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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历史事实建构
——以电子族谱编撰为例
程美宝
[关键词]族谱：万维网，社会事实建构，历史学
[搞 要]近年在网络世界出现的帮助用者查考及编撰族谱的网页，是探讨数码时代
在万维网上衍生的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以及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的一个例证。电于族谱在内容上虽然可以沿用既有的手钞和印刷族谱的素材，然而，电子族谱所衍生的编撰传统绝对不能视作手钞和印刷族谱的延续。相反，电子时代的族谱编撰和文字时代的族谱编撰，分别见证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事实建构的过程。进入数码时代，族谱的编撰很有可能从一个传统的、集体的、乡村社会的配套仪式，变成是个人的、存在于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孤立的仪式。
引 子
所谓“历史事实”，是历史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事实”是什么，转到所谓的“事实”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塑造并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我们相信，对社会性的现实(Social reallity)及其意义的理解，必须通过事实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建构的过程去阐释。30多年前，Peter Berger和Thomas Luckmann经典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Anchor Books，1966)出版，集中讨论了社会与个人、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辩证关系，随即成为不少社会科学家、历史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的立足点。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社会现实的建构与群体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视为一体的两面，而身份认同以及人们对主客世界的认识，是历经各个时代透过不同媒体和机制的投射而形成的。因此，各个领域的学者，多年来俱致力于研究沟通媒体及其造成的认知方式的演变以及心理和社会后果。从口述时代到电子时代，人类沟通的媒体经历了复杂的变化，60年代电视兴起，马上引起社会科学家的注意，纷纷研究电视如何建构社会现实，塑造个人认同。20世纪的最后10年，万维网迅速膨胀，成为时代的宠儿，研究者已警觉到，这个新人类的新产物如何制造社会现实，应该是当前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如果说电视时代塑造社会现实的权力和资源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网络时代则多少是把这种权力开放，让更多人参与塑造社会事实，同时也塑造社会本身。在这些网络上建构的事实渐渐变成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的同时，有不少网页本身就是让人参与撰写历史的——社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个人的历史，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可能的组合。这种种历史的内容和写作方式，都势必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可以估计，这些存在于网络上的历史叙述将会加入我们过去热悉的手钞和印刷文献，成为我们研究材料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及早明白数码时代衍生的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以及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应该是当代历史学家面对的新课题之一。本文尝试以近年在网络世界出现的帮助用者查考及编撰族谱的网页为例，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电子族谱的前提和修纂方法
引起我以电子族谱为例去探讨网络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建构的问题，是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讨论族谱的会议上宣传的一个名为“寻根网”的网站(www．Chinese—roots．com)。这个在2000年3月推出的网站，是新加坡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的一个新产物。据有关宣传资料称，这个网站“拥有的华人家谱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谱，保存家族记录，甚至找到失散的亲属，建立更紧密的家庭关系”。用户可利用多个搜索引擎，去“寻查家谱、查找姓氏起源、寻找失散亲人和可能有的家庭成员”。推出“寻根网”公司的宗旨是“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并最终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它营造了“一个华人家族成员相互联系的私人环境”，并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骤听之下，这个网站所敲响的，似乎是建立华人大同世界的美好钟声，这在旨趣上和万维网发明者Timothy Berners—Lee期望网络社区将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人人平等的世界的理想互相呼应——虽然这个世界充其量只存在于电子网络之中。
到底个人如何在私人的环境中，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编纂族谱呢?“寻根网”一类网站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理论上容量无限的资料库，搜查和检索工具，以及编纂族谱的模版给用户使用，这都是近年计算机世界发展出来的数据保存和处理技术的结果。这些资料和工具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个人编纂族谱，实际上就是假设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链接所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引申为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而数码世界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互相对应，则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记录已被改变、遗失或毁坏”。这样的假设，我们在传统的手钞和印刷族谱已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确立一份文献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宋代欧阳修便曾经说过：“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不过，欧阳修的见解是，既然家谱已亡，谱学便从此废绝了。据有关研究说，宋代的修谱者往往以幸存的家谱“文字漫灭，世次不明”，而不轻易采用的，欧阳修态度严谨，更是其中的表率者。相形之下，“寻根网”以“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为前提，提醒你“家不可没有家谱，快来登记吧！我们送您一个家谱，真快，真容易!”这个“送”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家谱样本做借鉴，给你一份“建谱必读”的材料作指引，帮助你建立家谱。
接下来，如何建谱呢?它的指示是：“建家谱前，请先搜索可能与您相关的家谱”，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杨”字，它便会进行搜索，链接到一个“全球杨氏家谱”的画面，并说明“有242个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符合您的搜索要求”。这是编撰电子家谱的可行性的第二个假设，就是同姓就有关系，尽管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关系，尽管这众多杨氏分散在天南地北。这样的同姓关系之所以可以漠视地理因素，是基于第三个假设的，即每一个姓氏都可以寻查出一个单一的起源。其实，对于类似的现象，早在宋朝便有人提出质疑，但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宋人汪澈曰：“自九品中正之法行世，竞以门第相夸。其起家寒微者，往往不爱重币，影附华宗，甚至弃其祖宗而远祖他人。否则凭谬误相沿之语，而令其祖宗谓他人父他人母。又不然则于始祖以前臆增数十百世，俾上接黄、农、虞、夏，以炫其源流之远。”清人彭维新也提出“姓氏族望，自魏晋迄唐，上下矜尚，谱记益繁，而源流益混”。如今，利用网络资源编撰族谱的人，大抵都没有这种功利的动机，但“同姓则同宗同源”的假设，却变得不言而喻，无可疑问；而皇帝、神农、虞舜、夏禹的存在及其与全体华夏子孙的关系，似乎更变得有迹可寻。数码化的历史事实与个人认同在网络空间编撰电子族谱的出现，是有其由来已久的社会和心理基础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身份很难孤立地生存，必须凭借群体的身份而存在。明中叶之后，宗族作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述，越趋普遍。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然而，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与日俱增，实际上也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家，但祠堂始终被认为是土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为了使其祠堂合法化，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我们可以说，人们经历了一场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的庶民化过程，或者倒过来说，是庶民通过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而土大夫化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运用越趋普及，作为建立宗族的配套的编谱行动，由于比兴建家庙所需资源少得多，其庶民化的趋势更急剧拓展。走进华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不少家庭都拥有家谱或族谱，无论它文句如何不通顺，字体如何歪歪斜斜，内容如何前后矛盾、错漏百出，人们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编谱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族谱所表达的历史事实，不在于其记载的内容本身，而在于族谱编纂的过程和社会结果。
从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从口述社会到文字社会，族谱的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藉着文字，人们得以构造并运用两种图象化的记忆工具：一是序列(List)；一是表列(table)，有了这两种工具，人们不但可以记录和记忆无数个世代，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家族的记忆，可以变得有旁支，有世系。文字占据的是空间，空间容许我们定位，能够定位，就更容易决定一个人在某一个群体有没有位置(身份和地位)，有了位置，就有等级，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当然，掌握了这套工具后，如何定位，就得看具体的权力关系。文字族谱建构了一个存在于字面上和观念中的人际关系网，把在时间中或空间里涣散的、甚至是毫无关联的个体，联系到一起。套用网络时代的时髦名词——族谱营造了一个文字世界的“虚拟实境”，配合着由祠堂营造出的物质世界的“虚拟实境”，在特定的时空里，符合了人们某种心理和物质需要，让人们感觉到一个宗族的客观存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而变得机制化后，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事习惯的参考框架——尽管从族谱和礼仪所表现出的宗族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换关系往往并不吻合。
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在离开传统乡村社会环境后尤其显著。当20世纪以降中国城市的知识分子尝试重新发现自己，解放个人的时候，直接的反应就是挣脱家庭家族的枷锁。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甚至是近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营造出来的世家大族都像魔魇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在意识上和生活上摆脱家庭的阴影，一旦他所属的家族有族谱，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的名字总是无可避免地被安排到族谱的世系图的某个位置上——在安徽绩溪的胡氏宗谱里，曾高举“无后主义”招牌的胡适，其名字便出现在世系图某个分支里。
电子族谱的出现，也许正好说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及其后继人(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地走出家族的阴影。五四知识分子教导我们寻找自我，释放个人，但个人的身份认同，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他或她所认同的文化和相信的历史上的。因此，在寻找个人身份的过程中，不管是少小离乡的城市知识分子，还是花果飘零的海外华人，都倾向于从找寻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历史人手；有一定资源和心力的人土、甚至参与写作或编撰个人传记、家庭史和族谱，重建家乡的祠堂和庙宇。
就这一层意义来说，电子族谱可说是把族谱编撰变得更为普及，加快了明代以来编修族谱“庶民化”的过程，可以预料，族谱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就文体结构而言，电子族谱其实是文字世界的一个产物，和二维空间的族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由于网络世界存储数据的容量理论上可以无限大，加上超文本链接功能造就了无数个可能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衍生更多更随机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估计，行将大量出现的电子族谱的信息会极大，上溯的渊源可以极为悠长(如果再考虑到这个“寻根网”报道的一条新闻：“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一万年”的话)，横向的关系可以极为多样(“同姓三分亲”的假设引申到“同宗”关系的建构)，这样一种只可以存在于网络世界的族谱建构和族谱构成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起书写／印刷时代的结构将会繁杂得多，但这样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人终归会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彼此的家族史的论述会越趋一致：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更在于，拿着这些电子族谱，我们到底可以研究到什么。
网络空间里的虚拟事实
大量有关中外口述社会和文字社会的族谱研究告诉我们，族谱的现实意义往往大于其记录历史的意义。Jack Goody借用Malinowski关于神话(myth)的见解，认为族谱“与其说是对于过去忠实的历史记录，不如说它是[界定]现在的社会机制的凭照(charters)”。以研究中国宗族昭著的Freedman也说：“[族谱]是一系列有关起源和关系的宜称，一张凭照，一幅展示散布形态的地图，一个为各类社会组织而设的框架，一张指示行动的蓝图。它是一套政治宣言。”至于较具体的研究，刘志伟以“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为前提，拆解了珠江三角洲一些族谱的结构，说明了撰谱人关于始祖、始迁祖、定居祖或入籍祖，以及后来建立起宗族的各种制度化设施的祖先的历史陈述，如何展现了某宗族自明朝开始移居开垦，定居某地，登记入籍，以至在地方上建立起相当势力的历史脉络。
可见，族谱中有关祖宗事迹的追溯，不管是更接近传说还是更接近史实，追溯的叙述本身就见证着整个宗族在当地权益的确立。在地方社会中，族谱的编撰和签立契约相近，它确立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社会的秩序，也划分了具体利益的分配；个人在世系图里是否占一席位，附带着怎样的标签，就界定了这个个人在宗族里的身份、权利与义务。族谱的编撰，见证着一个群体的合法性在地方社会中如何运用国家语言得以确立，它和个人编撰史书文集不同，更多是一个集体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所运用的文体结构和传说故事，不能脱离地方社会的具体情景。这样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容许历史学家透过懈读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族谱，对我们追求的历史事实有一个更贴近的了解。
比对之下，电子族谱的编撰过程和内容，更多是存在于一个虚拟的社区之中的。也许，习惯了在所谓的真实世界生活的我们，应该泯除偏见，承认这个虚拟社区的“真实性”。不过，对我们来说，预期让这个网站成功的两个关键的有和没有——私人环境和地理位置，恰恰是改变了传统族谱可以呈现的历史事实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断言，恰恰因为电子族谱的编撰可以在私人环境里不考虑地理因素而进行，所有电子族谱的编撰都是局外人难以得知的社会情景。或者可以说，这个情景是替换了，编撰族谱已经从一个传统的、集体的、乡村社会的配套的仪式，变成是现代的、个人的、城市的、网络空间的孤立的仪式。我们有理由相信，透过输入个人或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利用搜索引擎和超文本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尤其是历史上的亲屑关系，将抹煞掉探讨个别的、具体的地方社会历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大胆预计，假如电子族谱变得无远弗届，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华人世界的族谱将越趋标准化，这样的结果可能距离“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屑关系”的理想不远，却和历史上的社会事实越来越疏离，从而缔造了新时代华人世界共享的社会事实和历史传说。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传统族谱重组某个社群在某个时段的历史，从而进一步了解大环境的历史，电子族谱揭示出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个人在这里有多少选择?网站的专家和提供数据的机构有多大的权威性?这些问题，似乎得等待更多的实践才能回答。可以估计，华人社会中许多流行于坊间对于姓氏、家庭和宗族关系的信念，支持这些信念的传说和故事，历经印刷物和电视的传播，将藉着网络这个新世代的资讯工具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已经有“大禹墓”、“黄帝陵”，最近在岭南又多了一条“珠玑巷”，这许许多多的物质建置，使传说中的历史式历史中的传说得以凝固，从而影响了口述历史，甚至文字历史的表述。如今，网络提供了另一个领域无限的资源空间，在三维的文字世界中，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
面对数码化史料的史学问题与方法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数码时代带来史料的量变的确是叫人兴奋的。像“寻根网”一类网站的出现，有助填补存在于手钞和印刷世界里的历史文献的不足。这个网站的数据库，最初以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2000个家庭的家谱记录共90000册为主；据称，最早的收藏可追溯到宋代。除“上图”的收藏外，该网站也在陆续吸纳其他机构的族谱收藏，同时又延揽愿意为它提供资讯和意见的学者，负责家庭记录数据库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为了壮大这个专家阵容，公司代表在会议上派发注册表格，登记与会者(包括历史学家、杂志编辑、其他华人团体的代表等)的个人资料，透过这些专家，该公司期望能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家庭记录数据库。此外，它又广泛向全球华人收集他们手上已有的族谱，并欢迎一般用户将自己的家谱记录上载到该网站去。针对没有族谱的人土，这个网站会提供编纂家谱的模板和用户需要的资料，帮他们编族谱。
和许多网站一样，“寻根网”不但在提供资讯，同时也不停地吸纳在“现实世界”中以口述、抄本和印刷本形式存在的资讯，更有甚者，它以既有的资源为基础，协助用户制造资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这个网站运作成功的话，将来以数字化形式储存和产生的族谱的数量势必难以估量。这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们不是时刻渴望着掌握到更多的文字资料吗?我们不是在争分夺秒地抢救口述史料吗?我们不是要做普通人的历史、群众的历史吗?如今，这类网站正积极把这些资料数据化，我们只要安坐家中，按个键，动动鼠标，便可以把族谱资料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去。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情景吗?
面对像电子族谱一类的数码时代的史料，习惯了在文字社会生活的人们不免会产生许多疑问，担心这样产生出来的家谱资料是否可靠，其真实性如何鉴定，网站的专家凭什么判断在历史文献存在的某个名字是某用户的祖先等等。不过，这种种牵涉到文献和文献内容的真伪问题，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关注核心所在，历史学家始终最关心的，是文献和文献内容的产生过程。我们甚至不妨把情况推到极端一点：即使文献的内容全部是假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作假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恰恰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的一部分。面对一份文献，我们至少会问：(1)“作假”的前提和处境是什么?(2)谁作，为何而作?作给谁看?(3)如何作?为什么这样作而不那样作?(4)作假的后果或影响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要求我们了解当时的规章制度、社会风俗、小环境的具体发展和条件，第二个问题要求我们找出作者的个人背景和写作动机，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社区环境里，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有能力编撰族谱，不在于他的学识和才干，更在于他在这个群体里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掌握为这个群体所接受的撰谱的语言和结构，填充为这个群体所接受的内容；第三个问题要求我们明白的是已有的同类文献的编撰模式和内容结构；第四个问题要求我们探讨某一种模式或结构的文献变得普遍后，对人们的认知、信念和世界观有什么影响。
换句话说，我们利用包括族谱在内的文字资料，爬梳历史事实，但我们所关心的历史事实，主要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文本的建构的过程。具体到族谱，就是我们不是关心哪个祖先是真实的，哪个是虚构的，世系图所收入的名字是否真实和全面等。我们关心的，是族谱的结构和语言，编撰族谱的过程及其反映出来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
结 语
这样的浅论很容易惹人误解，以为历史学家面对着新的历史文献载体，恐怕从中再探讨不了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因而感到惶恐不安。其实，历史学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但万维网的出现，是令我们感到兴奋的。它在帮助我们储存大量现成的史料的同时，更提供了适合的条件和环境，帮人们制造大量从前为“主流”史家所忽略的历史，它让普通人参与累积史料，动手撰写历史，让大众的声音得到发表，这种有可能超越民族界限、国别界限、性别界限和阶级界限的历史，正是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也是中国历史学家所认同的追求。我们不会也不应因为我们的学科“历史悠久”，而抗拒科技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只是想提醒自己，我们习惯了在文字社会层层剥开历史文献和历史材料的外衣，考究其建构的过程，不会轻易相信某段史料的真实性，进入网络时代，很容易会忽略电子时代的文献批判，而这种电子时代制造出来的史料，很可能是将来人类历史记录一个很主要的构成部分，族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或她的责任不在于铺排出所指的历史事实，而是拆解某个历史事实的建构过程，并且找出一套贴近这个过程的语言去加以描述。不论是史料或历史研究论著，不论这些史料或研究透过什么媒体表达出来，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关注和批判的是它们的叙述方式和逻辑或呈现的方法，以及叙述背后的假设和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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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1 01:11:18
发表于 2006-8-11 23: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