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幼年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一个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黄侃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劝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但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
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著名文学理论家、思想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名钱复，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1910年回国后，钱玄同在浙江、北京等地中学任教。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后，曾任《新青年》编辑。1920年曾化名王敬轩发表《致新青年诸君子》一文，与刘半农演双簧信，鼓吹文学革命。1928年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参与编纂中国大词典，筹备国语统一工作。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名家森，字君劢，一字士森，号立斋。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16岁应宝山县乡试，中秀才。1906年，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逃避袁世凯迫害，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8年，曾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
张君劢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
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文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武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赵元任精通多门外语，擅长各地方言。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变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与器乐。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后留校，开始古书辨伪，发起编辑《辨伪丛刊》。
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经学门，顾颉刚对经学颇有兴趣，于是进了哲学门。在北京大学，他听了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提出：史料的真伪需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都须经过校勘、训诂、贯通的整理。胡适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以身作则，写了《水浒传考证》。所有这些使顾颉刚大受启发。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中国的上古史是后人一步一步不断积累造成的。他说，在西周时，周人心中最古不过的人物是禹，但是到孔子的时候增加了尧舜，到战国时增加了黄帝和神农，到秦时增加了三皇，到汉代则又增加了盘古。他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他说周人心中最古的人物是禹，但禹原来并不是人，而是上帝派下来的神，逐渐被变成了人。他把儒家津津乐道的上古三皇五帝的辉煌彻底推翻。
1930年，顾颉刚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揭露西汉末年按“五德终始说”编造的从“太昊伏羲氏”到王莽的古代帝王体系，并弄清每一帝王被编入这一体系的来龙去脉，对中国封建古史体系以致命的一击。
顾颉刚大胆疑古，惊世骇俗，虽得到许多人称赞，也曾受到不少批评。他的《古史辨》的出版，在史学界掀起了强大的疑古之风，形成了史学界中的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对我国的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原打算对旧的古代史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他对大量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尚书》多有发现。他曾任教多所大学，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的总校，并为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吕思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幼年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系统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他著述宏富，主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理学纲要》（1931）、《中国制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其中《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组织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每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措施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这四部书对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研究有疏导开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也各具有特色。
吕思勉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万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重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等。
1917至1924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称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刊物《光明报》社长。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关于梁漱溟的学术思想，他自称“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是“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有生气，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一拧（今修水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精通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通晓20多种文字，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陈寅恪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做过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长兄陈衡恪（字诗曾）为民国初年的著名书画家。
陈寅恪几度出国留学，就读的几乎都是名牌大学。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求得真知，从不在意学历，文凭之类在现代人看来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孜孜以求的东西。所以他没有要一个文凭。但他的学识却是举世公认的。
1925年，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在清华任教二十余年。其授课以博大精深著称。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陈先生讲课时，学生总觉得学识不够。他会的文字非常之多，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字自不必说，还精通满文、蒙文、藏文、拉丁文，甚至一些已死的古文字，如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等。授课时，学生常常听不懂，一些才知道这是德文，那是梵文。倒是一些著名教授经常去听陈先生的课，如吴宓、朱自清等。他的学生说：只要得到陈先生任何一个方面的真传，都可以成为名家。的确如此，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所以，时人称陈寅恪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刊、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十年动乱期间，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去世。
钱穆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钱穆九岁入私塾，熟悉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1990年8月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
在历史研究中，他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闻名海内外。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进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吴宓
吴宓（1894——1981），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6年吴宓回国，及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轮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吴宓于1914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8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解放前夕，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职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要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决定到重庆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销，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
1971年病重。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徐复观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又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字默存。曾先后获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学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副博士学位。钱钟书博采众长，学贯中西，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比较文学著作《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美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诗文评论《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等。1947年发表的《围城》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的可以传世的佳作，被推崇为“一部现代中国的经典著作”。
《管锥篇》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著作。其中，考证了《周易正义》、《太平广记》等十部著名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以文艺为主，囊括了中外文、史、哲各方面的内容。作者旁征博引，共引用了中外著作近万种，以纵横对比的方法着重讨论了中西作者在艺术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上的共同规律。《管锥篇》作于文革期间，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钱钟书将自己对国事的关心和忧虑融入了写作之中，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了爱国忧世的思想内容。《管锥篇》内容广博、材料丰富、分析精当、文采斐然，被誉为中外比较文学的高峰。《谈艺录》出版于1948年，是钱钟书早年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著作。后来经过修订，共收论文200多篇。采用传统诗话的札记形式，内容包括对历代文学及作家的评论，还有对文学原理的探讨。钱钟书成功地运用中外系统的理论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阐发和校验。克服传统诗话的弊病构建了独特而完备的理论体系。被夏志清评价为“中国诗话的里程碑”。他以渊博的才学和独到的眼光，提出了许多超出前人的创见，在对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开一代风气之先。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是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后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其中的《士与中国文化》，在中国国内一再加印，很具影响，这是一本集结了12篇历史研究的专论，主要的对象都是“士”，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旧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余先生指出，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他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的气质中自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严在于他从不为学术外的其他势力所束缚。作为追求纯粹的学人，他坚守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一种单纯的倔强。
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
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
|
发表于 2012-3-12 14:38:15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