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 (选自

亮翁

海峡两岸间第一次握手——“汪辜会谈”圆满成功      

      1993年4月2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台湾海峡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郑重地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份文件上签字，两位古稀老人睿智而深邃的目光相互凝视，他们知道，两岸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4月25日，汪道涵先生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热情洋溢地提出:“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面对未来，把握国际发展的趋势所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机遇，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
   
    4月26日下午，辜振甫先生抵达新加坡。辜振甫先生说:“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秉恃‘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隔绝之后，海峡两岸终于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首次会谈，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是两岸关系的良好开端。
   
    两岸直接接触开始于1986年5月的“两航《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谈判”。此后，两岸间围绕具体事件或问题进行的接触、商谈愈益频繁。特别是1991年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相继成立以来，两机构之间为处理两岸的有关问题积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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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汪辜第二次握手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应祖国大陆海协的邀请，率海基会董监事访问团于10月14日至19日赴上海、北京进行6天参观访问，其间将与海协会长汪道涵先生进行“第二次握手”和自然交谈。
   
    辜先生此行虽仅属一般性参访，而且与汪道涵先生也无正式的会晤和商谈，但由于这两位5年前曾在新加坡举行过历史性的首次会谈，因而他们的再次聚首自然会激发起人们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某些联想和期望。
   
    汪辜相交： 两岸关系进程的必然
   
    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之间的交往始于90年代初。
   
    当时，两岸关系已打破长期隔绝，并经过数年的发展而使两岸同胞之间的民间交往达到相当规模。与此同时，两岸交往中衍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诸如：法律文书认证、海上渔事纠纷、海上抢劫，及空中劫机犯罪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两岸间的正常交往。
   
    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为了坚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在继续拒绝正式谈判的前提下，于1990年10月21日成立了以辜振甫先生为董事长的海基会，以期这个“戴着白手套”的民间机构与祖国大陆进行接触，解决两岸交往中的事务性问题。
   
    而祖国大陆基于争取“先谈起来”的考虑，同意与之先进行事务性商谈，以创造政治谈判的条件，因此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以汪道涵先生为会长的海协会。
   
    两会随即围绕两岸关系有关问题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与接触。
   
    1992年3月，两会在北京进行了“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两项议题的工作性商谈。这是海峡两岸各自授权的民间团体进行的首次事务性商谈。同年10月，两会代表在香港进行了第二次商谈。这是两会间一次非常重要的商谈：双方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这对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奠基性意义。
   
    此后，两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进行的商谈进展顺利，成果显著，先后就“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查证”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等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首次汪辜会晤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基础。
   
    首次“汪辜会谈”：两岸关系历史性突破
   
    首次“汪辜会谈”，是两会交往的自然升华，也是两岸间整体关系取得重大发展的象征。
   
    这一重要会谈从酝酿到实现，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海协早在1992年1月8日即首次函邀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率团访问祖国大陆。8月4日，汪道涵会长又亲自向辜振甫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就“两岸经贸合作与两会会务问题交换意见，洽商方案”。辜先生随即于8月22日对汪先生的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此后，经过近8个月的酝酿准备，于1993年4月初在北京实现了由海协唐树备副会长同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进行的预备性磋商。双方经过努力，就议题、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项，达成了8点共识，从而全部完成了首次“汪辜会谈”的一切准备。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
   
    会谈根据预备性磋商达成的共识，紧紧围绕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两岸科技与文化交流三个主要议题，及两会共同关心或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内容广泛涉及两岸“三通”、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祖国大陆经贸人士访台、两岸劳务合作、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产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台湾参与开发浦东、三峡、图门江，合作开发能源、资源，以及海上渔事纠纷之处理、违规进入对方地区人员之遣返、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等问题。
   
    经过反复协商，求同存异，两人最终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4个协议。商谈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峡两岸同胞分离与隔绝40多年之后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汪辜会谈”结束后，两岸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舆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江泽民总书记在随后不久会见台湾一个考察团时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各国舆论普遍反映，“汪辜会谈”不仅象征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也有利于亚非和平与稳定，而且对整个环太平洋经济圈都具有重大意义。
   
    “汪辜第二次握手”：仅作“自然交谈”
   
    首次“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关系本应顺势发展，汪辜二次会晤理当进行。然而，两岸关系形势的急剧变化，也改变了汪先生与辜先生第二次见面的初衷。
   
    早在首次会谈结束时，汪道涵先生即向辜振甫先生表达了再度会谈的心愿，期待两岸在全面落实“汪辜会谈”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落实协议的过程中，两岸事务性商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台湾海基会违背汪辜会谈协议关于两会商谈是民间性、经济性、功能性的定位约定，单方面将“司法管辖权”等双方一时难以解决的政治、法律问题引入事务性商谈中，力图通过两岸劫机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处理等三项议题的商谈，迫使我方承认台湾有对等的且互不隶属的管辖权，以达到体现“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
   
    对此，海协当然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一方面在岛内加紧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力图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另一方面加紧在国际上推行“弹性务实外交”，试图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把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推向极致，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两会商谈的气氛，而且对两岸整体关系形成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其中也包括暂时停止了两会的事务性商谈。
   
    1996年3月，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鉴于两岸关系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两会事务性商谈受到政治因素严重干扰而无法进行的事实，海协受权提议两会进行政治谈判，以期建立起两岸间政治谈判的机制和协商政治问题的渠道，随之重新开始两会的经济性、事务性商谈。
   
    但台湾当局出于阻挠祖国统一的立场，本质上不愿进行政治谈判，坚持要先行恢复事务性商谈，从而导致两岸关系发展陷于僵局。
   
    为打破僵局，加强沟通、寻求共识，为早日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创造条件，海协努力扩大与海基会的接触与交流。邀请辜振甫先生率海基会董监事访问团来祖国大陆参访，正是这项接触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辜先生此次大陆之行的酝酿已近一年。这期间，台湾当局在辜先生出访的定位问题上不断反复。
   
    为回避海协关于汪辜会晤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问题作出安排的建议，海基会一开始就咬定汪辜会面是“参访”，安排上要求“单纯化”，连海协提出参加由两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的建议也加以婉拒。
   
    而当海协接受参访安排后，海基会又于7月下旬在两会副秘书长于台北交换意见时，一改“单纯化”的说辞，以不能“空洞化”、“形式化”为借口，企图改变“参访”的定位，在不正式承诺两会进行政治谈判程序性商谈的情况下，把汪辜会面变成以“两会会务”为内容的有正式议题的会晤，借以实现其先恢复两会事务性商谈、回避政治谈判的政治企图。
   
    这种将自己单方面的政治企图强加于人的做法显然不可能实现。因此，这次汪辜会面既不是正式的会晤，更不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辜先生此次来祖国大陆，仅同汪会长就双方共同关心和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无拘无束、非正式的自然交谈。
   
    尽管如此，辜先生此行毕竟与汪道涵先生实现了第二次会面，仍不失为两岸之间一次重要沟通。有台湾舆论认为，这将是1993年汪辜会谈后两会高层再次进行的“政策性对话”，对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改善两岸关系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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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进益揭开首次汪辜会谈秘辛     

（按：邱进益提到会谈时是用“辜汪会”的说法，本报转载时改用本地报章的“汪辜会”体例。此外，为忠于原文，对话里提到的“中华民国”未按本地报章体例改为“台湾”。原载台湾《新新闻》周报）
   
    汪辜会面是两岸互动的大事。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时，现任的铨叙部长邱进益是当时负责实务的海基会秘书长，在第二次汪辜会面前夕，邱进益谈起汪辜会谈，仍念念不忘会议中场两岸人员抢着利用“吹风”机会进行媒体宣传战的乐；念念不忘“后场军师”事事指示，手脚难伸的痛；念念不忘，两岸谍对谍的苦。
   
    以下就是邱进益的专访，谈起的汪辜会谈点滴甘苦：
   
    问：如果把汪辜会谈的效果分成二个方面，一个是对媒体的国际宣传，另一个是双方互动过程，以你第一次进行汪辜会谈的经验来看，如何做好对媒体的宣传？
   
    答：当时我们会谈因为有一个固定会议的时间，所以在中午会议结束之后，有一个正式的记者会，下午的会议结束之后也有一个记者会，然后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个所谓“吹风”的时间。
   
    当然辜先生个人风度翩翩，他的学养很深，有机会让全世界的人看一看我们中华民国走出去会谈、会晤代表，像这次汪辜会在钓鱼台宾馆，其实也可以同北京方面联络做一个安排。我们从前在汪辜会谈预备会议时也是在钓鱼台宾馆，那时我要求让记者也能够进去，我记得很清楚，后来记者都进去了，只是会谈的时候记者就在外面休息等，会谈完了以后我和唐树备两个人一同主持记者会，所以他们对整个细节过程都很清楚，这次应该也可以请海协会做一个安排。
   
    问：你上一次有没有特别和国际媒体方面做什么样的沟通？
   
    答：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一天接受七、八场次和不同的媒体访谈，比如说和日本、港澳、中国大陆、欧美……的媒体，有的是个别的，有的和三、五个一起的，对象不同，而且做为发言人，要知道每个媒体有不同的需求，焦点也不一样，所以在发言的拿捏上要特别注意。台湾媒体热力烧过头。
   
    问：你刚提到除了正式的记者会之外还有一个和媒体“吹风”的时间，其实每次两岸会谈后都有所谓的“吹风”时间，到底所谓的“吹风”与正式的记者会，你想要表达的有什么不同？
   
    答：“吹风”的时候比较自由！原则上来讲，在正式记者会上对媒体讲的话，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思考，所以比较谨慎，“吹风”的话就不拘形式，比较像聊天一样；第二个就是在“吹风”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背景说明；第三个，坦白讲，还可以放一点话，如果你有什么样目的的时候还可以趁这个时候放一点话让对方知道，这种在正式记者会上就没有办法达到，“吹风”是满好的一个机会。
   
    我当时在记者会上不方便讲的话，都透过“吹风”的时候讲出来了。其实对方也“吹风”，一些记者会上不好讲的话，他们也是透过“吹风”来表达。
   
    问：台湾与大陆方面两边面对的媒体环境不一样，你评估上一次对方运用媒体的“功力”如何？
   
    答：那个时候坦白讲，台湾的媒体实在太热了，提供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几乎是免费买了很多电视广告。这一点我跟几个电视台表示过不满意，因为你采访的对象是我，不是对方，他们的电视台来采访我，可是我得到出现的机会不多，可是当我们连续不断地去采访对方的时候，变成他可以直接来向台湾的民众诉求，我们却没有机会向大陆人民诉求。我记得那时候几乎是一头热，我是非常不满意，也公开地表达了我的不满。我们的媒体对于对方代表的态度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低声下气，又喜欢抓住一些对方攻击我们的话来突出，就造成了谈判代表的压力。压力重重如履薄冰
   
    问：这样的压力在当时会因为陆委会方面看到媒体的报道之后，马上就有所指示给前线的谈判代表，还是预计到回国之后才会出现压力？
   
    答：我们面对的压力来自好几方面，第一当然是在我们出去之前写好的白纸黑字，所有的授权都在那个上面，譬如说，三通，我们认为是政治问题，所以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你不能有任何回话，不可以有任何的回应，这在谈判前就已经决定好的，等到对方砰一个，说，三通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变得我们不能接下去，因为他提的是三通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压力是因为四十多年来，两岸之间没有那么高层次的谈判，而过去的历史显示，国共双方面的谈判上，国府是输得多，所以你背负的是这样的压力。
   
    第三个，当然是媒体。媒体当然是基于报道新闻这样的目的出发，但是媒体本身有立场，有好恶，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好恶，所以你不知道你某一个行动会有某一种后果。那次去，我记得很清楚，有二百八十几个记者，假使当时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负面的，你说你这个谈判代表怎么得了？你还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吗？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的谈判，无论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要让大家有这种感觉，我要透过我发言人的角色，充分向大家说明，证明这个事情，让大家相信，这是满重要的。
   
    像刚刚提的三通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对三通问题回应，所以国内的媒体知道了我方对于三通问题不接话，报回去以后就说我们的谈判代表软弱，这样的问题竟然不能答复！消息也很快地传回了新加坡，所以当然受到了压力。
   
    再比方说，我们和对方谈好的，我们谈判时，他们有一个开场白，辜先生也有一个开场白，开场白完了之后等到我们举行正式的记者会，到那个时候才把我们双方正式的谈话稿发给媒体。但是大陆做了一个小动作，他们话一讲完，谈话稿就出去了，而我们遵守诺言，谈话稿直到记者会结束12点半才出去，这样他们的稿子早传回来，就让媒体觉得台湾的代表们被动。
   
    问：“上次在谈判时，陆委会对前方的第一线代表有很多的指示，我记得部长你那时还“飙”了一下，可不可以谈谈那次的经验？
   
    答：我想过去的事情我不大愿意再提了。但是对于一个谈判代表来说，不是说后方不可以对前线的谈判代表有所指示，但问题就是说时段要拿捏得很好，不能说在谈判的时刻，大哥大电话就来了，好像说要改变谈判的结果。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当然已经心平气和了。不是说后方没有权力这样做，当然有权力，国家的利益至上，这个没有问题，谈判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你要给谈判的人一点适应的时间，很可能因为你这样一个举动，把整个谈判的气氛破坏掉，甚至于可能完全地推翻掉谈判的结果。我做为一个谈判代表在那里，不以说因为后方这样一个动作，使得我们就怎么样，这种状况坦白讲，在后方的人很多都是没有从事过谈判的人，不是很了解谈判的过程与程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动作出来，这又很可能危害整个谈判的结果。我所不太满意的是这个地方，而不是说否认后方有指示的权力。
   
    问：在谈判时双方难免有谍对谍的情形出现，第一次汪辜在新加坡，也许这种防范对方刺探军情的情况还好一点，但你到北京去进行谈判时，在对方那里，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做法？
   
    答：我们很少在旅馆里头开会，如果要开会的话，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视机声音放大，第二个动作就是把浴室里所有的水龙头打开，然后我们才开始谈话。坦白讲，在这种环境底下也不得不防。总体来讲，好像也还好，我们没有那种我们要谈的方案，已经被对方知道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提出来的方案对方已经事先知道了，那他会有对方案的沙盘推演，在你上桌的时候，看对方的表情、端出来的菜，就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事先掌握到我们的状况。至于与国内通讯上我们有特别的安排，这一点我不方便多谈，不过那时候的通讯上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对方截听，除了是打电话以外，那个方式没有问题。

        问：在谈判前，我们应该也有一段研判对方会提出什么样方案的过程，这部分情况是怎么样？
   
    答：研判主要的工作是在陆委会里做，陆委会有一个小组，有各个阶层的人在里面，我们的方案也是从这个小组出来的。在我们谈判的时候，这个小组是24小时待命的，那个时候联系与反应其实做得不错，但这次性质不一样，是会晤不是谈判。
   
    问：上一次因为排除民进党，而民进党也派了人在场外抗议，这一次也排除了民进党，你认为把民进党排除在两岸的接触与谈判上，利弊如何？
   
    答：我想首先先界定一下康宁祥先生是不是民进党？这个问题先澄清一下，如果他是民进党，可见得没有排除。
   
    问题在于，谈判是一回事，去会晤、去拜访，参加了以后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如果是要有人去说明台湾意识、台湾优先、或者是台独的主张，这样出去的一个团某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另一个说不同的话，这在国际间我看很少有这种例子出现。你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立场、一个态度，民进党所想要表达的，难道大陆方面不知道吗？所以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远道而去在会晤的时候去突出你的地位表示立场，第一，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第二，对于整个会晤会不会产生变化？不知道！也许本来讲话很投机的，如果因为这样的立场一表达之后，对方不高兴说再见了，这样对我们去的目的能不能达成，要考虑。两岸会谈中断三年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要冒这样的风险？当然我这样讲，民进党的朋友不会同意，觉得他们不会这个样子，但就我们从事谈判的人对于细节这样的安排，的确比较突兀。
   
    问：上一次民进党在会场外的表现让你们很尴尬，你们如何和他们协调？
   
    答：我们找了代表处一位同仁去和他们沟通，他们要求说，要我谈判完了以后和他们做简报，后来我的同事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是民进党授权的谈判代表，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向民进党汇报，但是我每天晚上七点半有一个公开说明会，你愿意来，我欢迎，结果他们当然没有来。我是陆委会授权的海基会谈判代表，以后当然也会回立法院去报告，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对民进党汇报。
   
    问：汪辜两位先生在谈判时，你从旁观察，觉得他们两位有何特殊表现？
   
    答：谈判是幕僚作业先行，幕僚作业如果没有完备，而让两位老先生上去针对不同的意见在那里争得面红耳赤的话，是根本谈不下去的，所以事前幕僚与幕僚的作业都做完了，才会把场景从北京拉到新加坡去。
   
    两位老先生，背景也相同、爱好也相同，他们讲话也很投机！所以才会有在正式会谈外，我特别给他们安排一个茶会，让两位老先生夫妇喝茶去，一方面也是营造一个气氛，让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你看，我们两个人很好嘛！安排的过程也很妙，喝茶，两边要带多少人？三个人！他们那边带什么层次的人？我们这边也带相同层的人！完全都是非常平衡。他们两个喝茶也喝得很愉快，两位夫人聊天也聊得很愉快，气氛上就很和谐、很安逸。
   
    问：当然我们对辜先生比较熟悉，你看汪道涵先生在谈判上与相处上表现出来的风格是怎样？
   
    答：我想在汪道涵先生是在大陆上少数比较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于，你看，他这种八十多岁的人，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国旧式文人类型，他是读古书的，但大学毕业，他也喜欢看书，到每一个地方去他都买书，坦白讲，他的整个视野与价值比较开阔一点，和现在大陆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样；而且，他做过上海市长，对于整个发展上海他有实际的经验，他跟我讲他是从空中的、海上的、陆上的各种的发展他都有一套，所以实务经验非常丰富。我讲他是旧式的中国文人，但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宏观的视野，实务上建设的经验，再加上他与江泽民的关系，所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存在，能够找这样一个人来代表大陆，不多！反过来看我们台湾这边，能够找到像辜先生这样的人。
   
    确是两个旗鼓相当的人凑在一起，希望他们两个这次谈得很顺利。
   
    问：汪先生的言论似与他们中央的态度常有些不同的见解，你觉得他对台湾的认识与他们中央的领导有何不同？
   
    答：他们中央的领导有实际上权力的问题，有军方权力的问题。汪先生在谈的时候，他可以不要去顾虑到权力分配的问题，而他是一个从清朝时代出生的文人，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他的执着，所以在江八点里关于中国文化的部分，几乎都是他的意见；在上海，他有他自己的研究所，有他一大群的智囊，关于经济问题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所以他不断地吸收，所以他的讲法与看法，当然比较超脱，落在所谓中国文化这个范围里头，当然和现在的大陆人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汪先生在，能够做为一个和我们谈判与交涉的对象，对台湾当然比较有利，如果今天他们换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就有很大的差别，那个人能否具有如他同江泽民的关系？而那个人是什么背景出身？能否有这样宏观的视野？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密切地注意下一个接手的会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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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对大陆政策只为“交差”

     由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大陆之行，最近有关两岸关系的新闻被中外媒体炒得火热，两岸关系似乎有了转机，部分媒体称辜振甫此行为破冰之旅，辜振甫则自称为“融冰之旅”，一向老成持重的辜振甫在自称“融冰之旅”时，其实有弦外之音。在雪地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雪融之前尽管天气可能阳光普照，但气温往往比雪未融之前更冷。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正是如此。
   
    辜振甫结束北京、上海之行返回台湾之后，台湾方面从李登辉以次，口径一致的咬定：“除非中国大陆民主化，否则关于三通、统一的问题难谈。”
   
    更有意思的是，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祐19日从北京一抵达东京即告诉记者们：“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许惠祐说：“ 既然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我们的立场就要更明确，不再模糊，因此我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不再模糊，这是两岸协商的分水岭。”
   
       10月22日，台湾外长胡志强更以强硬的口气指责中国大陆刻意对台湾实施两手策略，一方面接待辜振甫，在外交方面却对台湾进行外交打压的“三光”政策。
   
    从这些迹象来看，两岸关系非但未因为辜振甫的往访而有所转机，反而是雪上加霜，面临一个更寒冷的冬天。
   
    其实，仔细分析，台湾在近半年来积极促成辜振甫的大陆行，但是在访问过后却又以高姿态表述台湾的立场，丝毫未见要求两岸关系的开展作出弹性对应，连大陆极耿耿于怀的“戒急用忍”、“三不通”政策也都丝毫不让步，甚至在10月14日和汪道涵一见面即提出波茨坦宣言作为“台湾与大陆分裂分治”已属事实的依据（据随行的康宁祥回台后表示，辜振甫的强硬谈话是促使当天下午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在记者会中出言激烈的原因），这些行动都说明了，台湾并无意因为辜振甫此行，而对其两岸政策作出改变。
   
    其实，说穿了，辜振甫此行的表现，正显露了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基本底线只有一个：“交差”，一方面对国际压力，尤其来自美国要台湾和大陆加强沟通不能僵化的压力交差；一方面对来自台湾民间要当局取消“戒急用忍”政策，希望和大陆和平交往的压力交差。
   
    辜振甫20日会见李登辉报告他这趟的中国大陆行之后曾向记者们表示，他这回访问大陆自认为有三大成就：一、重续协商管道；二、突出两岸分立、分治的事实；三、介绍了台湾的民主化给大陆领导人。
   
    由此可见，辜振甫的大陆之行，并未存心去“破冰”，只是想去纾解台湾内外要求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必须走向缓和的压力，以便交差，因此，这几天，台湾的媒体大都认为，现在“球已在中共那边”，一切继续发展，“全看中国大陆”。
   
    台湾向国际压力交差的一个很明显例子是，10月19日，辜振甫访问一结束，全团在途经东京回台时，随行的国民党的大陆工作会主任张荣恭立即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并在10月20日召开中外媒体记者会，向美国社会简报这次辜振甫的大陆之行。因为，在辜振甫参访之行前后，美国国务院、白宫先后对此事表达过三次“关切”，10月19日辜振甫访问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对“辜振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发展表示欢迎”，再加上美国各大媒体均积极报道此事，而且都几乎一致的称辜振甫为特使，足以显示美国朝野对两岸关系和解的期望。
   
    因此，除了张荣恭之外，台湾官员最近也作一连串的规划，要在近期内为此事到美国游说、解释。
   
    大陆方面自然了解到台湾会为辜振甫访问的问题到美国“交差”，因此，为了“反制”，10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参事于树宁也举行记者会，以中国当局的立场，向美国社会“解读”辜振甫的访问活动。可惜的是，于树宁的英文能力不佳，对此事的表达很缺乏说服力，因此第二天美国各主流媒体的报道不多。
   
    同样的，不具英文能力的张荣恭用中文回答，透过翻译和外国记者沟通之后，也未获美国媒体重视。因此，台湾方面已规划有第二、第三波的赴美活动。
   
    在岛内方面，由于台湾政治目前已走向极透明化，而且有时是透明得不合理，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一举一动均受到民意，尤其民进党与偏执主张台独的建国党的检验，因此，还有四十多天就要面临”三合一“选举的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政策上面临两大压力：一、面临台湾民众七成以上要求两岸维持不统不独的和平相处现状的压力；二、面临商界人士要求开放三通及“戒急用忍”政策的压力。
   
    背负这两大压力，辜振甫和台湾当局采取的是“先交差以期应付选举”的手法，先争取辜振甫在选举前访问大陆，以向选民展示两岸关系已有进展的假象，辜振甫自诩这次访问大陆的三大成就之一：“重续协商管道”，便是据此而作的陈述。
   
    此外，到了大陆若只听不说，或显示“脚软”迹象，执政的国民党必被批评得狗血淋头，因此，辜振甫的波茨坦宣言论，对江泽民、钱其琛的民主论，以及邀请汪道涵在12月访台参观台湾三合一选举的言论，都展现出辜振甫在大陆时刻意推销台湾论点的“心计”，因为他必须在回去后，向台湾朝野“交差”，从10月19日深夜他回台湾，包括民进党在内的朝野人士对他这趟大陆行都表示称许的状况来看，辜振甫这趟大陆行，对内也妥善的交了差。
   
    因此，如果从“交差”的底线去衡量，辜振甫的大陆行算是如愿了，但是，从实质发展来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今后几个月如果出现更冷的冬天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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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成了“台湾人的骄傲”
  

     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大陆之行已经落幕，但有关此趟辜振甫自己定位为“融冰之旅”行程的评估，还在台湾岛内延续。
   
    任何课题，只要经过台湾这个党派与言论皆深具多元化色彩社会的折射，都会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攸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两岸关系，原本就是扑朔迷离，纠缠不清，经过“多元化作用”之后，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何止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
   
    在这纷乱的言论之中，唯一获得较为一致性评价的，是高龄81岁的辜振甫。
   
    尽管自两岸开始交流以来，辜振甫就一直扮演关键性角色，五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汪辜会谈上，也已经和大陆的对手交手、过招，但他独特的、不见硝烟的应对技巧，却在这次的大陆行中，才显现在台湾民众面前。一趟“融冰之旅”，辜振甫已经成了“台湾人的骄傲”、能有效应付海峡对岸，“以小博大”的英雄，在两岸交流史上奠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地位。
   
    从李登辉总统至一般民众，不论是独派还是统派的媒体，都认为说起话来轻声细语，70岁后动过五次大手术的辜振甫，作为台湾与大陆领导人会谈的代表，在整个行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应对”态度，而且还具备了“四两拨千斤、临场反应让人叹为观止”的能耐。
   
    连在中国大陆参访团行前质疑辜振甫是“红顶商人”，通过家族控制的台湾水泥的关系企业，在大陆有巨大投资，不能有效反映台湾主流声音和维护台湾利益的民进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在辜振甫的率领下，代表团的表现，如该党立委林浊水所说的“可圈可点”。
   
    但是，所谓“同人不同命”，辜振甫在日前返台的记者会上赞誉有加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祐，经过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在上海利用汪辜会晤后的媒体汇报阐述大陆两岸政策立场的风波后，竟成了台湾境内各党派，甚至是舆论的批评对象，认为他临场的应变能力和经验不足，应付中共的态度过于软弱，没有在唐树备作出立场表白的动作后，及时反击。
   
    在本月19日，大陆参访团一行回返台北时，一名民进党籍台北县立委候选人还率领了数十名支持者，在中正机场高举布条抗议，高喊许惠祐“丧权辱国”的口号，要求他下台道歉。
   
    面对千夫所指，现年46岁，曾以强硬的谈判作风赢得“谈判高手”称誉的许惠祐，通过媒体反驳说，他是按照事先与唐树备达致协议的规定，双方各以10分钟的时间向记者汇报汪辜会晤的内容，而唐树备是“完全走调、自由发挥”的演出，单是根据这一点来批评他，是很片面的，就如欣赏一首乐曲时，听到第一个音符就断定整首曲子是刺耳的一样。
   
    姑且不论许惠祐此行的功、过与委屈，无可否认的是，尽管台湾各界对辜振甫赞不绝口，不论他能力有多强，他已届80高龄，随时都可能退休，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当然，正如海基会副秘书长詹志宏回答询问时所说：“两岸间的运作是体制不是个人，人不只会老去，也可能会离开到另外一个位子，改变职位，但是体制是不变的，就如陆委会，已经换过四任主任委员，但它的体制同样运作，海基会也换了四任秘书长，但也还是照样运作，董事长虽有个人的威望，但他并不因此就有不一样的做法，还是循这一体制，依照陆委会的授权去谈，回来后向陆委会报告，还要向立法院报告，跟着体制来走，这才是民主化的表现”。
   
    但是，体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在既定的体制内发挥，取得成效，却是因人而异，更何况，海基会董事长所扮演的是执行台湾大陆政策的前线角色。
   
    台湾大陆问题专家，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赵春山就为此表示担心。他说：“辜振甫具有台湾观，又有中国观，知道台湾要什么，能以台湾为优先，但也不失国际观，是台湾与大陆谈判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我担心的是，在辜振甫之后，是否还有这种人才？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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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的融冰之旅所融有限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10月19日结束了他在中国大陆历时6天的“融冰之旅”。
   
    从高处冷眼旁观，辜振甫这趟来去都热闹非凡的融冰之旅，其实所融有限，双方进行了多次汪道涵对辜振甫的会晤，其中有“餐晤”，有“平剧晤”，有“茶晤”，也有正式的两次“晤谈”。辜振甫在北京见到了江泽民、钱其琛和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按台湾当局过去常持的标准：“见到了所想见的人，谈了所要谈的事情”这种概念，辜振甫此行的确“有了收获”，台湾当局对辜振甫的融冰之旅也给予高度肯定。连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人士都认为，从台湾的立场来说，辜振甫已完成了一趟“以台湾为优先”的大陆之旅。
   
    台湾朝野，连媒体在内，对辜振甫的大陆行既炒得热烘烘，又认为此行有收获，都基于台湾政治文化中好“虚名”的一面 。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朝野爱和大陆“比大”，这次辜振甫在大陆晤见了一些大陆台面上的高官，宣扬了台湾一向主张的“以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辜振甫从上海到北京的三次记者会上，都强调“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才有统一的可能”。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祐在
   
      10月18日的记者会上甚至极高调的表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因此，对台湾而言，辜振甫此行既见到了所想见的人，说了要说的话，其融冰之旅当然是成功的。
   
    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虽然在10月18日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接见辜振甫一行后，隔天的大陆媒体曾大幅报道，但是，对于辜振甫的其他行程报道，大陆的媒体一直低调处理此新闻。一位大陆国台办官员也学台湾民众的语气告诉笔者：“我们以平常心看待辜振甫的参访。”据这位官员说：“我们其实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很强烈的表达了我们一向坚定的立场。”
   
    换言之，中国大陆方面也认为，他们也趁台湾媒体全程热闹，争先恐后的报道中，向台湾民众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大陆是决不会动摇的。10月14日，汪、辜第一场会晤时，辜振甫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向大陆重申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存在”的立场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即在会场一楼举行的记者会中，以罕见的严厉口气指责台湾阻碍三通，重申“一个中国”立场，这种严词当时让往访的辜振甫一行人及台湾朝野吓了一跳，认为唐树备如此严厉态度“有失待客之道”，其实，大陆当局是趁此向台湾表明：“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大陆绝不手软”。这是台湾方面所应深入体会的“弦外之音”。
   
    表面上，辜振甫和汪道涵结束了第一轮“会晤”之后，双方已达成四点共识：一、两岸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对话，包括政治、经济层面的议题都可以谈；二、决定增加各层级的人员交流；三、对两岸来往时所产生的问题以个案方式处理；四、邀请汪道涵在适当时机访问台湾。
   
    事实上，这四点“共识”也都是“虚”的，因为共识中并没有指出实施四共识的时间表及落实方案。以“汪道涵访台”为例，台湾已不止一次邀请汪道涵访台，每次汪道涵都“欣然接受”，但每次也都表示“会在适当时机访台”，因此，汪辜两人的这第四共识等于“白说”。其次，关于以个案方式处理两岸目前因交流而产生的问题，也等于“白说”，因为海协会与海基会从1996年中断正式交流后，其实每天都透过文传及特定管道处理双方交流的“个案”问题，不曾中断。
   
    10月18日，辜振甫在会晤江泽民时，曾婉转的以试探性口气向江泽民提议两岸高层领导人可在亚太经合论坛高峰会议上碰面，但江泽民未予作答，事后，中国大陆官员对此建议则斩钉截铁的说“不可能！”
   
    就整个参访结果分析，台湾与大陆双方对辜振甫这趟大陆行有着迥然不同的基本设计：
   
    大陆方面想尽各种方式，要使辜振甫的访问维持在大陆官方所定的基调：“参访”，换句话说，所有活动都以“非正式”的形式安排，譬如汪辜两人见面时以“会客”方式进行，两人隔着茶几左右入座，而不是以开会方式隔会议桌对坐。甚至于10月16日两会人员聚集一堂时也都采分组而坐，喝茶聊天的方式，避开“开会”气氛。
   
    此外，在所有“会晤”及其他“茶晤”、“餐晤”，甚至于“看戏晤”的场合，都有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在座，连辜振甫和江泽民、钱其琛、陈云林等人晤面，也都有严倬云在场，这种刻意的安排纯粹要表明中国大陆视辜振甫此行为“纯粹参访”的立场。在江泽民接见辜振甫夫妇的形式上，大陆方面一直要以“家宴”的方式，只款待辜振甫夫妇，但是，台湾方面怕因此引起在野党人士批评，部分台独人士甚至可能会指责辜振甫在这种“私会”中可能有“卖台”行为，因此力争要有其他人参与会见，以便释嫌。直到10月17日，大陆才松口加上其他三名团员。
   
    据大陆官员告诉笔者：“我们总算了解了台湾政治人物互相不信任的程度。”
   
    在台湾方面，辜振甫和台湾当局自然知道，光凭这么一次参访，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辜振甫的这趟大陆行，与其说是要去融冰（台湾先是自称“破冰”，后来才由辜振甫改为“融冰”），不如说是要向国内民众进行一次对内的政治表演，在此表演性质的戏码中，台湾的底线是：一、要营造此行已具“正式”晤谈性质的形象；二、要迎合台湾民众的口味，制造出和大陆“平起平坐”、“针锋相对”的气氛。因此，在这种“秀场”气氛浓厚的策略安排下，海基会对于随团记者的安排与照顾可以说巨细不遗，周到细心，因为记者们提供了访问团表演的舞台。
   
    在历次的记者会中，辜振甫一行透过台湾媒体表达了台湾的立场，其态度之强硬与“坦白”的程度，远超过辜振甫一行人会晤江泽民、钱其琛和汪道涵等人时谈话的态度。
   
    以辜振甫会晤江泽民时的谈话内容为例，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江泽民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辜振甫以他缓慢的说话习惯在其余二十多分钟里，很难尖锐表达台湾立场。在和钱其琛的晤谈中，语锋尖锐的倒是钱其琛，会晤中未出现针锋相对场面。因此，辜振甫和许惠祐返台时表示，这是双方多年“最坦白”的一次交往，虽然有部分程度属实，但并未如民进党人士所愿，在中国大陆官员面前张牙舞爪一番。辜振甫一行到大陆去，尽管要对台湾民众、政客和媒体“做秀”，但还是相当有节制。
   
    因此，经过了6天敲锣打鼓的大陆行之后，两岸关系又回到原地，即辜振甫在10月19日深夜回台时所称，又回到1995年双方未冰冻来往之前的状况。就台湾而言，把1995年迄今的封冻关系化解，已属难得。就大陆来说，“见面总比不见好”，因此，也视辜振甫这趟行程是“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不过，从“融冰”的角度去看，辜振甫此行的确使两岸之间的一些冰冻状况有所融解，但所融的冰可能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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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会后两岸关系的前瞻   

    为期5天的“汪辜会”已于18日正式结束。从结果上看，这次“汪辜会”有一定的成就，但就两岸双方在期间的政治对话内容看，分歧也依然相当重。本文的目的，是就有关的成就和分歧前瞻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据报道，在15日上海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晤，海协和海基会两会达成了四点共识：（一）两会决定举行对话，对话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具体的安排将由两会负责人另行商定。（二）两会决定进一步加强两会之间的交流。（三）涉及到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要加强个案的协助。目前主要是互相委托、提供协助。（四）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盛情地邀请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访问台湾，汪道涵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
   
    上述四共识显示两岸双方均愿意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并愿意为此作出适当的妥协。事实上，四点共识就是一种妥协。比较而言，第一点共识可谓最为关键，也是其他三点共识的主要基础。众所周知，自两岸两会95年中协商中断以来，大陆方面便一直认为两岸的根本矛盾在政治，而要解开两岸事务性协商迟迟未能有所突破的困局，两岸必须进行政治对话和谈判，以政治谈判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便成为大陆方面恢复两会协会的一个根本立场与前提。
   
    如今台湾方面承诺愿意进行两岸政治对话，基本上满足了大陆方面的起码要求，使得两会恢复协商具备了基础。显而易见，第二和第三点共识，正是大陆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而产生的，这也基本上符合了台湾方面过去一直的坚持：两会协商必须“在哪里中断便从那里恢复”。换言之，第一至第三项共识应该是两岸两会相互妥协让步的产物，是顾全双方原则和立场的一种交集。至于第四项的共识，则可以说是汪辜会的延续，也是两岸良性互动的重新出发，它含有两岸愿意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改善关系的意涵，为新一轮的两岸互动制造契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两岸两会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并无法掩盖它们彼此之间的巨大政治分歧，而正是这些巨大的政治分歧，使得我们不能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过于乐观。在辜振甫访问大陆的5天期间，他与大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就两岸政治问题作出了深入的交换意见。这些意见，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两种原则的对立：在台湾方面，它所坚持的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其意思是，台湾坚持大陆方面必须先承认两岸之间现正处于一种分裂分治的状态，承认在台湾的台北与在大陆的北京政府仍是相互对等的政治实体，必须相互承诺，然后才在这基础上进行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大陆方面，它所坚持的则是“一个中国”，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领土主权不容分割。
   
    客观而言，台湾与大陆双方的立场可以说是毫无交集点。若大陆方面接受台湾的“一个分治中国论”，那无异是承认“两个中国”，结果一个统一的中国反而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若然取得大陆方面的对等承认，并可以以主权国家地位与国际社会交往，则到时台湾若坚持拒不统一，在国际社会的保护下，大陆更无可奈何。对台湾而言，大陆的“一个中国论”虽没有强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国际社会的基本看法则是如此，若然台湾贸然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跌进所谓的“一个中国陷阱”，逐渐被迫接受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最终使得台湾的政治自主性难以维持。
   
    毫无疑问，两岸上述两种原则的陈述，明显地是“各说各话”，有对话而无交集。以对话的角度观之，它或许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而了解则是克服矛盾的前提。但若从交集的角度看，两岸的立场依然是南辕北辙，并无因这次两会对话而稍减。这样的情况是不容我们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过分乐观的，因为过去两岸僵局的出现，正是双方之间的政治分歧无法克服所致，如今分歧依旧，并无因对话而有所寸进，我们又怎能片面地因对话的出现而有过多的期待呢？
   
    总而言之，两岸经过3年多的僵持对抗之后终能重展良性互动，并达成政治对话和增强两会交流的共识，值得肯定。说到底，互动交流总胜于僵持对抗。话虽如此，由于两岸彼此之间的政治分歧依然严重，在未来两岸逐步恢复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若然两岸双方不能把握时机，适时地在政治矛盾上作出妥协让步，收窄分歧，两岸关系的发展，仍将有很大的变数。这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作者：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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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会”推动两岸关系进入“谈判时期”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大陆之行已经圆满结束。虽然汪辜、辜钱、江辜之间的一系列会晤并未达成有关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实质性协议，但这是台海危机以来，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领导与台湾当局授权的高层人士第一次进行接触。
   
    这次会晤的特点是：
   
    它没有预设议程，但对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对促进两岸双向交流对话与高层访问达成了共识；
   
    会晤并非谈判，但是对话触及到政治性的内容，并开启了两岸今后一系列后续性对话与谈判的门户。
   
    双方在会晤中的善意、圆融姿态与坦诚对话，改善了两岸气氛，把原来相互隔绝以至对立的两岸关系，推进到加强相互接触交往的“谈判时期”。
   
    会晤表明，双方都有通过和平协商寻求相互谅解以缓解两岸分歧矛盾的意愿，这就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意味着减少了台海危机重演的可能。
   
    辜振甫认为，这是一次“带来善意，带回友谊”之行。从会晤所取得的结果来看，也可以说这是一次使两岸“双赢”的良性互动，对克服两岸关系障碍、促进关系发展将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中共当局在这次两岸高层会晤中采取的方针对策，是对辜振甫奉为上宾，予以高度尊重和高规格的礼遇接待，与之进行开诚布公和不受拘束的对话，利用各种方式在两岸之间营造一种善意与平和的气氛。同时，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与重申原有的基本立场不变。
   
    例如，唐树备第一天就摆出严厉姿态责备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善变多变。钱其琛要台湾当局“勇敢地面对国际现实”，暗示两岸之间不会外交休兵。汪道涵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澄清了台湾方面认为中共内部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误解。江泽民则仿效毛泽东从历史到现实高谈阔论而回避作出政策会有任何改弦更张的表示。
   
    北京这种外柔内刚的表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中共看来，“一个中国”不仅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且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无可更改的现实。北京决不可能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底线后退，因为它认为任何后退都有滑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可能，使中国外交陷入混乱，产生无法接受的后果。而且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敢于改变这一原则立场，否则必然会遭到上下抵制而祸及自身。
   
    当然，台湾当局无法接受在两岸谈判之前就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因为深怕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谈判之前台湾就被当作“中国的一部分”而从属于中共。但如果台湾要求以取消“一个中国前提”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这也同样是北京所无法接受的。
   
    北京这种表面灵活实则坚定的做法，明显地反映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利处境和自信程度。实际上，这次汪辜会晤可以说是在北京强势与台湾弱势的情况下举行的。从近年的情况来看，中共的对台策略是大小并举，进行外线包围。一方面通过大国外交，先后与俄、法、美、英等国建立各种名目的“伙伴关系”，最后导致“三不政策”的出笼与扩大化。同时又在中南美、非洲等地大挖台湾墙脚，缩小台湾国际空间，形成一种使台湾难以摆脱的国际框架。然后转过身来要求台湾回到谈判桌上，进入由北京设定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任何问题都可以谈的谈判轨道。
   
    由于中国国力增长，国际份量加重，“一个中国”在国际上已成定局，江泽民地位巩固，中国在内外形势上都比较有利，而台湾则面临即使不想谈也不得不去谈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辜振甫不但是一位经商有成的企业巨子，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而且表现为一位圆熟练达的政治老手。他与汪道涵可以说是两岸一副天生的对手，彼此在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品尝香茗、欣赏京剧之际，举重若轻地向对方表述自己的政治立场。
   
    从辜振甫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设定此行要以攻为守，打出四张牌来对付中共：
   
    一、以民主对付统一。强调“大陆的民主发展，是实现国家统一进程的决定因素”。许惠祐则希望汪道涵在台湾立委选举时去访问，这很清楚地表明台湾当局今后要在两岸关系中进一步以民主对付统一的决策考虑。
   
    但是这张牌用来吸引国际视听也许有用，却决不可能对中共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台湾民主化的得失利弊连岛内都在争论不休，北京更是一向加以贬抑，怎么可能设想中共会愿意分享台湾经验。钱其琛已断言把民主化作为统一前提“不切实际”，汪道涵也决不可能在台湾选举时去访问，否则不但会有插足干预之嫌，而且无异是为台湾的民主化捧场。至于想由康宁祥去向江泽民进行民主说教，更是异想天开，只能碰壁。
   
    二、以“两个实体”对付“一个中国”。这次会晤一开始，台湾就抛出当年的波茨坦公告来表明台湾归属“中华民国”是二次大战的一个结束，从而证明“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的说法。辜振甫强调“两岸既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就不宜区别对待”，而汪道涵则以“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不可分割，台湾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前提下进行讨论”作为回敬。可以肯定，今后很长时期内，这“一个”与“两个”之争将成为双方难以协调的根本分歧，两岸关系能否解决，将取决于双方能否走出这个迷宫，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协议。
   
    三、以“戒急用忍”对付“三通”，辜振甫强调只要北京对台湾放弃敌意，明天就可以实行“三通”。尽管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台商呼吁两岸之间早日实行“三通”，但是在从北京换取重要代价之前，台湾当局仍然不肯放弃这张经济上的王牌。而所谓停止“敌意”，就是要中共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又是北京不会放弃的立场，双方相持不下，就意味着两岸关系僵局的继续。
   
    四、以事务谈判对付政治性谈判。台湾要求恢复两会的制度性协商，并强调以事务性协商优先，来保障两岸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全。但是北京则坚持政治谈判优先，至少要使政治性谈判与事务性谈判同时并进。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双方的协调。
   
    上述分歧表明，两岸之间的主要分歧，并未因这次汪辜会晤而获得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且前景依然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
   
    但是这次汪辜会晤至少表明，以对话取代对抗，保持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与台海局势和平稳定，是两岸当局的共同意愿。而通过对话协商来消除歧见，谋求共识，达致协议，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回顾两岸关系，人们有必要对过去几年的曲折反复历程总结经验，进行反思。
   
    “江八点”的出笼，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当局与江泽民本人谋求改善两岸关系与继续维护台海局势稳定的意愿。但是李登辉却以康奈尔之行作为回答，使中共遭受羞辱挫折，不得不采取强烈手段进行反击，从而激起了震撼东亚的台海巨浪。李登辉不顾客观现实而强行试图拓展外交空间，这种“向不可能挑战”的结果，是不可能起作用，反而使台湾缩小了国际空间，并使两岸关系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波折，现在两岸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原点，使双方都认识到以对话代替对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当年台湾当局曾经轻视与低估江泽民权力地位的稳固性，而不屑与之打交道。如今江已“稳坐泰山”，不但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力和回旋余地，而且通过这次汪辜会晤，表现出抱有在他任内改善两岸关系，谋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台湾曾经担心会在对话与会谈中吃亏，但是这次汪辜会晤证明，进行会晤并不就等于蒙受损失，更不等于屈就投降。
   
    如果说两岸当局由于存在误解，曾经错失通过和平谈判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时机，现在这种历史性的时机又再一次地出现在双方面前。即使双方的分歧依然如故，但是通过协商协调分歧的空间却大于过去，但愿辜振甫的“融冰之旅”不但能重新开启两岸和谈之门，而且会使目前这股来之不易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通过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的会晤与会谈，逐步通向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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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会后的回顾与展望


       10月14日至18日，台北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台湾政府的授权之下，率团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参观、访问，期间曾与中国官方高层，包括国家主席江泽民、副总理钱其琛、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及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等人进行“会晤”，广泛交换意见，重开海峡两岸中断已达3年的对话，引起举世重视。如今汪辜会晤已告结束，我们不妨来加以回顾、展望一番。
   
    在相当程度上说来，辜振甫的此次大陆之行确实是两岸分隔将近50年来的一件大事，有其历史象征意义，但双方是否会因此而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性结果，目前显然言之过早。其实，双方高层会晤只是一个起步，对于两岸关系的稳定、改善、良性发展“或”有助益，但问题的症结并未解决。此之所以辜振甫自谓此行只能算得上是“融冰之旅”，还谈不上破冰之行。两岸人民，国际社会对此都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
   
    根据笔者观察，台北并未放弃其“两岸会谈从哪里中断，就由哪里恢复”的原始立场，台北要的仍是延续第一次汪辜会谈所签定的八项协议。台北的表达方式或许有所调整，但根本仍是要把握一切机会，公开凸显“中华民国”继续存在、两岸分治的现实，要利用这次汪辜会晤表现出台北对两岸对等、尊严的坚持绝无妥协空间。台北希望辜振甫此行最好能达成不带政治性质的实际成果，恢复两会的制度化协商管道，否则不如空手而回。
   
    至于北京方面当然另有所图，此之所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辜汪会晤的第一天就点明汪辜二老正在进行政治性对话，把一个中国问题的原则问题立刻端上台面，让台湾无法回避，不能模糊焦点。北京不是不希望汪辜会晤能有实质收获，但是其前提是必须台北同意一个中国的原则，哪怕只是由政治对话走向政治议题的程序性磋商再往政治谈判发展都可。北京要的是带有政治性质的实质效果，否则宁可单纯参访一场。
   
    这次两岸双方已经达成四点共识（并非协议），其中包括两会加强对话、交流，两会积极处理涉及两岸同胞人身安全问题，以及汪道涵允诺于适当时机访台，其中完全未见到大陆方面所坚持的与政治方面有关的问题。笔者对于此一共识能否落实，或是能够落实到何种程度仍持怀疑态度，至于汪道涵前往台湾访问一事在双方没有把问题澄清、立场说明之前恐怕仍然问题重重。
   
    在可预见的将来，台北恐怕仍然不会主动回应中国目前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因为李登辉政府确实怀疑其中有太多的阴谋存在，至于辜氏返台，提出政策分析，以及建议报告之后，台北是否重返1993年两岸关系恶化之前对一个中国的立场，或是以重申国统纲领中对于国家统一的信念来回应北京方面的坚持则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即或如此，台北方面一定会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要求北京回应。
   
    就目前看来，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应已确定，基本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把这种对话定位为政治性对话，然后再进一步突破，希望扩大战果，将其诱导往政治谈判的程序性磋商方面发展，最后再变成政治谈判，大陆的策略确实颇有可观之处。但台北方面，尤其是李登辉政府一定会尽量将两会之间的对话狭义的界定为两岸综合性对话，目的还是要回到制度性、事务性的接触，要尽量回避、抗拒、拖延政治谈判，避免被北京一举突破，台北当然有其考虑因素。
   
    虽说政治谈判仍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未必实现，不过既然政治谈判终究无法避免，台北还是应该利用有限的时间预作规划、准备。由政治对话逐步走向政治性的程序磋商，最后再发展成为两岸之间的政治谈判，这个过程并非绝然不利于台北，只要是渐进的方式，有计划的推动，台北不必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台北可以坚持在两岸政治谈判开始之前，双方一定要由信心建立的过程进入机制成立的阶段，绝对避免在主、客观时机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冒然直接进入政治谈判。
   
    关于三通与戒急用忍问题，辜振甫已明确表示，这些都只是策略运用，不是不能调整，只要中国降低对台敌意，两岸即可克日进行三通。有关大陆对台敌意问题，台北方面最在意的一是外交活动空间，二是对台用武问题。其实问题也非一无可解。如果两岸同意，台北可以考虑透过立法程序，保证不追求独立，甚至可以采取具体措施追求国家统一（但并不表示接受中共的统一条件，更非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北京自应采取有效具体的回应措施，放弃对台动武，调整一国两制。
   
    在外交休兵方面，两岸许多学者一再呼吁双方自制，避免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两岸关系再度推向冲突的方向。在此，笔者只能引述一位不具名大陆重要官员的私人谈话，他表示，两岸外交休兵并非不能商量，但是此事由于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问题，双方必须私下交换意见，可以形成共识，达成默契，但不能形诸文字，台北不妨派员与北京就此问题进行接触。消息传回台北之后，因台北反而担心北京另有阴谋而作罢。其实，两岸不妨重新思考其可行性与可能性。
   
    至于其他更技术性的问题，如双方建立热线，军事透明化，领导人互访，其实也都可逐步的加以安排。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些事务性的问题都要等到双方互信累积到了一个相当程度之后，透过机制建立的方式再逐步加以落实，往前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一事目前当然言之过早，还是应该循序渐进，先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做起。至于统一后的两岸究竟应采中华邦联或中华国协的模式不妨预留思考的空间，等到水到渠成之后再行讨论。
   
    其实，两岸双方当前的问题是，一方（台湾）想要忘记、割断历史，追求独立，但另一方（大陆）却也对现实视而不见，不能接受“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事实。两岸双方唯有在正确面对历史，承认现实的情况下，先由避免冲突着手，然后再努力维护和平，其间应有一个信心建立、机制成立的过程，然后才能制造和平。这其间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两岸双方都不应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强行以政治力量加速统一的进程。不成熟条件下的统一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灾难。
   
    总的来说，这次海基、海协两会领导人会面意味着，两岸双方高层能够以坦率的态度各自表明立场，这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应有正面助益，或也有助于两岸双方改善气氛，加强信心。笔者以为，虽说这次汪辜会晤的历史象征意义可能大于现实的政治收获，但既然双方在会晤过程中没有不欢而散，拂袖而去，接触、参访、会晤没有破裂，双方都有诚意重新启动两岸的对话，能够恢复既有的沟通管道就可算是成功，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值得鼓励。

亮翁

两岸关系须由冷变暖——评第二次汪辜会晤


     历史事件需要沉淀之后，才能发现其中奥秘，才能发现其中底蕴，才能发现其中策略，才能发现其中事件策划者或应对者的动机，应变能力及智慧程度。反观近十年中国外交事务上的努力及近五年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推动中，中国高层领导人以哀兵战略，以合纵连衡战略，极力内促经济改革，外修友邦，营造和平环境，时“硬”时“软”，以求推进两岸关系。
   
    无论在任何国度，政治策划讲究借势，讲究造势，也讲究策略。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民间社会对政权的离心增强。但不久，发生了两项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事件：一是银河号事件，一是奥运会事件。
   
    银河号事件即是美国有关方面获悉中国货轮装有核材料，要求上船检查引起的。中国官方一再否认，美方仍坚持自己的信息情报准确无误，坚持要在公海里实施检查。接着，江泽民以极其低的低姿态，“郑重”向国际社会声明：银河号上，没有任何违禁核材料。但江的声明无效。
   
    最后，在第三国的代表的陪同下，美国检查人员登上银河号检查，没有检查出核材料，持续喧嚷的美国诸多报纸媒体，便立即不再报道。后来有一种传说，是大陆故意泄露假情报。现无查证。但事发后，江泽民借题发挥，以低姿态博得同情和收揽民心，却有成效。
   
    接着，北京竞选奥运会举办权时，中国造足声势，仅差一票，便输去2000年的机会。客观评论，当时如北京获选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更为有利，也对于推促中国开放，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利，也可使激情期待的大陆人民将无法移恨于西方国家。大陆民众会认为奥运精神公正普照。
   
    当时，对于大陆政府当局来说，获选与落选，都是胜利。奥运北京落选，比北京获选，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政治资源和赢得的幅度还要大。因此，中国官方作足煽情努力，越是险胜，越是能使民众感到来之不易。而越是功亏一篑，越是能使民众感到失落感沉重。
   
    这两次事件的发生和结束，使得极其低落的民意，从谷底回升，也使原来许多拥抱西方价值观念的青年一代的热烈情绪受到挫伤。两次哀兵战略大胜后，中国全球性的外交上的合纵连衡战略也开始悄悄地推行。
   
    中国把古代的合纵连衡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其合纵连衡的战略，是一步步贯彻的，先联俄，联德等，接着联以（以色列），随后联日、联美。同时，不断加强其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和“互信合作”。
   
    在一波一波的外交强势中，在所谓的多极世界，力图寻得最高安全度。江泽民访美时，刻意模糊政治形象，似有民主化的倾向，在西方世界获得好感。显见，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强化的是现代化与民族主义。
   
    最近，英国首相访问中国，布莱尔与朱（金容）基情同老友。英中双方，也将建立“伙伴关系”。英国商界主要领袖随同访大陆，英国将从目前7亿英镑的投资，增加至明年的30亿的投资。今年九月初，朝鲜刚刚向日本试射导弹，以色列国防部长便访问中国。以色列军队的高科技程度仅次于美国。其军队的训练有素、实战能力及强悍精神，亦是举世闻名，至少不亚于美国。以中两国将有什么样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更是引人注目。个中内蕴，更有待时间揭晓。
   
    中国的外交战略正在逐步形成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形成世界性的交错的利益关系，互联的关系网络，而中国，正在力图使自己成为此网络的热点，中心和枢纽。
   
    面对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全球战略的推动，对海峡两岸关系现状与趋势的评价，必须时时以严肃、深刻的宏观状态研究分析，紧紧相连。
   
    台湾应有清醒的认识，在提供大市场的分享度上，台湾几乎没有优势。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市场，西方各国逐利而来，台湾不应该阻挡也不可能阻挡。西方各国在逐大利的同时，很可能牺牲小义小利。在这种大背景下，两岸的冲撞，将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冲撞将因不利于正在成形的国际市场格局，而不利于台湾。
   
    可幸得是汪辜会晤，正在避免不利而趋向有利。目前，两岸政府的交流方向大致正确，但两岸政府尚未找到着力点。两岸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同时为海峡两岸人民服务而作努力。其中可资考虑的包括笔者提出的“开辟政治特区，实行两岸政治合作”。
   
    在大陆，台湾的交流合作的障碍中，许多政界人士和研究者认为，障碍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中国大陆目前不是民主社会。二是台湾民意希望保持现状。近年来，台湾走向民主转型后，因矫枉过正，形成过于强盛的民粹主义，追求一端，忽略另一端。简言之，对中国大陆的不信任感。
   
    这里，确实需要做一些分析，台湾朝野，有理由不信任大陆官方，但没有理由不信任大陆人民。取信于大陆人民，是台湾政界人士必须努力的方向。同样，取信于台湾人民，是大陆政界人士必须努力的方向。而哪一方面能在未来十年作扎扎实实的努力，能够同时获得两岸人民的信任，哪一方面就可能大胜。
   
    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中，政治领袖不应该成为民意的尾巴，而应该是民意的前导，江泽民应该摆脱一党文化的心结，李登辉应该摆脱其强烈的本土文化的心结，远观海峡两岸大政治前景。双方也不应该受制己身的狭隘，成为自我牺牲者。政治领袖的精神引导，在很多时候起决定作用，不仅能使政治领袖在政治冷局和困局中找到扭转前坤的力量，也能带领民众走向辉煌时代。
   
    只有富有民主理想的台湾，只有富有宏观视野的台湾，才不可能成为自己狭隘的观念的牺牲品，台湾，才会不是一个狭长的岛屿，而是中华民族投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起跳台。
   
    当然，在开始之际，双方尤其是台湾一方，考虑到台湾民意的压力，是必须强化态度，强化其立场，以满足民众的普遍性自尊和安全感追求。但面子僵化表述之后，双方迫切想获得的，则是软化的态度和利益。
   
    由此，两岸关系，是必然由冷变暖。
   
    (作者: 汤本,美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