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中的“哲学”和“思想”(摘编2)

汪篪

        3、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大思想家以及他们创立的学派。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恰好相当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是中国人的精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获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时代”。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中国思想家，如管子、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邹子、韩非子等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人们不称其名，不称其字，而是称其为“子”，“子”是尊称，所以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诸子”。“诸子”创立的学派，如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农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等，被称为“百家”。这就是“诸子百家”的内涵及由来。       

        4、墨家      
        先秦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墨翟，时称墨子，“墨家”的名称由此而来。墨家是当时唯一的有严密的组织和鲜明的宗旨的学派。《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并且在墨子死后一直存在，直到墨家的衰亡。墨家的首领称“巨子”，为实施墨家的思想主张，舍身其道。      
       在墨子的主张中，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属其核心。他反对诸侯的战争和贵族的淫乐，因此他的主张中，充满强烈的平等色彩。也因这样的主张，墨家与儒家有很多观点是对立的，如鬼神之说、兼爱等，儒家很不以为然。两家学派也因此一直是对立的。对于自家的主张，墨子制定了一套具体而又切合实际的计划。墨家弟子依能力而分工，“能淡辩者淡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成也”。其训练的目标，是要求弟子必去心中六种怪癖的情绪，做到“默者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最终达到“爱无差等（即兼爱）”的境界。墨家纪律严明，不徇私情，就连巨子本人也不例外。《吕氏春秋··去私篇》曾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墨家组织十分严密，《公输篇》载，墨子为止楚攻宋，派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墨子守圉之器，在宋城以待楚寇。在先秦时期，能如此守御，其组织的严密性可以想见。      
        作为墨家子弟，除了要学习墨家学说外，还必须亲身实践。为了实现“非攻”，墨家弟子时刻准备着投入到守御的任务当中，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如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荆王薨，阳城君以与攻吴起，得罪，收国。孟胜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而死之。弟子徐弱之徒死者八十三人”。孟胜死之前，言必死的原因，“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为“义”而亡，墨家的悲壮令人动容。      
        墨家在秦之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了绝学。有部分弟子就此流入“游侠”的行列。“墨子之门多勇士”一说似亦由此而来。      
        对墨家的研究，相对来说一直都很少。清代中期以后，墨学才迎来中兴，墨家后学曾将该派的著作汇编为《墨子》一书，但在此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几乎一直无人问津。到了近代，有学者开始认真解读这部古书，发现其间别有洞天，里面甚至有讨论几何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由此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家已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临清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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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篪

5、名家
       先秦学派之一。汉代学者所说的“六家”之一，又称“辩者”。《汉书·艺文志》引为九流之一，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这一学派的代表作有《邓析》、《公孙龙子》、《惠子》等。除《公孙龙子》外，其他原著失佚。名家以“名”、“实”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善辩，致力于辩论中的逻辑问题著称。在名家内部，亦有因观点不同形成的若干派别，如“合同异”派（以惠施为代表）及“离坚白”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等。这些派系的差异、不足显而易见，但他们的学术活动对中国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惠施，宋国人。在魏国做过相国，主张联合齐、楚，尊齐为王，以减轻齐对魏的压力；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公元前322年，魏国改用张仪为相，惠施被驱逐到楚国，楚国又把他送到宋国。到公元前319年，由于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离去，惠施又重回到魏国，作为“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惠施认为事物间的差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把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同一性绝对化，否定差异的界限。惠施的著作已经失传，仅在《庄子··天下篇》中存有十个命题。
       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其生平事迹已经无从得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言“平原君厚待公孙龙”，他可能在平原君门下做过门客。公孙龙擅长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公孙龙是“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他注意到了事物“名”、“实”之间的差异。该派认为事物是互相独立而不同的，即使同一事物中的各种属性也是可以区别看待。其著名论题“白马非马”和“坚白石工”即典型地代表了其把事物、概念间的差别绝对化的倾向。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

       6、阴阳家
       先秦学派之一，被划归“九流”，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其为六大学派之首，“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则最早见于《尚书》。两种观念的产生，都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进入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了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所以被称为“阴阳家”，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公孙发、南公、邹衍等，其中以邹衍最为著名。
那么何谓阴阳、五行呢？简言之，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相反或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概括，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阴阳学说建立在气说的基础上。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等运动变化都存在一分二的结果；阴阳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事物，“阴阳者，有名无形”，换言之阴代表消极、退守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或现象。阳代表积极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或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可概括为：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至于五行，《尚书·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五行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哲学范畴。行即“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含有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相克”。
       阴阳家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的阴阳观念，提出宇宙演化论；依据《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理论，提出了“大九州”说；在历史观上，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说（“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阴阳家认为，宇宙万物与五行相对应，各尽其德。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迭等，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旨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在政治理论上，赞成儒家仁义学说，“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另外，阴阳家的思想中还包括了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等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知识。阴阳五行说曾盛极一时：汉初时，阴阳家还存在，到了武帝罢黜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则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复存在了。
       阴阳家的主要著作有：《公檮生始终》14篇，《公孙发》23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乘丘子》5篇，《杜文公》5篇，《黄帝泰素》20篇等；这些作品除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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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纵横家
       先秦学派之一。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之一。《韩非子》云：“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而攻众弱也。“解释了何为”纵“、”横“。一般来说，纵横家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设策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为张仪。纵横家之祖为鬼谷子，战国时人，因隐于鬼谷而得名。相传鬼谷子曾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四大弟子。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如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郦食其、蒯通等均为风云人物。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纷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最为迫切的需要；而纵横家的智谋、思想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外交问题的最好办法。在游说的过程中，纵横家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其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会有收效。其次，在游说过程中，须察言观色，相机而动。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时非，同则继续，非则补遗，而后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最后，是以揣摩之术察其内心，然后快速做出决断纵横家的人物皆为雄辩之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微贱，却能以三寸之舌搅动整个战国底盘，重新布局谋篇。苏秦，为合纵之长，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六百里；唐雎，智勇双全，指斥秦王图孟尝封地；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完璧归赵之时，不曾使赵受辱。纵横家人物，可谓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
       纵横家的论著，今存《鬼谷子》13篇、《战国策》33篇（该书为纵横家的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论均记载在内），另有《苏子》31篇、《张子》10篇。这些著作言论无不精妙，有些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进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8、法家
       先秦学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法家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法家人士在政治实践中，奖励生产和军事，毁弃诗书，继承并发扬了道家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以法治国。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这三派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政治权术；慎到重“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时，就提出了将三者相结合的思想：法，是健全法制，执法公正；势，指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韩非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非常重要，“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是很实用的思想，无论是处在战国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极端状况下，还是处在和平的时代，都有用武之地。西汉之后，法家思想被儒家所取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总的来说，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法治”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年，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法家在法理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探索、思考、卓有成效。
       当然，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对轻罪也实行重罚，很是迷信法律的作用。法家人士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言，所以，往往以利益、荣誉来诱导人们。比如战争时，如果士兵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激励了士兵的斗志。汉代继承了秦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法家思想和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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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兵家
       兵家主张运用武力通过战争来达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
       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兵家思想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这一宝贵遗产在当代的国际商战中焕发出了绚烂的光彩。


    儒家
       1、什么是儒学
       儒家之学。据《说文解字》载：“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最初为术士义。孔门的儒家之称并不是自己拟定的。据郭沫若考证，“儒”是墨家对孔门的蔑称，后来相沿成俗，成了孔家门派的学名。从孔子始，儒学历经两千余年，至今绵延不绝（在海外仍有传人，称“新儒家”）。
       儒学之所以会源远流长，与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能随时调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有关：孔子的时代，儒家倡导入世精神，注重社会、人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并开私家讲学之风，为社会造就各类人才；在汉代，儒家提出了“三纲五常”，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为封建社会明确了等级之分，构架了伦理体系；汉代以后，儒家以“经世致用”为心，著疏考据之学盛行，古雅之风氤氲缭绕；唐宋之际，统治者尊崇佛道二教，儒学因教条、晦涩，缺少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信徒日少；进入宋代，针对佛道二教的盛行，理学兴起，其冲破汉唐儒学的藩篱，开始摒弃繁琐的注疏之学，而以直截了当的形式阐释经典中的义理，探讨人性、人心、天命、理气、道器、义利、体用、知行、动静等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将儒学发扬光大；元明清时，儒学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被定为官方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开始淡出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转而成为高等学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儒学的脉络不绝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堪称奇迹，无论是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还是民国时期“心灵儒学”（陈复的“心学”注解）乃至今天仍有传承的新儒学，其间可谓门户林立，令人感喟不已。虽门派众多，然而历史儒家所尊奉的价值观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一脉相承的。儒学不仅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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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学代表人物
       儒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充、王弼、孔冲远、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戴震、康有为等。
       儒家的著作和典籍主要有：《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敬》、《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春秋繁露》、《四书集注》等。
       儒家学说主要有，德政说、仁政说、大同说、公羊三世说、性善说、性恶说、性三品说、气质之性说、与天地参说、天人感应说、天道自然说、天人交相胜说、天人合一说、以天为本说、天理人欲说、主静说、主敬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本末论、体用论、理气论、常变论、动静论、生死论、经学、谶纬之学、玄学、理说、心学、经世之学、现代儒学研究等。
       关于儒家派别的划分有多种。除了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几派，主要有：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洛学（以二程为代表）、闽学（以朱熹为代表）、泰州学派（以王艮为代表）、东林学派（以东林党为代表）、乾嘉学派（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儒学的统称）等等。

       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作是”礼坏乐崩“，那时，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地发生。例如，公元前607年，晋国的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崔抒杀了齐庄公。虽然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极端暴虐的统治者，但臣杀君，在孔子看来就是犯上作乱的表现。孔子曾经说：天下太平，周王朝就能按照周礼的权威掌握全国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大夫都可以不顾周礼的规定，不服从周天子的权威，擅自执掌大权，老百姓也议论纷纷，简直不成体统了。
       孔子认为要制止上述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照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的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当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周礼，孔子也明知这一点。但当别人问他时，他说鲁昭公“知礼”，故意替鲁昭公掩饰。季氏有些僭越行为，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流行的现象了，孔子却特别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复兴周礼，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他还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方面。他认为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法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的事情，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就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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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而立、不惑、知天命
       孔子在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个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知者。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仅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六十岁时，他就认识了天命，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的。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说：“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知道。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地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5、孔子论学习
       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是教育。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三千。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为教育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和“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悬置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指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把注意力放在后天孜孜不倦的学习上。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以四项科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和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自称”好古敏学“，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有一个学生叫冉求的，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所谓”力不足“，是走路到半路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他反复称赞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还提倡不耻下问，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俗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他的名言。另外，还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还用较通俗的譬喻法来阐述学与思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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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同与小康
       孔子晚年在鲁国祭祀祖宗和百神时做助祭者，祭祀完毕，登上庙门前的望楼，突然发出长叹。弟子们问他为什么叹息，孔子说，他没有能够赶上上古那美好的时代，但心里对那个时代向往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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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描述那个时代说，那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原则通行的时代。依照那个原则，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讲究信誉，和他人友好。所以人们不仅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也爱别人的父母和孩子。老年人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年幼者能够很好地成长，失去父母的孤儿，死了配偶的寡妇，丧失儿女的老人和残疾者，都能得到大家的关怀。男子都有自己的职责，女子都有自己的归宿。财物虽然不可以随便浪费，却不一定要属于自己；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感到遗憾，但不必是为了自己。这样的时代，用不着智慧和谋略，也没人偷盗和抢劫，家家都不用关门和锁窗。这就是“大同”的时代。
       孔子继续说，但是现在，这伟大而美好的原则不见了。人人都为着自己的家，都仅仅爱自己的孩子，把财富据为己有，努力为了自己。君主们都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壕沟来保护自己。以礼仪作为法则，来规定君臣的职责，来巩固父子的关系，来使兄弟友好，来使夫妻和睦。建立了各种制度，以区分贫贱，以奖励勇敢者和智慧者，以求他们为自己建立功勋。这样谋略产生了，战争兴起了。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领袖。他们六人，没有不重视礼仪的。他们以礼仪为标准，考察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民以行为的规则；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唾弃。这样的时代，叫做“小康”。
       大同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创“孔子托古改制”说，认为孔子的“大同”是乌托邦。康有为以西学观念升华了孔子的思想境界：认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治主义”；“讲信修睦”就是“国际联合主义”；“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老病保险主义”；“不独子其子”，“幼有所长”是“儿童公育主义”；“壮有所用”，“男有分”即“职业固定主义”；“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则是“共产主义”。康有为的比附令很多人耳目一新。为了支持自己的学说，他还著下洋洋数十万言，这就是《大同书》。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对大同理想情有独钟，曾把“天下为公”当做自己的政治格言。事实上，大同理想和欧洲空想家的乌托邦一样，所寄托的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7、和同之辨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在孔子以前，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的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只有这样，才有和谐。

汪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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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珍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和历史。中华民族的“国学”是举世无双的珍宝，我愿意做一个国学的“守贞者”。永远热爱她，真心拥笃她！这就是编此主题贴的本意。
         
        

   
        
   

汪篪

         8、忠孝如何两全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是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说：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说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者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说，养个狗，喂个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死后祭祀，也难以表现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孝心的表达，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用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因为从孟子开始就指出，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身体并非私有。       
        9、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的伤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面临死亡如何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死亡的事实。孝在这里便担当起了十分重要的职责。      
        以孝著称的曾子在临终之时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来无有，它是父母所给予的。所以，尽管他已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却仍要弟子帮助“启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他们都完整无损之后，才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为举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诗经》的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确信自己能以全身奉还给父母天地之后，他终于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此可以免除任何毁伤祸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释重负的心态，源于他对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领悟。全身而归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凡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体受损伤残为最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为孝子，他应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为此而伤心。身体的保全与否，实际上已成为是否能孝的一块试金石，这或许可以说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说。曾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乐正子春下堂时扭伤了脚，伤愈后几个月不出门，面带忧色，门人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孔子的教导，那就是：父母把一个完整的身体交给我，我必须把这个完整的身体返还给父母。不能伤身损形，这才能叫做孝。可作为君子，我没走几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忧愁。”（《礼记·祭义》）从这段话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并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遗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