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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禽治鲁
（汪聚贵）
在周初分封的各诸侯国中，鲁国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鲁国得到的赏赐极为丰厚，被特许使用天子之礼乐；鲁国的封地曲阜一带的地理环境也比较优越。鲁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人们活动的中心，有着悠久而发达的文化。另外，鲁国在诸侯国的位次排列上也居于首位。《国语·鲁语上》载“鲁之班长”。所谓“班”就是周代诸侯国的位次顺序，“班长”即位于诸侯国之首。这都说明了周王室对鲁国十分重视。 周公对鲁公伯禽也寄以厚望，希望他能担负起为王室镇守东方的重任。周公曾一再叮嘱伯禽要谨慎从事，礼遇才智之士。《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临行时，周公告诫他说：“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在天下地位也不算低了。但我常常洗一次头三次提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起身接待天下贤士，这样还怕失掉了天下的人才。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为是国君而傲慢士人。”希望伯禽礼贤下士，广搜人才，更好地治理鲁国。但伯禽及其之后的鲁君并没有实行周公的这一策略，而地是坚守着“尊尊亲亲”的宗法原则。《汉书·地理志》载：齐太公始封之时，周公问他：“怎样治理齐国？”太公说：“举贤而尚功。”周公说“：这样后世必定会出现篡杀之臣。”周公始封时，太公又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尊而亲亲。”太公说：“如此后世鲁国就要逐渐衰弱了。”这段记载绝不是周公与齐太公的对话实录，而是后人对鲁、齐两国治国方法的总结。但它确实道出了鲁、齐两国在治国用人策略上的各自特点。而鲁国的这一特点，应当就是在伯禽时期开始形成的，这也应当是与当时复杂的形势有一定关系的。伯禽受封的鲁地，原本是殷商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在伯禽被封到这一地区之前，这里的东夷各部就曾响应武庚之乱，起兵叛周；而在伯禽就封之后，当地土著部族仍不断反叛，双方斗争激烈，以至鲁国的统治在很长时间未能稳固下来。在与土著部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伯禽似乎难以礼贤下士，广搜人才，而只能依靠周人的力量。而这种“尊尊亲亲”的用人原则却给后来鲁国的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与卫国受封时，周王 室要求它们 “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政即征，指征收赋税的方式；索即丈量土地的绳索。这两句是说要鲁、卫采用周王朝的制度来丈量划分土地，而采用商朝的赋税征收方式。之所以让鲁、卫两国“启以商政”，是因为卫国封于殷墟，鲁国封于商奄故地，都是殷商之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他们已习惯于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沿用旧有的征收方式，能在一定程度起到减轻他们反抗情绪的作用。这只是周统治者在经济上制定的统治殷民的方针，而在如何对待殷商遗民原有的礼制风俗上的方针，也当是与之相一致的。不过，伯禽就封于鲁以后，虽然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启以商政”，但在对待当地旧有的礼制风俗方面，却采用了不同方针。《史记·鲁周公世家》 记载：伯禽就封之后，三年才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才报政呢？”伯禽回答说：“我改变当地的风俗，废除当地的礼仪，丧事要过三年才能除服，因此迟缓”。当时姜太公也受封于齐国，五个月便向周公报政。周公说“：为什么这样迅速呢？”太公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顺从当地风俗处理政事，所以很快就能够报政。”周公为此感叹说“：呜呼！鲁国将来必定要北面臣服于齐国了！为政如果不简便易行，人民就不肯亲近；为政简便易行而亲近人民，人民就一定会归附。”这段记载，既说明伯禽在鲁国采取了强制推行周文化，彻底变革商奄旧有礼俗的措施，与齐国的做法完全不同，也说明这种做法是与周公意愿相违的。 尽管伯禽为了加强对当地的统治，利用自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势，下了很大力气来改变商奄之民的原有礼俗，但当地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并不是靠政令手段而就能被废除的。所以这一措施遭到殷人、奄人的强烈抵制，并没有完全行得通。其后继者不得不对这一方针有所改变，殷人及奄人的一些礼制风俗被保留下来。如在鲁国故城考古发掘中，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据发掘报告：“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又据文献所载，殷人、奄人举行社祭的“毫社”和部分其他风俗在春秋时期也仍然保留着。 据《汉书·律历志》，伯禽在位长达46年（或说三十余年），在他统治期间，由于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不当等原因，鲁国一直没能安定下来，直到其子炀公时期，鲁国的统治才稳固下来。
——（汪聚贵） | 
发表于 2006-12-2 12:13:28
发表于 2006-12-2 22: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