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一组近、当代“国学大师”之简介

汪篪 · 发表于 2012-3-12 14:19:52

      俞樾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
      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春在堂全书》、《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等。在通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

   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有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13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18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
   孙诒让苦心经营，筹集资金在温州先后成立学堂300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樾、章太炎、张謇、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等建筑物，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1904年在上海与章炳麟交游，倾向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抵制专制。后来与章炳麟发生龃龉，由革命派走向对立面，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阴谋称帝效力。1917年，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该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严复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的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处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于不坠。”

      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紫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西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元、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养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辜鸿铭
   辜鸿铭是一位“狂儒”。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1857 ——1928），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往来，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辩。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例如，他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语言文字学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客籍江苏淮安。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等书，同时编有《殷墟古器物图录》及《附说》各一卷。
      二、它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他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作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文字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
      四、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五、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郭沫若评价他“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姚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偾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著名政治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位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康学三年，自知“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他对史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深远。在他生活的时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非常之大，自立自强成了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梁启超在呼唤社会的同时，深感到历史的重要。他认为，要探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盛衰的根本原因，仅仅旧的历史是不够的。他说，历史是国民的明镜，是爱国心的源泉，要想救国，必须进行史学的革命。他的史学革命，不仅要求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更要求阐明社会进化的原理。在当时的国情下，他的史学革命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激情。
      他不仅说，而且以身作则地去实践。他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其中不少是各门类的开山之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在历史教学中，为了指导学生对中国史的研究，他还写了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书中他不但讲述史料种类，采集整理的方法，做史的目的、任务等等，还提出了史家应有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来的史学家应具备的品质，称为“三长”。梁启超不仅对三长进行了阐明和补充，还增加史德一长，要求做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他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其方法的专著，在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也是一座里程碑。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
   王国维家境贫寒，早年屡应乡试不中，后结识“东方学社”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的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述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与罗振玉、杨宗羲等人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六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五十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
   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著名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他在史学方面也造诣颇深，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他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写出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的著作。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它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分期及社会形态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8年2月，由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郭沫若逃往日本。在十年流亡期间，写下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极有学术价值的作品。
      他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齐名，被钱玄同推誉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其实，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方面采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利用甲骨文这一新材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他指出，对于未来的期望使得我们不能不清算过去的社会，要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就必须跳出国学的圈子。他认为世界上的人，无论人种肤色，其所组成的社会是一样的，其社会的发展也应有相同的规律。他明确地说，它用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法，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出的“商代和商代以前的社会都是原始公社社会的结论。，是在对甲骨文研究尚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得出的。随着殷墟考古的不断发现，甲骨文的不断破译，郭沫若对这一结论又做过修改，将商代的社会形态定为奴隶制社会。但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它是第一部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的著作。
      郭沫若多才多艺，是近代以来所罕见的。他文思泉涌，充满激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学界被视为泰山北斗。

临清汪氏 · 发表于 2012-3-12 15:54:02

季羡林（1911.8.6~2009.7.11），男，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临清汪氏 · 发表于 2012-3-12 16:46:30

学术成就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 1934年季羡林在清华毕业留影，右为毕业证
[6]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7]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8]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季羡林与他的猫
[9]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