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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现象时间:2010-10-18 22:10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汪军 点击:78次
安徽省的枞阳与桐城同属桐城文化圈，但在明清桐城文化史上，以桐城派实际创始人姚鼐为分水岭，姚鼐之前，桐城文化以枞阳为中心；姚鼐之后，桐城文化以桐城为中心。我这里讲的中心，不仅仅指人物的籍贯，也指人物活动的中心，之所以发生这种转移，与明清王朝更替后，新王朝对前朝文化世家的不信任及打压有很大的关系。明代桐 城文化世家，以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的桂林方氏家族为代表，大多出在枞阳滨江之地，除方以智家族外，还有左光斗、左光先家族，何如申、何如宠家族，阮鹗、阮自华、阮大铖家族，吴应琦、吴应宾家族，吴用先家族，周歧家族，钱澄之家族。钱澄之晚年就以遗民身份隐居在枞阳北山楼，他在《北山楼记》中称枞阳为“枞阳市”，“市有陶公祠、古城隍庙，居民千余家，贾贩驵侩，杂处其中。”可见枞阳那时就已经颇具规模了。在现今的枞阳中学里还有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列入王学左派的方学渐的墓，同时被列入这一学派的还有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等南方异端思想家。提倡“藏陆于朱”的大儒方学渐正是明代枞阳人文的开启者，他与童自澄、赵鸿赐等在枞阳聚徒讲学，创办会讲组织辅仁会馆、枞川会，讲学之风波及九华、齐山、祁阊等地。方学渐播撒的王学左派文化因子，不仅影响到方以智、钱澄之，还一直影响到康乾时期的刘大櫆，使枞阳的文化风貌不同于后来的桐城程朱理学文化风貌。反映到民风上，受程朱理学熏陶的桐城人如龙眠山上的青松一样朴厚、端庄、凝重，而崇尚自由结社、自由讲学的枞阳人则如大江里的鲤鱼一样活泼、飘逸、灵动。
一个地域的文化气场，从形成到消散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其基因密码藏匿于人心深处，而一遇合适的环境、温度、土壤便会勃然成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各地的枞阳手艺人，如货郎、弹花匠、木匠、瓦匠、铁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锤炼发展，已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枞阳商人群落。王学左派赋予枞阳人的不安分、闯荡四方的性格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又适逢千载难逢的商业大潮，天生富有经营头脑的枞阳人更是如鱼得水，说他们狡诈也罢，说他们圆滑也罢，说他们精明也罢，反正他们成功了。和以前的徽州商帮一样，他们也是在江浙获得成功的，在绍兴、杭州、宁波、无锡的各大批发市场、鞋城、服装城，活跃着大大小小的枞阳籍商人，他们完成财富积累后，又转向了工厂、房产、道路、建筑、娱乐等诸多领域，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还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农村身份证，在闹市中很容易被视作“乡下人”，但他们确确实实是那些时尚高档的酒吧、会所、桑拿中心的实际拥有者。我曾听过一个枞阳批发商讲述的商战故事，当初他们进入某省城城隍庙市场时，老是被当地商人欺辱，后来双方干了一架，枞阳商人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请人居中调停，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遂形成了枞阳商人和本地商人瓜分市场的格局。在枞阳商人中，最有名的群落当属绍兴中国轻纺城的义津商人，义津位于枞阳东北部，很早就是出货郎的地方，义津货郎也算是一个地域性职业。在全国各地商人云集的中国轻纺城，除了实力雄厚的浙江本地商会以外，外地商会只有三个：安徽商会、湖北商会、四川商会。而安徽商会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枞阳人，义津人又在枞阳人中占了绝大部分，会长殷爱法、副会长金奇都是义津货郎出身。如今，由殷爱法牵头在枞阳建了一个纺织工业园，与绍兴轻纺城配套，前店后坊，搞得有声有色。
这个现象我以前在《安庆商帮传奇》一文中也介绍过，当时我很想通过透视这个现象，挖掘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现象成因，看看能不能总结一些经验，对安徽的经济发展起到借鉴作用。但不幸，后来发生的“小偷村”事件干扰了我的想法，《新民周刊》将枞阳东部出现的小偷个案扩大化为“小偷村”，侵害了无辜村民的名誉权。当时《新安晚报》据理力争，主持此事的华睿、吴朝虎都很义愤，我那时在加拿大，也参与了其中，不仅撰文反驳，还发动加拿大安徽同乡会对《新民周刊》施加压力。事件最后的结局，以《新民周刊》公开道歉而收场。
这个事件发生后，我和安徽的媒体人都陷入了深思，国内的某些传媒，是否也如同我们反对的西方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一样，也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安徽？不可否认，中西部地区的安徽在中国是一个弱势省份，国人对安徽已形成了一个刻板的印象，这个省总是与洪水、贫困、民工、保姆、乞丐纠缠不清，所以，在《新民周刊》，才会有“乞丐村”的出现，才会有“小偷村”的出笼。西方人对此早有总结，他们用一个单词STEREOTYPE概括此现象，表面的意思是铅版或以铅版印刷，延伸的意思是以偏概全后形成的刻板印象。枞阳几十万外出经商务工大军，当然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原本也是正常的，但他们往往看不见其中艰苦创业的商人群落和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人士，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小偷和假尼姑，将这些人无限放大，这就不正常了。同样是浙江省的一个县，其外出的经商务工人群中，媒体关注的会是其中的老板和白领，尽管他们在人群中也是少数，但在聚光灯下会一次次被重复、被放大。更加悲哀的是，在这种强势传媒氛围的熏陶下，安徽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被强加的“形象定位”，无论是精英分子还是普通市民，必怨安徽穷，必羡江浙富，民工、保姆、乞丐、洪水仿佛天生就是自己的，财富、老板、商帮、文明也仿佛天生就是别人的。如果一个安徽人要挑战这个STEREOTYPE，不要说省外了，在省内自己的网站别的安徽人首先就把你擂死了，他们会找出很多例子讥嘲你，不许你将安徽个别地区特殊化，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地呆在被国人认可的安徽人形象之中。在这样大的氛围下，我再去探究枞阳现象，挖掘枞阳商帮，还有意义吗？
但安徽不会永远这么落后下去，与枞阳毗邻的无为，以前是全国闻名的保姆之乡，现在却以“高沟现象”而著名，就是一个例证。枞阳的造船业、建材业、汽车配件业近年来也是突飞猛进，连续好几年闯进全省动态十强县。在经济起跳的同时，省城合肥近来还冒出了一批70后、80后的枞阳作家群落，他们的文字闪耀出袁宏道性灵之洒落、李卓吾童心之纯真，颇具明代枞阳人文之遗风，代表性人物有钱红丽、张扬、章玉政、疏利民、晓风、恭小兵。看来一个地方的崛起与复兴，其征兆也是多方位的，想阻挡都阻挡不了。大江之畔的枞阳，受阳明学异端浸润后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区域文化结构，其孕育的启蒙思想家方以智也带有鲜明的海洋气质。枞阳文化与当代枞阳人敢于冒险的性格特征有何关联？其滨江开放的地理形态与枞阳文化的形成又有何关联？明代王学左派的主体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盐丁、贩夫、樵夫、陶匠，笃信“百姓日用即道”，在王学左派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准确地勾勒出当代枞阳商人群落的全貌？让这些貌不惊人、还带有草根气和泥土味道的昨日的贩夫匠人载入历史的史册，而不至湮灭在安徽民工这一僵化的群体形象之中。只有做好了这样的事情，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广大中国城乡带来的深刻的巨变，也才能有效引导和培育这些来自民间的野性的充满原始活力的草根力量。当这些依附于大地之母的顽强的野火燃烧成了熊熊烈火，安徽最终才能彻底脱胎换骨，昂首挺进文明富裕和谐的地区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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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6 10:1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