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
［摘要］新闻编辑这个过去新闻机构里“声音最大”的人，在信息超载时代却成了“最容易犯错”的人。面对挑战，新闻编辑不应随波逐流做信息泡沫的推手，而应回归新闻“旧”价值，依托循证分析、辩证思维和历史观察力，成为众声喧哗中的稳压器，寻找在泛滥的信息中丢失的知识。这不仅是新闻编辑的个体问题，更是专业新闻机构存在的理由和进路。
一、编辑，从“声音最大”到“最容易犯错”
在传统新闻机构如报社，编辑总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人：他忙着打电话给记者核实细节，协调拼版人员和美术编辑设计版面，督促校对的进度……由于编辑往往在一个领域工作多年，他对于自己分工的版面熟悉并敢于担责，始终处于新闻生产的中枢。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当新闻编辑平台变成《人民日报》式的“中央厨房”、《广州日报》式的“开放编辑部”，甚至《纽约时报》式的“新闻实验室”时，编辑成了“最容易犯错”的人：需要处理的稿件来自四面八方，有报社记者发来的新闻稿，更多则是网上传播的未经核实信息；面对的任务不再是截稿时间必须完成的一块新闻版，还要不断通过新闻网站、APP产品、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发布动态，以免落在竞争对手后面；既要负责自己熟悉的领域，又要随时处理完全陌生领域的信息。“声音最大的人”，现在变成了压力最大甚至是被指责最多的人：漏发重要新闻、错发虚假消息、慢发最新动态……
融合发展的热潮下新闻质量正在出现严重滑坡，这已成为业内外共识。居于关键位置的新闻编辑自然成为各种失误、差错的重要当事者。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其中，由于编辑工作失误、把关能力不足造成的失实报道超过一半。更严重的是，编辑普遍流露出新闻质量难以把控的态度。据调研，目前北京市主要新闻单位均已开设大量自媒体账号，其中一些著名账号如《北京日报》的“长安街知事”(同时运营同名APP产品)、《北京青年报》的“团结湖参考”，《新京报》的“政事儿”“剥洋葱”等已成为网络新闻重要转载源。考察发现，这些自媒体账号的运营主体其实都是编辑个人，内容往往根据资料整合发布，编辑个人能力决定了运营质量。由于人手有限，媒体官方微信、微博编辑普遍没有具体的领域分工。比如，《北京晚报》新媒体部三名编辑负责每天更新全部微博、微信、APP、头条号、搜狐自媒体平台的新闻，一名值班编辑在工作时间内需要面对近百名不同领域的记者，同时要监控网络热点。
高负荷下，新闻质量的稳定甚至成为苛求。《人民日报》检校组组长、主任编辑卢玉华介绍，尽管近几年报社新招检校人员全部为重点大学毕业生，但只能“管好”报纸版面，没有力量应对处理海量信息的“中央厨房”机制和以人民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APP责任编辑表示，其个人每天要负责全部稿件的内容质量审查，因为报社没有相应的编制来增加人员。
二、新闻编辑生产要素的三个重要变化
作为新闻质量的主要责任人，新闻编辑面对的质量风险，隐含着这一新闻生产关键岗位的要素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一)劳动对象：从面对半成品到直接面对原材料
新闻编辑的基本劳动是处理信息材料。所谓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实的各种形态、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表象、表现、反映和记载的总称。”［1］它既包括第一性的表象材料，也包括事实的叙述、转载、记载等第二性材料。过去，这些材料到编辑手上时，已经初步具备新闻的一般要素，他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取舍、核对、加工。现在，编辑要面对大量来自网络空间、未经专业核查的原材料，信息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准确、态度是否客观，以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判断。
以2016年北京“雷洋案”与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报道的比较为例。2003年，各媒体的国内新闻或者深度报道版的编辑上班时面对的，是来自成熟报纸(《南方都市报》)近乎完美的新闻成品：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在有经验的责任编辑帮助下，从选题开始全程合作，稿件一方面尽可能详实地还原了被收容者孙志刚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又以极大克制抑制了个人情绪在报道中的渗透，保证了事实“第一性”。［2］其他媒体编辑在转载、评论、布置记者跟进报道时，也就有了基本可靠的出发点。后续报道虽经多层次扩散，但主体事实始终清晰，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
十几年之后，媒体编辑面对北京“雷洋案”时发现，始发报道来自“知乎”网帖，事实与情绪、猜测与臆想混杂其中，之后的跟进报道只能根据猜测或者片断展开，舆论迅速走向情绪化、片断化、极端化，甚至造成了由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对立，事件本身的真相则被抛进了舆论的暗沟。
两例报道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可以看出，编辑的“劳动对象”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报纸的式微，舆论场中专业、可依赖的内容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络的泛滥，却产生了大量无序、待查证的碎片化原材料。
(二)劳动关系：从面对熟悉的人到面对陌生人
过去，编辑所接触的对象，主要是记者、通讯员和可信赖的信源(如新华社、重要合作媒体等)；现在，他需要和社交网络的匿名人士、微信上据称可靠的“内部人士”、APP弹窗援引的“外国研究人员”打交道，这些陌生人可靠吗？编辑们怎样才能确认自己不被欺骗？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他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了解、熟悉这些“陌生人”。在反思《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虚假新闻的传播时，编辑们普遍提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重新核实，只能选择相信“财经”公众号。同时，过去需要核实信息时，编辑的第一反应是给记者打电话，由后者找到跑口单位的负责人求证。现在，当他希望记者向有关部门深入了解信息时，问到的往往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有表态。这就把编辑直接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前线。
(三)劳动者：从“稳定时空”到“紧张时空”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3］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尽管强调时效性和到达率，但在实际运作中，编辑几乎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时空，在传统的报社，以截稿时间和发行范围为标志，稳定的时空感使编辑工作有条不紊。现在，编辑要同时面对两张编辑台，一张台前，他继续着有节奏的版面编辑工作，把新闻插进习惯的时空格子；另一张台前，他则在不断打破这种节奏，接收并处理突然到来的网络信息，许多时候，消息上网之后，他才发现标题中还有错字。
《人民日报》北京分社社长朱竞若这样形容这种变化，“现在的编辑压力巨大。过去我们就服务于《人民日报》，报纸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内参以一周为周期；现在，人民网以分钟更新；《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更以秒速更新。”她称之为“疲于奔命的紧张。”［4］
正是在“疲于奔命的紧张”中，越来越多的编辑放弃了新闻价值底线，把传闻作为新闻，猜测作为结论，个人观点作为官方声音，成了“信息超载”的职业推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三、变化的媒体，不变的价值观
新闻编辑面临的困境是新闻机构现状的缩影。应对新挑战，媒体需要从各个方向重新出发：体制上加快媒体融合步伐，从单一介质的生产者发展成为多媒体传播机构；流程上再造新闻采编体系，重组“新闻编辑室”；经营上从广告导向逐步向社会效益为主体的公益经营事业转型。在重新出发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意识到，新的挑战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价值观坚守。曾担任《时代》周刊主编、现任美国次国务卿的理查德·斯坦格尔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交流后，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道，这是一场“关于(变化的)新媒体与(不变的)价值观”的精彩对话。［5］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郭庆光则概括说，新闻人需要坚持的核心原则不会变。［6］
关于新闻编辑的价值观，有各种表述，普遍强调要追求新闻的真实准确，推动公众知情和社会进步。那么，“编辑人”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才能坚守住“不变的价值观”？
这首先取决于对新闻编辑的定位：究竟是大编辑还是“新闻民工”？大编辑是媒体强调的一种理想化编辑角色，它要求编辑不局限于文字、版面、形式处理，而应该居于新闻的采集、整理、发布中枢，统筹各方资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报》推出了《大兴安岭火灾咏叹调三部曲》《第五代》等一批优秀新闻作品，其背后活跃着以李大同等为代表的一批大编辑。《经济日报》在范敬宜任总编辑之后，尝试具有大编辑性质的策划负责人制，推出了詹国枢、庹震等一批名编辑和《关广梅现象》《开封何时能开封》等推动改革进程的报道。以《北京青年报》和之后的《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为代表的都市报的崛起，也都首先从大编辑主导的《新闻周刊》《深度调查》等版面开始。
与之相对应的，是“新闻民工”。进入新世纪，中国媒体编辑发展轨迹掉头向下。在编辑思想上，网络造成的“鼠群效应”使过去稳坐中军帐的编辑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热点快速扩散迫使媒体急于表态，而不是拿出力量深入调查。在组织架构上，报纸纷纷取消深度报道部，转为跟踪网络快速报道的多媒体中心或机动团队。具体到编辑个体，则反映为对编辑能力的要求从主要强调策划、判断、组织信息转为快速复制、粘贴的执行力。
编辑的“新闻民工”定位不是优化了新舆论场的传播，而是不断吹大网络营造的信息泡沫。当噪声无处不在、新闻精品鲜见时，人们开始在良莠不齐的传播丛林中重新寻找那些具有判断力、分析力的大编辑。以“Curation新闻”(精选新闻)为代表，出现了雅虎新闻摘要、《纽约时报》“NY NOW”等一批致力于精选精编的新媒体，其操盘手多是资深编辑，编辑思想上重新开始强调专业判断力。
从新闻业发展进程看，如李大同当年所分析，“相比起电视工作者，办报纸是更为传统和经典的新闻工作，因为电视节目的成功取决于团队的合作，而报纸则几乎永远是单兵作战，编不好一个版面，写不好一篇报道，你是无法辞其咎的……”［7］媒介融合进程中对“大编辑”的呼唤，某种程度上是又一次的重复。从传播技术沿革看，“任何媒体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体，就像文字的内容是话语，报纸的内容是文字，而电子媒体(比如电报)的内容是报纸”［8］。到目前为止，网络媒体的内容主体仍然来自报纸为代表的印刷媒体，这决定了报纸时代的新闻准则包括编辑价值观必然延伸到媒介融合中。
这是理解今天新闻编辑定位的起点：回到重视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大编辑理想，而不是沉沦于简单重复劳动的新闻民工现实，有了这个判断，才有从以下三个方向重新出发的可能。
(一)编辑的循证力：用逻辑和常识的力量核查新闻
近年来，关于事实核查类新闻的实践与讨论日益增加。美国杜克大学新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96个事实核查类新闻项目，其中多数以独立网站形态存在，比较著名的“Politifact”网站还推出了自创的真实性测量仪。在国内，无论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2011年起开设《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专栏)，还是《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等都市类报纸(前者开设有《误解求证》《实验室》等栏目，后者在中国报界首先创办了《网眼》专版)，或者如《科技日报》《北京科技报》等专业报刊(均开设科学类辟谣专栏)，都陆续介入了这一领域。国内一些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循证新闻或者求证新闻，认为这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以及实证方法的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9］
这种“新新闻生产方式”可以理解成是对编辑循证能力的再强调：能否科学地使用演绎、综合、推理等逻辑工具和方法，在复杂的碎片信息时代开展有效传播。分析国内外事实核查新闻的基本模型，无论是利用大数据还是云计算，最终的核查仍然以编辑为中心。“比如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网上对失踪人员数字的传言较多，《求证》的记者和编辑决定下笨功夫，按照网上失踪人员名单中所附的亲友电话，逐一核实29人的确切去向及是否平安。为确保每一条信息都准确无误，记者、编辑对名单上的很多人都辗转打了多个电话，最终确定每个人都还平安，并未失踪。”人民日报负责《求证》栏目的高级编辑韩晓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编辑需要搜集查阅资料，整理逻辑关系，把握问题本质，迅速成为“半个专家”。［10］国外网站所谓的测量工具也是由编辑主导。在“真实性测度仪”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三人以上编辑评议小组，在审核记者提交的初步意见时，它依据的标准主要来自逻辑和常识——当事人前后说法的一致性，类似报道的真实性记录等。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两位美国“卓越新闻项目”的负责人更把标准细化为编辑“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识别一篇报道是否完整，评估信源，评估证据，确定证据和结论的关系，寻找到真正的新闻。［11］
(二)编辑的思辨力：用哲学原理还原割裂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总在追求经得起考验的事实性真理，然而，“事实必须从整个事件的混乱状态中被挑选出来，然后才能编撰成故事以便以某种视角来讲述”。正如媒介批评学者所反问的，“独立于观点与解释的事实是否存在？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难道还没有证实这种脱离解释的事实其实是不存在的吗？”［12］
事物之间总有必然和偶然的联系，新舆论场的传播却越来越以割裂事物联系的面貌出现，新闻事件变成了脱离实际场景的片断、标签、流行语。轰动一时的“我爸是李刚”案中，最初的消息将事件定性为“公安局长儿子仗势行凶”后，媒体蜂拥而上，直到近一年后才有报纸还原现场发现，这是嫌疑人被抓时“求情”的话，而网络语境下的传播却“有意识”地将嫌疑人说话的内容与情境分割，为事件贴上了“官二代”标签。
如果说面对虚假不实报道，编辑需要利用常识循证，那么，面对被割裂的新闻碎片，编辑的责任在于重建事实与观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个别事实与整体事实的联系，以使新闻处于它自身所处的联系世界中。
谈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很多人会简单理解为是一种政治要求，其实，它更应成为指导每天新闻传播的方法论。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报道为例，北京市委全会决议公布后，无论新旧媒体都开始炒作通州将成新中心。事实上，北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而不是另建一个新中心。后来北京市关于通州定位表述的变化也验证了这一判断。类似的，如果缺乏基本的新闻方法论，关于楼市、股市的报道就会陷入“涨了就追风，跌了就跳楼”的怪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曾提出“三不”原则：不把点上的问题说成面上的问题，不把个别问题说成整体问题，不把局部问题说成全局问题。［13］这应成为新闻编辑面对碎片化传播的底线。
(三)编辑的判断力：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
蔡元培1917年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时，即提出“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也”。［14］作为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甘惜分教授晚年也提出“新闻与历史同一论”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懂得这一点，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将会懂得今天的事件的来源，他将懂得他的笔下非比寻常。他自己就是一个当代史家，他将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他的观察就会深刻得多。［15］
只有站在历史高度考察新闻，才能使新闻报道从对一家一户的起居关注变成时代风貌的记录者，使新闻的“内容有远的东西、大的东西，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气息”。［16］可惜的是，快餐化新闻消费方式正在侵蚀对编辑的这一要求。今天，人们已经很难从媒体上看到如范敬宜当年所写的《两家子公社干部开始睡上安稳觉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这样“用事实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怀疑、抵触的同志”的报道了。相反，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基本判断，许多报道像哈哈镜一样惹人发笑。“反思历史非常重要，但反思不是情绪的宣泄，不是对现实的借古讽今，不是用过去历史的复杂来撕裂今天的社会”。［17］
历史观对于编辑价值判断更起着基础作用。“新闻界有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呈现与阐明的责任”。［18］“报社、记者都有各自的立场，或者说是历史观，这和他们的关心方向和对新闻的价值判断紧密相关。”［19］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把握世界新闻发展规律，看清今日各种现象的本质：网红新闻如同“黄色报纸”时代敏感主义新闻的翻版，而对于严肃新闻的社会期待，正推动网络时代“纽约时报”的出现。
总之，新与旧总是相对的。“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基辛格在讨论互联网时代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时引用诗人T. 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的诗句后说，“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20］新闻编辑在今天遇到的所谓“新”挑战，其实是新闻世界里的旧问题：信息与噪声、表象与真相、事实与判断……编辑的任务仍然是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只是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在回归中坚守，又需要在分析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中与时俱进。
(王学锋，作者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原文刊于《中国编辑》2016年第6期)
注释：
［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29.
［2］陈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2005(3)：28-29.
［3］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1934. Cited by F. M. Cornford，“The Invention of Space，” in Essays in Honor of Gilbert Murray，London，1936.
［4］详见2016年4月11日朱竞若在北京市人大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5］详见2016年6月14日RUC新闻与传播公众号.
［6］详见作者2016年5月2日对郭庆光的访谈.
［7］李大同.冰点.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
［8］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8.
［9］傅华.论循证新闻的方法与意义——一种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生产方式创新.中国记者，2016(6).
［10］韩晓丽谈《求证》［EB/OL］.(2016-1-20). http://live.people.com.cn/bbs/note.php？id=56140116101245_ctdzb_062.
［11］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汉娜·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38.
［13］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65.
［14］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1.
［15］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80.
［16］李普.记者甘苦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89.
［17］张颐武.对待知青历史需要更多理性.北京日报，2015-07-27.
［18］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
［19］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10.
［20］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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