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理想的环保主义者

wdxiang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6日10:27 《决策》杂志

　　-本刊记者 翁仕友

　　最近出现的两件事让汪永晨烦恼不已。

　　一是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环保风暴”。风暴出现后，汪永晨的名字经常和一些环保事件连在一起，记者身份的汪永晨反而成为其他记者追逐的对象。无疑，在这些媒体看
来，汪永晨不仅是一桩桩环保事件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频繁地应付采访，这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

　　让她烦恼的第二件事是一场关于“是否要敬畏自然”的争论。2005年第一期《环球》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自然》，文中称“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文中同时强调“人定胜天”。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汪永晨在1月11日的《新京报》上发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文，双方争论开始。随后，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加入让争论开始升级，并最终演变为一场论战。

　　“我一直反对‘人类征服自然’这句口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汪永晨仍然坚持她在争论中的态度，“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征服的”。

　　争论相当激烈，一时间，“伪环保主义者”、“极端环保分子”、“宣扬反科学的迷信”的“帽子”纷纷向汪永晨扣来。面对反对者的言辞，汪永晨说自己并不在乎这些评价，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都江堰“大捷”

　　很多人在说到汪永晨时总是喜欢加一个头衔“反坝人士”，即反对修建大坝的意思。从都江堰问题到怒江问题，在这场反对建坝的运动中，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开始崭露头角，汪永晨这个名字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

　　2003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木格措采访归来的途中，汪永晨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快守不住了，你快过来看看吧。”打电话的是都江堰遗产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的人要求汪永晨过去采访，阻止在都江堰的鱼嘴上马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刚好准备到成都换飞机的汪永晨随即和同行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一道调查了此事。站在岷江边上的汪永晨远远地望着都江堰的鱼嘴，“那一刻我决定，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鱼嘴，让更多的人来保护世界遗产。”

　　汪永晨告诉《决策》，对都江堰的关注是从当年修紫坪铺水电站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她还在为未能保住世界上唯一的无坝水利工程而遗憾，作为都江堰最精华部分———鱼嘴的保留也被当地的环保部门和一些民间环保人士看来是唯一值得欣慰的成果。可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只是换个名的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又要在都江堰的鱼嘴修建。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在她一手创办的记者沙龙上公布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快，敏感的媒体开始报道。从7月初到8 月底，180家媒体的集中报道终于让有关部门作出反映，2003年8月29日召开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省长张中伟同志说：“这个问题，省政府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早就打招呼了，不能上。”至此，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告一段落。

　　媒体、环保官员、环保NGO在这场保卫世界遗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说保卫都江堰是以胜利而告终的话，那么怒江“保卫战”则要艰巨得多，最终的结果也充满了变数。而在这场“保卫站”中，由汪永晨创办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等环保NGO则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草根的力量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彰显。

　　怒江“保卫战”

　　2003年8月12日至14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而就在此前的7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三江并流”为世界自然遗产，怒江正是 “三江并流”中的一条大江。

　　正在外地采访的汪永晨在听到这一消息时“为之一震”。“我们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开发一条处女江呢？”汪永晨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了解怒江，汪永晨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环保志愿者一道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怒江之行让她亲眼见到了怒江和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反对建大坝的决心。后来，汪永晨在《深情的依恋———怒江》一文记录了她怒江之行的所见所思。

　　“今天要在怒江上开发十三级水电站，除了有扶贫说以外，就是能源短缺说。扶贫，就要移民，把有着那么丰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的家搬走了，那么‘三江并流’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的‘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他们丰富的文化和土地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话、艺术等’还能存在吗？没有了根的民族，能富裕吗？

　　能源说，开发怒江，官方的说法是要花费1000个亿，这算的只是修坝的成本。怒江大山的形成，河水的流淌，植物的绿色与花卉的芬芳，鸟儿的鸣唱，鱼的跳跃，还有桃花节，溜索，有人算过这其中的价值吗？一条江的形成，经过了地质上多少万年的演变、淘汰与存留，一个民族特色的形就，一种文化内涵的孕育，一个习俗的养成，又要多少代人的沿袭。而毁掉，却可能是一瞬之间。”

　　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对规划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争论了半年的怒江大坝终于暂时告一段落。“温总理批示了！大坝缓建！”正在怒江的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同路人，而后，她失声痛哭。

　　“她为什么哭了？”知名记者翟明磊说，“并非人们推想的‘感激涕零’，因为她知道我们保住了多么珍贵的财富。 ”但是，时间不长，怒江大坝的建设又“悄悄”上马，以“绿家园”为首的环保NGO又一次举起“反对”大旗，汪永晨再次投入到保卫怒江的“拉锯战”中。

　　2004年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组织召开了“怒江流域规划评价专家审查会”。汪永晨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奇怪”，没有NGO和公众的参与，会议竟通过了《怒江水电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到会的专家也多是支持怒江水电的专家。汪永晨无奈地说，在怒江上不建坝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争取开听证会，希望工程建设能够按照程序办理。

　　在怒江问题上，环保NGO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影响了政府公共决策，这对于NGO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在汪永晨看来，在怒江问题上，北京、云南等地的环保NGO开始联手，这让NGO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新生力量。另外，环保 NGO也逐步走出环境教育阶段，开始进入鼓励公众参与、呼吁程序化阶段，但是距参与制定公共决策阶段还有很远的路。

　　两种错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环保NGO“绿家园”负责人，具有双重身份的汪永晨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又是错位的。

　　1988年那年，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汪永晨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多年来她做了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报道，在电台先后开辟了《环保热线》、《走进自然保护区》等环保栏目，其中很多栏目在中国具有开创性。一次获得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三次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节目大奖等等，屡获大奖的汪永晨可以说早是一名资深记者，但是让外界所熟知的还是她作为“绿家园”负责人的身份，这对一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错位。

　　汪永晨的另一个错位体现在她为“绿家园”选择的另类生存路线上，让她成为知名人物的“绿家园”的影响力却又来自她所效力的媒体。汪永晨说，在都江堰问题上最早发起的是环保NGO，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媒体，“绿家园”的发展又利用了她作为记者的身份。

　　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每月一次聚会活动。记者沙龙的出现，让“绿家园”跟媒体走得更近，汪永晨为“绿家园”选择了一条很独特的发展“路线”———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2002年，“绿家园”记者沙龙和中国青年报“绿岛”联手，记者沙龙的规模继续扩大，它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去年5月，北京市政府开始酝酿搬迁市动物园，“绿家园”在获得消息后，立刻在记者沙龙上发布。媒体随即有了反应，公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公众的反对，北京市政府最终否决了搬迁计划；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绿家园”和记者们的努力下宣告停建，同时还准备修建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但是，这种角色的混淆很快招来别人的质疑，“媒体应该属于公众，媒体记者应该为公众而不是某个组织代言。”汪永晨认为，“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有很多信息不对称。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确实不应该这样，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插曲吧。”

　　理想主义者的边缘生活

　　今年的大年初一，汪永晨再次开始了她的怒江之行，随行的是50位自愿报名的环保志愿者，汪永晨说她要介绍怒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怒江———这条国内仅有的两条生态河之一。

　　一个人十几年矢志不渝地追求环保、痴迷于环保，这不仅需要有热情，更需要对环保充满理想和执著，对一个外人来说，汪永晨的作为恐怕是无法理解的。那么，她的环保“情结”因何而生？这还得从1993年的一次采访说起。

　　汪永晨回忆说，“在青藏高原采访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在奔跑嬉戏，那么快乐，那么和谐。而后我又看到了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牛角朝天好象一个天问，我觉得那个天问就是———为什么要杀我？假如我没有看到他们那么快乐的生活，或许看到它们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慨。那一刻我就决定，我一辈子都要走这条路。”

　　其实，让汪永晨坚定走这条路的还有一群人———朱以勋和他的学生们。朱以勋，徐州市睢宁县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首届中国环保“地球奖”(1997年)的获得者。1994年，汪永晨听到朱以勋“卖面买受伤大天鹅的故事”后前去采访。在那所小学里，她听到了一个又一个爱护鸟类的感人故事，孩子们同捕鸟队斗智斗勇，用省下来的饺子喂鸟……

　　尽管生活贫穷，但他们却非常爱护小鸟，这次采访打破了汪永晨“有钱和有闲的人才做环保”的想法。在听到这些爱鸟的故事之后，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给了汪永晨一万元，把睢宁县那个乡村小学的30个穷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来，亲自让他们讲述爱鸟的故事。

　　“我是个环保‘发烧友’，我要把我的发烧‘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汪永晨说。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活动，这距国内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成立仅相差2年。最初，汪永晨给“绿家园”提出“走进自然，热爱自然，和自然交朋友”的口号。观鸟、植树、捡垃圾，这些活动相继开展起来。

　　应该说，环保改变了汪永晨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她的生活。“我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挣钱欲望，台里只要给1500元生活费就足够了。”

　　原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有《环保热线》等环保类节目，但是后来，环保栏目取消，汪永晨称自己成了一个“边缘人 ”。“有环保节目就做，哪个栏目需要我，我就去给人家打工。”

　　1999年，汪永晨开始筹划出版一本反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摄影集。在随后的4年里，汪永晨走进冰川、沙漠、深山、峡谷。4年后，一本名为《绿镜头》的书面市。汪永晨给书名前加了一段话“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她说大自然的明天在哪里，这要读者去回答。

　　最近出现的“环保风暴”和“敬畏自然”之争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她说自己是个写手，现在只想在家写下在大自然中的感悟，“被你拽出来采访，我是极不情愿的。”汪永晨向记者“抱怨”道。

　　“每本69元，其中30%捐给怒江小学，你买几本？”采访结束时，汪永晨拿出她的《绿镜头》，做起了“义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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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晨的环保志愿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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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online.com.cn  2007年04月26日16时0分   星辰在线

　
　
　　□文/金 荟
　　环保志愿者汪永晨是个大忙人，多次相约总算定下了采访时间和地点。在见到她的当天，我们一起随一个国际妇女组织的成员到北京顺义的一个儿童村参观，中午在食堂就餐时，一位很了解汪永晨的同行悄悄跟我说，咱们用一次性筷子和餐盒，汪永晨肯定不乐意。话音刚落，汪永晨就冲大家喊：用这个钢托盘吃饭吧，别用一次性餐盒了……在汪永晨的意识里，环保无小事。
　　“迷上环保”
　　缘自内心深处那份悲悯
　　汪永晨是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保问题的，当时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组。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反映游人在同一个时间去香山观红叶，采红叶，把黄栌的根都踩出来了，破坏性很大。随后，这位听众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工人们说一天最多能捞一百多船。这两件事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不和谐。她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汪永晨也自此开始关注环保问题。
　　汪永晨彻底“迷上”环保缘于1993年的那趟青藏高原之行。那次她从西宁到格尔木，沿途碰上无数淘金者，那些淘金者一进青藏高原就是大半年，不但严重地破坏了植被，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也都成了他们枪下的猎物。裸露的秃山坡上，到处都是珍稀动物的遗骨。它们的血，一滴滴地印在了小溪边的砾石上，也印在汪永晨的心上。她回忆说，“远远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在奔跑嬉戏，那么快乐，那么和谐。而随后我又看到了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牛角朝天好像在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要杀我？！假如我没有看到它们那么快乐地生活，或许看到它们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那一刻，我就决定：无论这条路有多么坎坷难行，我都要把环保进行到底。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朋友，同时也要把自然被我们人类糟蹋的样子让更多的人看到。”
　　1994年，汪永晨采访的一位在苏北农村被称为“鸟痴”的小学校长，又一次给了她心灵的震撼。这位名叫朱以勋的小学校长爱鸟如命，在学校里建起了鸽子楼、小鸟医院及标本室。
　　在贫穷的苏北村庄里，教师也非常清贫，粮食对他们非常重要。一次，有个村民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大天鹅后找到朱以勋，对他说：“你不是爱鸟吗？给我50块钱，我就把天鹅给你。”朱以勋听后二话没说，回家拎起面口袋到街上就把面卖了，然后用卖面的钱和那个村民换回了大天鹅。但遗憾的是，最终，大天鹅还是没能逃过偷猎者的枪口。朱以勋很痛心，他把天鹅做成标本，带着全校的孩子在田间地头一路走一路告诉人们：大天鹅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不能伤害它。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把这位小学校长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听后很感动，给了她一万块钱，让她为这位校长做点事情。于是，她把那个小学的30个孩子和10名老师都请到北京来，把他们爱鸟的故事讲给北京的孩子们听。随后，她制作了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介绍这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事迹。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世界范围内有300多所学校与其结成“手拉手”学校，这所小学还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定为绿色教育示范基地。这个节目也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节目一等奖，以及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
　　从此，汪永晨手中的录音机直指环境问题，热情也全部投入到了环保活动中。一次乘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见到一位乘客随手要把一个白色塑料饭盒扔进江里，她立即上前制止。后来才发现，这艘看起来很不错的江轮上竟然没有一个垃圾筒，船上的乘客及服务员都是把垃圾直接扔到江里。回到北京后，汪永晨采访了交通部和长江航运管理部门，得知对在我国长江运营的客船上垃圾如何处理没有条文规定。经过现场和事后的大量采访，她制作了广播节目《 “白”了长江》，节目播出后，交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国家环保总局组织了大规模的沿江考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
　　“绿家园志愿者”引来环保大军
　　1996年，汪永晨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活动。这是一个民间环保群体，“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理念是“走近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虽然“绿家园”刚成立时没有一分钱，没有办公室，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他们却组织了很多环保知识普及活动，打响了一次次环境保卫战。
　　1998年到2000年，“绿家园”和香港的一个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绿色礼物献给新世纪”的活动。他们先是在赤峰翁牛特旗把与香港一样大的一块土地全部种满了树。当汪永晨得知赤峰敖汉旗的一个地方土地沙漠化严重，老百姓因贫穷没钱买草籽和树种时，便组织了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去当地植树。志愿者们除了担负自己的食宿外，还要买草籽和树种。
　　在一次采访中，有位环保局的同志告诉汪永晨，北京乃至全国义务种树十多年了，树是种了不少，但种了以后没人管。俗话说：一棵树，三分种，七分养。汪永晨立即组织“绿家园”的志愿者们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开展了领养树的活动。迄今为止，“绿家园”义务植树、领养树的活动已遍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四川和云南。“绿家园”会员已增至3万，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
　　作为一名记者，汪永晨发现“环境监督”的意义以及媒介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为了让更多的记者参与环保，为环保做更多的事，2000年夏天，她和几位做环境报道的记者创办了“绿家园记者沙龙”，每月请一位专家给这些同行进行科学普及。同行们在这里交流信息、探讨问题、互相鼓劲，共同关注着环保。这个沙龙在此后的环保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次，有位记者偶然得知，北戴河一块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湿地上正在筹建一个国际会议中心，这将对东北亚鸟类的生存产生威胁。于是，他立即把问题带到沙龙上，经过讨论后，大家分头行动，采访、写稿、呼吁，最终惊动了河北省有关领导，湿地被保留了下来。还有一次，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要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记者们的齐心协力下，该计划宣告破产，而这片芦苇荡将成为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在诸多的环保活动中，汪永晨的两次“反坝”运动，使草根的“绿家园”开始崭露头角，汪永晨的名字也开始渐渐为人们所熟悉。
　　2003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木格措采访的汪永晨接到一位都江堰遗产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快守不住了，你快过来看看吧。”打电话的人想让汪永晨通过采访，阻止在都江堰的鱼嘴修建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站在岷江边上的汪永晨，远远地望着都江堰的鱼嘴，心里暗暗发誓：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鱼嘴，让更多的人来保护这份世界遗产。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在记者沙龙上公布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快，从7月初到8月底，180家媒体的集中报道让有关部门作出反应。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
　　如果说保卫都江堰还算顺利的话，那么“怒江保卫战”则要艰巨得多。怒江于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却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于是，汪永晨和其他环保人士展开了反对建坝的“怒江保卫战”。
　　为了了解怒江，汪永晨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环保志愿者一道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他们自己酬资，在北京举办了“情系怒江摄影展”。“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汪永晨说，这条江不仅仅属于中国，还属于全人类。
　　汪永晨认为，发电的方式可以选择，但怒江一旦被破坏，将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后来，汪永晨在《深情的依恋——怒江》一文中记录了她怒江之行的所见所思。“今天要在怒江上开发十三级水电站，除了有扶贫说以外，就是能源短缺说。扶贫，就要移民，把有着那么丰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的家搬走了，没有了根的民族，能富裕吗？一个民族特色的形成，一种文化内涵的孕育，一个习俗的养成，又要多少代人的沿袭。而毁掉，却可能是一瞬之间。”
　　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做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当时正在怒江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得到大坝缓建的消息后，失声痛哭。
　　怒江建坝工程被搁置后，有媒体评论说，民间组织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后来怒江工程再次上马时，不但级别降低，而且部分听取了环保人士的意见。
　　东奔西走的理想主义者
　　10年的志愿者生涯，汪永晨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工资，反而经常要自掏腰包。她把获得地球奖的两万元奖金捐出来设立了“绿家园教育基金”。把美国人给的两万美元奖金用来给怒江小学建了37个阅览室，买电视、DVD，开设了电影课。
　　有人说志愿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对此汪永晨并不否认。她的感悟就是，“理想主义者从来都不计较结果，他们只注重过程。”
　　汪永晨的理想大都在“路上”，她说，我属马，生性喜好东奔西跑并乐此不疲。而她的奔走，并不是观光旅游的行者的奔走。无论是行走在原始荒凉的深谷，还是远赴人迹罕至的极地，都是为了关爱自然，给人类一个“昨天的记忆”。
　　汪永晨先后出过两本“行走记录”——《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和今天》及《世界两极密码：从长江原到北极》。《绿镜头》有300多幅照片、10多万字。书中记录了大自然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美丽和遭到人类破坏后的惨状：曾经是冰川博物馆的长江源头，现在变成正在哭泣的冰川和啃食地皮的牦牛及遍布各处的砾石滩；而被誉为香格里拉的云南，则变成被砍得只剩下根的大树和埋掉整整一个村庄的泥石流……每一个篇章讲述一个她亲身经历的关于自然的故事，在表达着那颗关爱自然的拳拳之心的同时，也传达了她充满忧虑的呼唤：关爱大自然吧！人类家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土壤沙化、空气污染、冰川退化、水土流失、珍稀动植物濒危、洪水连年不断……
　　汪永晨的另一部作品《世界两极密码：从长江源到北极》，讲述了她在世界“最高”、“最北”地带的探险遭遇、考察发现及有趣见闻等。她行走的一极是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另外一极是冰天雪地的北极。前者她是作为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队的一员，踏上“世界第三极”的。在那次探险中，汪永晨经历了两次“大难”。姜古迪如，藏语意为“野狼出没的地方”。有一回，她和伙伴们真的和野狼咫尺相对，在与野狼目光对峙的那一刻，她们或“喘成一团”，或握着菜刀却“腿肚子在打哆嗦”……对汪永晨来说，真正险恶的不是野狼，而是高原的严重缺氧。有一次她甚至一头栽倒在地，突然失去知觉，“七八个队员上来七手八脚地掐我的人中，揉我的手，搓我的脚，把我从那个世界的‘天边’拉了回来……”
　　危险并不能阻止汪永晨的脚步。仅仅9个多月之后，她便又开始了“北极之旅”。在返程途中，“北极曙光号”到达阿拉斯加时，为了拍摄日落和日出中的蓝色冰川，她竟独自一人在冰川前过夜。当游客散尽，她注意到路边标示牌上写着，这里会有黑熊、野狼……所幸的是熊和狼没来“光顾”她，倒是北极圈的黑蚊子在她的脑门上叮了18个大包。
　　行走过两极的汪永晨，在书中要告诉人们的，不仅是她对极地的新鲜感知，更有对大自然的感恩，对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感悟。在谈到极地臭氧层空洞及温室效应的后果时，她写道：“国际冰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明，喜马拉雅的冰川正在以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快的速度融化，如果以现在的速度融化，到2035年，在这一地区就看不到冰川了！而如果真要是冰川消失，亚洲的几大河流——印度河、恒河，还有我们的长江，将失去丰富的水源。谁能说遥远的冰川与我们无关？”
　　曾经有一位农民写下这样的文字：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都是人的鸣叫。在人们惊讶于一个农民怎么能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获得对生命和语言如此深刻的体验时，汪永晨却感慨，这正得益于他与天地万物的深情独处。
　　最近,从小学同学那儿得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1998年患脑溢血长期昏迷后，被弟弟刘源接到自己家中照料，而刘平平的儿子则由妹妹刘亭亭抚养。我不禁深为感叹：有多少兄弟姐妹能有这样的手足情？特别是作为弟弟，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悉心照顾多年瘫痪的姐姐。我不禁再次感叹刘平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成功，也回想起了一桩桩往事……  
　

来源：新浪网   编辑：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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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4日16:28 新浪环保

汪永晨

　　北京“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
　　为了让更多的记者参与环保，2007年她组织15个城市的记者与NGO共同开创“绿色记者沙龙网”。她还组织“江河十年行”行动，计划用10年的时间，每年走一遍川西、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河流，了解这些江河水能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河流沿岸的经济状况、百姓生活。2007年10月，她联合民间组织对《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出建议，以期增强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的可操作性。

汪良军

您的付出,正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向你致敬!

jwky

向汪永晨本家致敬,让我们一起在环保战线上,为保卫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而奋斗.

大风

汪永晨　宁为笨人

◇字体：［大 中 小］       本版PDF     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09/02/03 00:04)

　　◎采写/冯永锋

　　我能做的，是把自己投入激流，然后激发、感化更多的人卷入。这样的办法也许很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比不上其他的人，有其他更多的聪明办法。——汪永晨

　　■人物简介

　　汪永晨：195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1986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96年创办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并将所获奖金2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绿家园教育基金”。2000 年、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分别授予她“环境使者”和“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称号。

　　在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中，有几个人是我一直不太敢去写的：梁从诫、廖晓义、汪永晨、徐刚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畏惧感”，他们其实都很简单，信念很纯正，为人也很清澈，但总有一种强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闪烁，让人难以妄自下笔。

　　“情感环保派”代表人物汪永晨，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就在身体力行，一直就在把身家性命彻底地投入保护中国环境的滚滚激流。所有认识她的人，首先是惊讶地发现她从业精神的执著，接下来，就更惊讶地发现她是那么的“笨重”。感慨之余也会问她：难道，你就不能做得轻巧一些？做得聪明一些？

　　她习惯性地说：“谁都想轻巧和聪明，聪明的人、轻巧的人，现在请你告诉我，在这个时代，我们该怎么做？”

　　■阿海水电站评估会迈出的“一大步”，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意义非凡

　　2006年，汪永晨发起“江河十年行”，想用十年的工夫，去记录中国西南部河流的变化，记录河流旁边的居民的变化；每年一次，至少“行”到2016年。

　　2008年，江河十年行进入第三年。这一年的活动分成了两次，一次是10月份的四川行，重点考察的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12月份是云南行，重点考察的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2008年12月27日下午，“云南行”还差一天就要结束，由记者、专家等组成的23人的队伍，马上要返程。汪永晨收到了“绿家园志愿者”成员肖远的手机短信，他在短信中说，金沙江阿海水电站这次破天荒地邀请民间环保组织参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会议时间是12月29日、 30日。国内只有两家民间环保组织被邀请，一家是汪永晨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绿家园志愿者”，另一家是同样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汪永晨把消息告诉了“云南行”考察组，邀请全车人讨论：去不去参加？如果要去参加，怎么参加？

　　有个成员说，当然要参加，这是中国水电建设方第一次主动邀请民间环保组织来参与讨论，稍微想象一下就知道，这对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义将有多么重大。但有个成员表示担忧，去当然可以，如果只是去充场，那么再大的“标志性事件”也没有什么意义，要去，就得提出有效的意见。公众要参加环境保护，仅仅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有实质性的调查，必须有专业的数据和观点。

　　汪永晨把目光转向了杨勇。“民间地质专家”杨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了长江的首次漂流，他还参与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独立考察过“南水北调”西线的地质现状，在“5·12大地震”之后多次深入灾区调查地质变动情况和水电站受损实情。他对中国西南部的山川河流非常熟悉。

　　杨勇有些不情愿。他近来身体不佳，而且心里打算的是赶紧回家去写地震灾区水电站受损情况报告。“我要是去北京参加你这个会，我写报告的时间就少了。再说，我此前也没看到阿海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简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提针对性的意见。”

　　“这好办。”汪永晨马上打开电脑，调出了阿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简本。这份简本放在她的电脑里已经一年多了。 2007年10月底，阿海项目环评报告简本在网上公示征求公众意见；2007年11月14日，一份由18名关注环保的各界人士签名，综合了生物、水资源、地质等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传递到项目建设单位；2008年12月27日下午，项目建设单位对这份意见书做出较为详尽的书面回复，并表示愿意重视民间环保组织的建议。在环境保护部的大力协作下，项目建设单位邀请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参加“技术评估会”。有人认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大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执行得最为规范的一个案例。

　　半小时后，杨勇在颠簸的车上读完了材料，仍旧没有松口：“我还是写份书面建议吧，这样都不耽误。”

　　“你还是去吧，我们绿家园会付机票钱。会一完就送你到机场，也就耽误你两三天的时间。你要是不去，我们的专业性就大打折扣，有人老说我们民间环保组织缺乏实质性的调查，缺乏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杨勇心里清楚，民间环保组织一向穷困，“绿家园志愿者”其实没多少钱，汪永晨更大的可能是自己掏腰包。

　　没什么能挡住汪永晨。28号晚上，杨勇和汪永晨等人到了昆明机场，29号，他作为“绿家园志愿者”的代表，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起，坐到了“阿海评估会”的现场上。说服杨勇的同时，汪永晨也没闲着，她通过邮件与多位关注环保、关注西南诸河命运的朋友讨论，收集、汇总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

　　2008年12月29日到30日，“阿海技术评估会”在北京召开。两位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评估的主要过程，提出了问题，阐述了民间环保组织对阿海水电站潜在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看法，并表达了对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开发将会造成的严重累积影响的关切。两位代表提交了书面意见，其中的要点也作为特邀代表意见被写入了会议文件。

　　对于水电建设方首次邀请民间环保人士参与技术评估会，大部分民间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永晨认为，这表明民间环保组织多年来的呼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希望以后的项目建设都能吸收公众参与，尤其是要召开听证会，更加科学、审慎地制定决策。

　　■有人觉得汪永晨这么搬东西太笨了，但她相信，要帮助别人，就得亲手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汪永晨还有一个至少要延续十年的心愿。

　　每次“江河十年行”，来到石鼓镇的长江第一湾边，来到“金沙江之子”肖亮中的故乡车轴村，汪永晨都要做一件事——给肖亮中的妈妈4000元钱。其中只有 200元是她的，其他的钱都是朋友们捐助的，通过她把心意转交给肖妈妈。为了保护家乡的河流，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大雪纷飞的时候，年轻的肖亮中突然告别人世，时年32岁。金沙家两岸的家乡人在江边给他立了块碑，碑上刻着“金沙江之子肖亮中故里”。

　　在保护家乡环境不受侵犯的过程中，肖亮中认识了许多像汪永晨这样的朋友。汪永晨把这些朋友的名字，列成了一个“底单”，每次她要出发前，就给“底单”上的朋友们发个邮件说，我要去亮中家了，今年你们仍旧准备延续自己的心愿吗？20个朋友，除非正好有事没收到邮件，否则就必然是20个回复：“我们愿意。亮中不在了，我们要帮助他尽子女的孝道。”



　　每次“江河十年行”开始前，“绿家园志愿者”都会发出一个“紧急通令”，要求每个参与者“多背几公斤”，帮助把一些书籍和衣物带给江河边的人们。这些东西都是“绿家园志愿者”通过网络号召大家捐赠的，每次只要捐赠的信息一发出，狭小的办公室里就会很快变得拥挤。捐赠的人都说，把物品委托给汪永晨再捐助出去，非常放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一定会把物资送到真正需要者的手里。

　　但有人马上提出了疑问：为什么非要成员们自己背着？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地址，让大家直接把捐赠品寄送到需求者手中？绿家园志愿者完全可以做得超然一些，只需要做好双方对接的工作，做好监督工作，就好了。这样的搬来搬去，实在有些笨重，有时候为了搬运这些物品，所花的成本远超物品本身的价值。

　　有些志愿者则表示理解，他们说，也许汪永晨这么做是为了积累有效经验。因为现在有些人捐东西太随便，“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当成捐赠品了”。因此，对捐赠的物品进行提前的要求、示范，进行事后的梳理，让受捐助者得到最符合需求欲望的物品，才是捐赠行为的意义所在。而要想获得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实践。接收物品，亲自携带并整理、分类，亲自分发物品，大概是让捐赠行为变得有意义的唯一办法。

　　汪永晨没说什么，她只是相信，要帮助别人，就得亲手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要让信任你的人继续信任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亲自携带，亲自分发。

　　“5·12”大地震发生后，“绿家园”志愿者走到街头，每人胳膊都围着一个绿带子，带子上印着“小事情+许多人=大不同”，号召大家向灾区捐款捐物。7 万多元钱在短时间内，从许多志愿者手上，汇流到了绿家园的账号上。汪永晨拿着这笔钱，买了食品，买了药品，送到了灾区。同时，关于这些钱的物资走向的报告书，悬挂在绿家园的网上，让所有人监督。

　　汪永晨和金嘉满于1996年创办“绿家园志愿者”，从2000年以来就一直在坚持做一个项目，叫“记者沙龙”。规则上是每个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三，根据当月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或者一些前瞻性的环境思想，邀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媒体办讲座。这个项目几乎在没有花一分钱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举办。讲座的专家是免费的，场地是免费的；听讲的人，自然是免费的；连给讲座做速记的志愿者，也几乎是免费的。这个项目引导了一大批中国记者关注真正的环境问题。

　　2008年3月份的“记者沙龙”延后了六天。在计划举办沙龙的那几天，汪永晨带病跑到云南兰坪县河西乡玉狮场村，给66棵大树作了“全球定位”，拍照片、写序号，以便号召志愿者参与的“认领大树”项目能够有直观的凭依。从玉狮场村下来，她因劳累过度，两眼一黑，从马上摔了下来，同伴费了极大的劲才把她救醒。

　　汪永晨是不幸的，因为她经常昏过去；汪永晨又是幸运的，每次昏过去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让她昏过去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因为她酒精过敏，碰上任何带酒的饮料，都会产生气管痉挛，好几次由于招待者不知道这个情况，不小心给她上了酒，让她遭受重创——每次都得被拉到医院抢救。更多的时候，是她在采访现场，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所熏倒，仅在四川的某个重型污染城市，她就先后被熏昏过去三次，可一有机会，她照样到这个城市采访和调查。

　　■“比起我的笨、我的慢，有时候我想，有许多看似效果好的方法，可能更笨、更慢”

　　除了“江河十年行”和“记者沙龙”，汪永晨一直还在做另外两个笨重而缓慢的事：一是卖环保书籍，二是到处演讲。

　　她说：“有时候，我都快成了演讲狂，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去讲。我知道这样能影响的人很少，效果也很缓慢，但这是我愿意做的，也大概是我所擅长的，我愿意到任何场合，去给任何人讲中国的环保问题和希望。”此前，最经常的是在大学讲，在社区讲，在电视里讲，在电台里讲，在网络上讲；现在，她最想做的，是给企业讲，是给政府官员讲。“给一个人可以讲，给一万个人也可以讲。中国有那么多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需要接受环保教育；中国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都需要明白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我真想组织一个‘环保巡讲团’，到全中国去讲。”



　　而卖书，是她一有机会就做的事。她的包里，永远有一个本子，封面上写着“为怒江小学义卖”。卖的书，有“记者沙龙”专家的演讲合集，有她自己写的《世界两极密码》，有她参与主编的《绿镜头》，有她组织多名环保记者共同创作的《改变——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等。书一定是卖原价，有时候甚至高出原价。因为她卖这些书的钱，是为云南怒江边的小学订报纸、送书籍、赠送“电影放映室”和影片。为了让这些书能够出版和再版，她自己不但没拿任何的稿费或版税，还往里面倒贴了不少。因此，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带上书，强迫、建议、引诱、说服对方购买这些书籍；当然，更多的时候，由于她卖书的名声在外，许多人在见到她之前就准备好了钱。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掏出600块钱，买了总额大概520元的书，在汪永晨的本子上签了名字之后说：“买这些书是合算的，因为我们了解了许多环保知识，而我们的钱经汪永晨的努力，又化成了一次公益行动的力量源。只是，我们担心，这样卖书是不是太慢了，也许我们该帮助汪老师想一想更多更快速的传播渠道？”

　　汪永晨说：“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我知道这个办法笨，但是，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真的有效？我的办法可能很缓慢，但肯定很坚实，因为买书的都是有意愿的人，只有有意愿的人，才可能接受影响并参与改变，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力量，汇流到一起，互相取暖，互相帮助，让这些雨滴汇成细流。有很多的方法，看似很快，但是，付出的人或者接收的人，他们内心真的是情愿的吗？我可以送给你一本书，但如果你不看，我送给你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果内心不情愿，那么一切就可能是走形式，一切就可能是浪费，一切就可能是更大的幻想。比起我的笨、我的慢，有时候我想，有许多看似效果好的方法，可能更笨，可能更慢。”

　　虽然总有人怀疑汪永晨的“力道用得不得法”，但必须承认，汪永晨是我见过的最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她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忙碌。她每天要到两三点钟才睡，多的时候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少的时候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她开玩笑着说：“因为我主要是素食，身体为消化食物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能量。”

　　不管是佩服她还是怀疑她、“可怜”她的人，都很明白，汪永晨未必比别人精力旺盛，经常能看到她满怀倦容，经常能看到她浑身疲惫。只是因为中国的环境形势很危急，而她对问题的关切又是太专注，焦虑战胜了疲惫，愤怒战胜了失望。环保需要身体力行，更需要情感投入。一个不热爱自然的人不可能投身环保，一个不关心人类苦难的人同样不可能投身环保。

　　汪永晨身上，闪耀着这样的品质：有问题一定要明朗地表态，有想法一定要快速地说出，有现象一定要去深入调查。她说：“我想做一辈子的人，干两辈子的环保。”

　　老天爷没有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时间就像空气中的水，必须费很大的劲才可能凝结一小滴；时间就像海水中的盐，必须有极好的技术才能分离出一小粒；时间就像树林中的鸟，必须有极大的热爱自然之心，才可能把生命的每一寸都奉献给它。



　　■汪永晨被当成“情感环保派”的代表，大家都在怀疑地看着她：你能转变为专业环保人士吗？

　　现在，只要有机会面对一个群体讲话，汪永晨首先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干了、脏了、没有了的，请举手。

　　第二，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原先的肮脏、干涸，现在清澈奔流的，请举手。

　　第三，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的，请举手。

　　往往是第一个问题举手的人最多。因此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关注中国的江河，中国的水。”

　　汪永晨过去大概是什么都关注的，绿家园志愿者成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事主要是“种树观鸟捡垃圾”。其实这“老三样”做得也很不平凡。

　　种树，绿家园志愿者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一起，提醒了公众对沙漠化的警觉，同时，明确了一个概念：种树不等于环保，绿化不等于种树，最好的种树是“近自然林业”，最好的植被保护是保护原有天然植被。观鸟，同样也是在绿家园与自然之友的倡导下，中国的民间观鸟事业得以蓬勃发展。而捡垃圾，虽然捡了无数年，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冲出垃圾的包围。因此这“环保老三样”，在今天也还有持续跟进的价值。

　　但形势在变，绿家园志愿者在变，汪永晨也在变，公众也在要求汪永晨转变，形势更要求汪永晨转变。

　　她看到了中国的河流在变脏，中国的大地在变干，中国的水在变少。

　　她看到中国的江河，除了遭受污染、过度捕捞、疯狂的挖砂采金、无休无止的航运之外，还在遭遇时兴的筑坝运动，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规划、建设上了大坝小坝。中国的江河，很可能在这些高坝低坝的束缚下，变成像糖葫芦那样的一个个湖泊连接体。江河生态系统，即使不再遭受任何的污染和捕捞，也将面临崩溃。总得有些江河不被墙坝阻隔和束缚，总得有些高坝方案可以修改为低坝，总得有些梯级开发可以减少密度，总得有些河流能保留一点点可怜的“生态流量”。

　　因此，从2003年起，汪永晨突然开始高度聚焦于中国江河的命运。她发现，要让环保做到实处，必须在两个角度发生变化，一是定位清晰，二是专业能力提升。而更多的时候，汪永晨被人当成“情感环保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所有的人都在怀疑地看着她：你能完成这个转变吗？

　　现在，汪永晨仍旧保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召集”与“着急”谐音，因此，她也顺便说自己为了中国环保“老着急”。

　　“我现在着急的就是专业能力的提升问题。除了我自己努力积累和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要搭建许多平台，让更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朋友，让更多的年轻记者快速成长，让绿家园志愿者变成一个专业的环保机构。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领导者，我能做的，是把自己投入激流，然后激发、感化更多的人卷入。这样的办法也许很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比不上其他的人，有其他更多的聪明办法。”

　　■供图/冯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