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百年品牌 诚信当先

祝明

2005-07-29 14:25 　 中安网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祝明

徽商四大行业之一——盐商
2005-07-29 14:46 　 中安网 　  
　　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出现的。当时明王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凭藉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允其行销。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休宁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为“边商”；专以到指定盐场守候支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出者，称为“内商”。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徽商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多，可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他们便兼顾旧业；主事开中，纷纷涌入“内商”之中，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特别是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场商”，系指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以向灶户收盐为务，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购关系的一部分商人。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乾隆年间，两淮盐总鲍志道，亦是由拼茶盐场来到场州的。

　　“运商”，是指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因其销运引目的性质不同，名称亦稍有异。如行销纲盐者，即日“纲商”；运食盐者，称之为“食商”。但在实际的行销过程中，由于纲、食并行，界限亦不明显；如顺治十五年行销上元、江宁8县食盐的徽商张子谦，即认运食盐96700引，纲盐138840引。

　　“总商”，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所任者，皆为“资重引多”和“家道殷实者”。可见，总商是两淮盐运中之核心人物。在两淮总商中，以徽州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扬州画肪录》记载，当时两淮盐总为30人。乾隆皇帝南巡，扬州“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30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又云：“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这些以其园林著称的诸姓氏，除尉、田两姓可能非属徽人，其余诸姓，皆是徽州名门望族。最为出名的，乃是歙县盐商。两淮盐商世守其业，盐业销运始终控制在上述姓氏的徽人手中，徽州其他小姓、细民，是根本无法钻入淮盐的世袭领地中来的。

　　两淮“运商”中之“总商”，多为徽人担任，对于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清初，还出现“巡商”，其目的是巡查各盐场，以防私煎私鬻。雍正时，两淮煎盐用“火伏法”，所谓“火伏”，即是一昼夜每具盘铁、锅馓产盐千斤的定额。每一火伏，均由场商造册立案，由巡商嵇查督办，“灶户临烧向本商领取旗号，举火则扯旗，息火则偃旗。”用此法以防私煎。每次息火之后，由灶户填写单页，申报灶长、灶头及商人，并由商人将盐统运商垣贮存，以资商支，不许颗粒私卖。巡商还配合长江和盐场运盐河巡江兵勇官弁巡察缉私；从而保障了纲、食盐商的利益。

　　盐商中，还有水商，或称水贩、水客，是领取水程中转引票的中小盐运商人。按清代行盐口岸规定，纲、食盐商把盐运到岸，或分售盐店，井通过口岸盐店批发各小盐店售卖；或交水商，由他们向当地驿盐道领取水程引票，行销府、州、县各地。淮盐行销水运路线，多以长江、淮河流域，故而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之间，皆为徽州人经营盐货之域。长江沿岸城市，随处可见徽人足迹，并以坐贾居多，也不乏在乡村开盐店者。如道光廿九年，徽人“汪左淇，同弟实卿、逊旃，蛭湖，缘道光廿七年冬间，在昌化县百牛桥镇地面顶戤盐典一业，”所立合同墨据，说明徽州盐典开设已深入到乡间村镇之中。

　　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如《淮鹾备要》云：“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所以时人亦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而且徽州盐商人数也大占优势。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徽商独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由此可见，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界的显赫地位。

祝明

徽商四大行业之二——典当商
2005-08-01 09:40 　 中安网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到了明朝，名称就有10多种，通常称之为“当铺”。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计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除此，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经营典当业以休宁人最为活跃。明人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休宁商山大财主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号称“吴百万”，他就是一个经营典当业的巨商。清末翰林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称：“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

　　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由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象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瞒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它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夥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夥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了夥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夥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这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

祝明

徽商四大行业之三——茶商
2005-08-01 09:46 　 中安网 　  
　　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

　　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史料可查，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迩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7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汪茂荫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始于清嘉道前后。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以新安江运输方便，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1920年，屯溪茶号达109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

　　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年后改为茶叶公会，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机会，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从旁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年，由最高收购26万担，下降到不到8万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衰叹!

祝明

徽商四大行业之四——木商
2005-08-01 09:46 　 中安网 　  
　　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一个传统项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更担风险的买卖了。正如方志所称，徽州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长龙，那么，在几个世纪中，拥赀巨万的徽州木商正是凭着自己的胆识，驾驭着这条长龙，冲破惊涛骇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设牢固的桥梁.

　　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光绪《婺源县志》载：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簰夫不下数千人”，并披露说徽州本商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缆绳(篾缆)，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

　　徽州多木商，与当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风俗习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一个集子中也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一伐，谓之拚山。以种杉为业的徽民，将成材的松杉作为商品拚给专事木材贩运的商人，赚取货币收入，再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据传，当年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

　　徽州木商拚木贩木，讲究季节性和周期性，采伐贩运的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清代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徽处万山中笔，每年木材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拚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他们在深入产区“采判木植”的基础上(俗称“买青山”)，于冬季雇佣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 (徽人称刮去皮的杉木为“白杉”)或锯松板。尔后，将“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堆放谷地。再就是量尺、打印、编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涨，再编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运到水路交通干线之岸，由排工编成大排，顺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贩木的话，那么这最后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

　　徽州木商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贩木，他们还远赴其他产地采购木材，转贩求利。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详状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十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

　　徽州木商还深入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贩木材。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婺源县志》里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产于湘西山区，这里多有苗族人民居住，故所产木材又称“苗木”。康熙(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不论是“贩木湖南”，还是“货木三楚”，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所谓“木行”，即旧中国经官府批准设立的一种专为木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抽收佣金、监督商人纳税，并向官府缴纳牙税的一种专业组织。徽州木商在外埠开设的木行，以旧时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最为出名。据《徽商公所征信录·序》载，该木业公所“(于)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咸丰、同治年间，公所被焚，木业一蹶不振。宣统初年，经木商江城(婺源人)等人倡议重建，栋宇重辉，规模重整。清末民初，休宁木商江锦山开设在杭州闸口的木行，也是很出名的。据新编《休宁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休商在杭州开设的木行很多，程友恭开设的三三木行，资金250万元。张天佑、张彦昭开设的乾记木行，有资金400万元。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因致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陈眉公《冬官记事》载，当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祝明

徽商特性：缘何徽商多儒商
2005-08-01 10:16 　 中安网 　  
　　历史上，徽州商人不仅很会做生意，而且不乏好读书者。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清代绩溪县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然家为富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道：“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祝明

徽商兴衰史：“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2005-08-01 09:59 　 中安网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seadog60

愿今世汪氏实践先祖诚信遗训，千秋大业靠世代相传啊

汪孝先

总有一天我要去感受一下徽商的辉煌,毕竟那是汪家人的辉煌史.

汪家宇

徽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不错,我们更应该发扬徽商的精神,打造又一个徽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