗孤，沥尽心血。兄弟八人，而吾 父行五，聪慧出侪辈。十三入泮，十六而入沪上广方言馆，二十入北洋大学攻矿科，肄业二年，因需赡母抚弟，乃西走长安执教。越二年返苏，考取江苏省留英官费，时欧战方殷，英伦多事故，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吾 父切实为学，尤于泰西各国教育制度、哲学学说靡不条贯，故为业师杜威、孟禄诸先生所器重。学成归国，任教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时与吾 母袁世庄女士结婚。年三十一继长师大教务兼代校长。当此时焉，南北军阀割据，民心浮动，工商敝疲。吾 父痛心国事，但仍深信教育能救国。嗣因吾 先大母在苏年高多病，乃南下讲学东南大学。民十六（编者注：指民国16年，即公元1927年）创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而创始苏中一院二院、吴江乡村师范及实小之庞大系统，凡德高望重之名师，辄远道亲往敦聘。学风既立，声誉雀起，名列国内第一流之中学，磨砻淬砺，成就者不可胜数。此时安球方呀呀学语，故未知吾 父之艰辛也。民国十九（1930年）应罗家伦先生之邀，往中政校开办教育系，人才辈出。
旋出席庐山会议，为教育专门委员会沥陈教育之重要，慷慨陈词，座为之愕。及倭寇夷来，吾 父辗转万里，历浙、赣、湘、桂，入安宁、南而之云南，颠顿狼狈，始终不懈。因见边区各族皆我同胞，教育急需改进，乃先后建议及创设国立大理及丽江两师范学校，滇西边疆诸族，负笈来学者三十余族，成绩斐然，学成者皆为边区教育事业服务不懈。而创办之初，因在抗战期中，经费拮据，物价腾踊，吾 父夙夜擘划，心力交瘁，艰苦卓绝。三年而基础已立，乃东走昆明，任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1944年）长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以期勾通中国与各邻邦之文化。同时，吾 母任昆华女师及东方语专，生活艰困，无与伦比。吾 父久患十二指肠溃疡，与年俱深，但仍带病工作，努力教育及文化事业。晚年更竭力提倡边疆教育，不遗余力。嗣抗战胜利，复员还乡，手足无恙，故里依然，衷心欣慰，乃仍扶病编书、任教。卅七年冬至严寒，宿疾剧发，日趋危重，竟于卅八年（1949年）一月九日未时弃吾 母及儿辈而长逝。弥留时，尚频呼：“救中国文化… 努力教育 ……人格教育 ……” 呜呼痛哉！
吾 父自幼为胃病所苦，常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对陶行知诸先生之事业，暗自欣羡。而吾 父之可贵，乃以久病之躯任重致远，创立如许事业，良非易易。其教育之道，乃谆谆劝勉，弟子乐而从之；以德服人，一本孔子之道而临事严肃，丝毫不苟；平时接见弟子，殷问长短，恳切动人，师生相喻于无形。吾 父之为父焉，能知吾短，能释吾疑，能体吾心，而教我助，实良师而益友也。家事则一应巨细，悉托吾 母。球从父廿年，常傍晚徐行，妙语隽词，谈笑风生，球等如沐于春风之中，翛然而化，或称吾 父有渊明风操，濂溪盛德，非谀言也。吾 父平时生活自奉最俭，一几一桌，四围图书，朝夕兀兀，切磋经史。盖吾 父之治学也，兼瞻古今，贯通中西，由深趋迅，由博返约，止于精微也。著有《美国近三十年教育史》、《教育学》、《知行学说要义》及《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讲义》各十章（尚未发表）及短篇论文，不下百余篇；于韵文尤好，研究其为诗也，慷慨悲歌，大有放翁气象。衷心有所感，辄发之于诗，先后计达五百篇之多。
吾 母袁世庄女士宝山袁观谰（希涛）先生女公子。早岁负笈美国，回国后，服务教育兼家事，备历艰辛，廿余年如一日。长姐安琦留学美国，专攻生物学，已得硕士学位，继续研究。适云间杨君纪珂。次姐安瑾幼殇。三姐安琳肄业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安球居四，肄业于国立浙江大学，专攻地理。嗟乎！吾 父竟不及见子女之成立，遽尔长逝，儿等泪枯肠断，风木之悲，永无尽期。惟愿能克（编者注：似为“刻”之误）苦为学，以慰尊亲也耳。

棘人 汪安球 泣血敬述

[注] 据汪氏家谱中记载，迁吴始祖汝卿公（82世）并非因“流寇之乱”迁居苏州，而是由经商迁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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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祖先生从事教育三十四年
汪懋祖(1891.3-1949.1)，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04年入上海广方言馆。1905年考中秀才。同年秋，考入苏州府中学堂。1910年毕业于江苏省高等学堂。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大学工矿科学习，1914年后因需赡母抚弟，不得不辍学，到陕中三秦公学执教。

1916年，汪先生满怀教育救国之志，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此时与陶行知、胡适等为同学。他受教于美国教育家杜威，获硕士学位，并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出国前曾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0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这时期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进步学术团体，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1925年前后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哲教系主任。1926年南下，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和江苏省督学等职。

1927年7月，他毅然放弃大学教授和督学的职位，回到家乡，创办苏州中学，任首任校长，以此实现他多年来亲自办学的理想。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学说，加以改造、发展，提出了“教育原于生活，而改造生活”的教育思想。在他主持苏中校务的四年（1927.6－1931.9）中，贯彻了他的这一理念。要求苏中“必使各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之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也就是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有改变生活的能力，使年青人在中学阶段就具有创新立业、改变环境的素质；并力求把苏中办成学术化的学校。他聘请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陈去病、钱穆、吕叔湘、吕思勉、吴竹人、颜文良、孙起孟、吴梅等老师来校任教；并对教材、德育、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学校声誉斐然。此时，“苏中规模大，人才多，实可作为一个实验中学。”“四方负笈来此，远自陕滇。毕业生考升国立大学者，岁有增加。就业服务，无一人向隅。……体育竞赛，连年冠军。于是声誉雀起，满国中矣！”（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苏中校刊，第86期，1933年9月）。他创办了《苏中校刊》，在《校刊》上，教职员可以讨论教育问题，发表意见，它成为提高教育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自由论坛。汪先生任期四年中，在《校刊》上面发表了34篇文章。充分阐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观点和经验，和同仁们同心共策，把苏中办得有声有色，这在当时中等教育中是独一无二的。1930年被全国教育会聘为专家会员。另外，他还提出：中等师校毕业生可以参加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可是，这些新理念、独创的举措，遭到了当时新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的非议，勒令停办《校刊》，不批准师范生入普通高校的主张。汪先生愤然辞职，离开了这所亲自创建“声誉满国中”的实验学校。汪先生不仅是苏中的创建者、也是中等教育的奠基者。

1931年应罗家伦教授推荐，他去中央政治学校开办教育系，任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政校内迁。汪先生深感该校受国民党的管制甚严，很不自由。又察觉到国民党官员的奢侈腐败风气，极为不满，决定离开该校去云南办学。经历了万里颠沛跋涉，于1938年初抵达昆明。

1938年汪先生不顾身体虚弱，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筹经费，精打细算，和十几位过去的学生，在当地招聘了几名职工，把大理城外的一所破旧古庙加以修缮和改建。当地没有建筑工程师，汪先生和几位教师自行绘图设计，建成土洋结合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边疆博物馆和两幢新宿舍。从滇西招了二十多个边疆少数民族的青年学生数百人，开办了大理师范学校。后来，又把一座破烂的塔寺进行改建，创办了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场所。由于国民党极不重视民族教育，有限的办学经费还不能按时发下，汪先生拿出自己的工资，还变卖家中较好的衣物，贴补给生活困难的教师，共同度过清贫的岁月。他考虑到边疆民族教育的特点，注意培养学生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重视劳动教育，办厂种菜，使学生全面发展，生活丰富。在他主持该校校务四年，成绩显著，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教师，为滇西民族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41年该校由教育部接管。由于生活艰苦，长年劳累，胃溃疡复发大出血，只得离职治病。

1942年病愈，他又去丽江调研，筹建丽江师范学校。汪先生呕心沥血，艰辛办学，为开拓边疆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2年底至1945年，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1944年兼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初回到久别的故乡——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这时期，汪先生终年不进“烟火食”，靠“营养剂”为生。偶有不慎，就呕吐不止，身体十分孱弱，主要在家养病、写书。

1949年1月9日胃溃疡穿孔，去世。享年58岁。
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西洋教育史》等专著。生前写了许多诗文，大多未公开发表。

汪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爱国者，他一生执著于教育事业。三十四年中，他艰苦办学，实践创新，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鞠躬尽瘁，成绩卓著。（作者：汪安璞 汪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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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祖先生从事教育三十四年
汪懋祖(1891.3-1949.1)，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04年入上海广方言馆。1905年考中秀才。同年秋，考入苏州府中学堂。1910年毕业于江苏省高等学堂。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大学工矿科学习，1914年后因需赡母抚弟，不得不辍学，到陕中三秦公学执教。

1916年，汪先生满怀教育救国之志，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此时与陶行知、胡适等为同学。他受教于美国教育家杜威，获硕士学位，并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出国前曾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0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这时期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进步学术团体，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1925年前后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哲教系主任。1926年南下，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和江苏省督学等职。

1927年7月，他毅然放弃大学教授和督学的职位，回到家乡，创办苏州中学，任首任校长，以此实现他多年来亲自办学的理想。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学说，加以改造、发展，提出了“教育原于生活，而改造生活”的教育思想。在他主持苏中校务的四年（1927.6－1931.9）中，贯彻了他的这一理念。要求苏中“必使各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之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也就是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有改变生活的能力，使年青人在中学阶段就具有创新立业、改变环境的素质；并力求把苏中办成学术化的学校。他聘请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陈去病、钱穆、吕叔湘、吕思勉、吴竹人、颜文良、孙起孟、吴梅等老师来校任教；并对教材、德育、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学校声誉斐然。此时，“苏中规模大，人才多，实可作为一个实验中学。”“四方负笈来此，远自陕滇。毕业生考升国立大学者，岁有增加。就业服务，无一人向隅。……体育竞赛，连年冠军。于是声誉雀起，满国中矣！”（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苏中校刊，第86期，1933年9月）。他创办了《苏中校刊》，在《校刊》上，教职员可以讨论教育问题，发表意见，它成为提高教育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自由论坛。汪先生任期四年中，在《校刊》上面发表了34篇文章。充分阐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观点和经验，和同仁们同心共策，把苏中办得有声有色，这在当时中等教育中是独一无二的。1930年被全国教育会聘为专家会员。另外，他还提出：中等师校毕业生可以参加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可是，这些新理念、独创的举措，遭到了当时新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的非议，勒令停办《校刊》，不批准师范生入普通高校的主张。汪先生愤然辞职，离开了这所亲自创建“声誉满国中”的实验学校。汪先生不仅是苏中的创建者、也是中等教育的奠基者。

1931年应罗家伦教授推荐，他去中央政治学校开办教育系，任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政校内迁。汪先生深感该校受国民党的管制甚严，很不自由。又察觉到国民党官员的奢侈腐败风气，极为不满，决定离开该校去云南办学。经历了万里颠沛跋涉，于1938年初抵达昆明。

1938年汪先生不顾身体虚弱，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筹经费，精打细算，和十几位过去的学生，在当地招聘了几名职工，把大理城外的一所破旧古庙加以修缮和改建。当地没有建筑工程师，汪先生和几位教师自行绘图设计，建成土洋结合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边疆博物馆和两幢新宿舍。从滇西招了二十多个边疆少数民族的青年学生数百人，开办了大理师范学校。后来，又把一座破烂的塔寺进行改建，创办了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场所。由于国民党极不重视民族教育，有限的办学经费还不能按时发下，汪先生拿出自己的工资，还变卖家中较好的衣物，贴补给生活困难的教师，共同度过清贫的岁月。他考虑到边疆民族教育的特点，注意培养学生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重视劳动教育，办厂种菜，使学生全面发展，生活丰富。在他主持该校校务四年，成绩显著，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教师，为滇西民族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41年该校由教育部接管。由于生活艰苦，长年劳累，胃溃疡复发大出血，只得离职治病。

1942年病愈，他又去丽江调研，筹建丽江师范学校。汪先生呕心沥血，艰辛办学，为开拓边疆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2年底至1945年，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1944年兼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初回到久别的故乡——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这时期，汪先生终年不进“烟火食”，靠“营养剂”为生。偶有不慎，就呕吐不止，身体十分孱弱，主要在家养病、写书。

1949年1月9日胃溃疡穿孔，去世。享年58岁。
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西洋教育史》等专著。生前写了许多诗文，大多未公开发表。

汪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爱国者，他一生执著于教育事业。三十四年中，他艰苦办学，实践创新，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鞠躬尽瘁，成绩卓著。（作者：汪安璞 汪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