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璠与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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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璠与陶瓷

汪大纲 汪大绶

我们的父亲汪璠（1905—1990)，字筱禅，江西乐乎市人，是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和陶瓷教育家。他从1925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工业大学攻读陶业以来，一生同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缉，对我国的陶瓷生产和陶瓷教育，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父亲于1905年农历9月14日诞生在乐平县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生活在以“洪公气节、马氏文章”映辉神州的乐平和文风盛、功名多、家教严、被清朝皇帝册封的“儒林汪家”，受到了良好的熏陶，把先辈留下的“求志只凭书尽读，论交须与德为邻”等重要家训铭记在心。青少年时期，他在乐平读私塾以及在九江同文书院和上海麦伦书院这两所教会学校求学时，继承了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一些积极的方面，形成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

我国在历史上曾经以盛产精美的陶瓷闻名于世，近代却落后了。不仅历代统治者不予重视，社会舆论也认为陶瓷是搞泥巴的，没有出息，出国玫读窑业者更是凤毛麟角。父亲不顾这种世俗偏见，抱定振兴祖国陶瓷事业的志向，毅然于1925年刚满20岁时，只身离开乐平，经上海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窑业专门部，并取得了公费。在日本为期5年的留学生活是艰苦而紧张的。父亲除了自己攻读外，还先后把两个胞弟带到日本留学，把在日本的住所命名为“建乐别墅”，表达将来回国建设桑梓的意愿。

父亲于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国。在此后的60年间，他先后在江西、江苏、湖南、河南等省陶瓷界供职．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陶瓷事业。1990年10月，他在重病中追忆从事陶瓷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时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尽做创业的事。”“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不少团难，但我一生没有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

创办江西第一家省营瓷厂——萍乡瓷厂

父亲从日本学成回国后，1931年在波阳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任教；1934年经该校创始人、我国第一个赶日本学习窑业的老前辈张犀侯的推荐，调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任技师：1938年初转到景德镇江西陶业管理局任工务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由于景德镇靠近前线，陶业管理局无法开展工作，随即奉命迁住江西萍乡上埠镇，集中全局力量创办萍乡瓷厂。

当时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的张犀侯对父亲十分赏识，写过“少年英俊”的评语。1938年8月，他推荐父亲担任萍乡瓷厂厂长，负责创办这个当时江西唯一的省营瓷厂，自己则担任顾问。那时正值艰苦的抗战时期，上埠又是一个偏僻的小镇，资金、设备、人员都十分缺乏。父亲依靠全体职工艰苦创业，只经过七、八个月的紧张筹备，萍乡瓷厂便正式开工生产。后来，工厂规模逐渐扩大，职工增至400人左右，产品包括电瓷、日用瓷和美术瓷三类，年产数百万件，自产自销，效益尚好。尤其是电瓷，因军事、交通部门都到厂订购，数量很大，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父亲重视发挥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作用。他任用在国外学过窑业的专家担任各部主任，任用许多陶业学校毕业生为技术员，还吸收了一批由景德镇来的老师傅作为骨干。在生产中不断进行技术改革，组织科学实验，开展了新产品的造型设计和彩绘的图案设计，改进了白釉，配制了颜色釉，研制了高级陈列品，建造了煤窑，采用了机械生产电瓷，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

在搞好生产的同时，父亲重视职工福利。工厂一般采用计件工资制，以增加工人收人。还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开办了供销合作社、公共养殖场和公共菜圃，年终赢利时给职工分红，受到大家的欢迎。萍乡瓷厂的生产发展，促进了上埠镇的个体生产经营的兴起，这个偏僻的敌后小镇，呈现着一派陶瓷生产兴旺、市场繁荣的景象。

父亲在办好萍乡瓷厂的同时，还采取“母鸡下蛋”的方式，先后推荐了一批技术人员去湖北、四川、广西等省创办瓷厂。他还主持制定了萍乡瓷厂的扩建规划，在附近购地30余亩，建了动力房，添置了不少设备，以便扩大机械化生产。当这个美好的前景正在逐步实现时，抗战的烽火却日益向萍乡迫近。1944年4月．萍乡县城沦陷，上埠危在旦夕。父亲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一方面组织护厂队，保护瓷厂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在离上埠35里的山区大安里，找了两个祠堂，储备了粮食和食盐，安置老弱职工和家属。他自己则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一直到上埠镇已能听到日寇的枪声，才同其他两名职工一道连夜翻山越岭撤到大安里。在这危难时刻，充分表现了他公而忘私、忠于职守的高尚品格。

事后，父亲同张犀侯等前往当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向省府报告萍乡瓷厂停工、护厂的情况，省府认为处理得当，向他须发了奖金。日寇退出萍乡后，父亲立即返回上埠，安排萍乡瓷厂的善后工作。这时，江西省教育厅委任他为陶业学校的校长，决定把该校由萍乡迁到景德镇。此后，父亲仍十分关心萍乡瓷厂生产的恢复，推荐了厂长人选。解放后，萍乡瓷厂扩建为萍乡电瓷厂，成为陶瓷行业中的骨干企业。

组织设计制造高档礼品瓷

1944年11月，父亲作为新任校长，同陶业学校师生来到瓷都景倔镇。经过许多周折．克服了复校资金紧张的困难，解决了校舍问题，陶校于1945年8月在景德镇莲花塘正式开学。学制有初级和高级两种，均为三年制，又各分成瓷和饰瓷两组，培养专业人才。

1946年7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避暑时，欲赶制一批精细礼品瓷送给外国首脑，提出要召见一位景德镇的陶瓷专家。经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推荐，7月24日，蒋介石在庐山美庐接见并宴请父亲。席间，蒋询问了景德镇瓷业和陶业学校的情况。在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面前，父亲谈笑自若，从容答对。当问及景德镇瓷器的特点时，父亲回答；“景德镇瓷器瓷质好，彩绘好，颜色釉和雕刻都很有特色。过去为皇帝制御瓷的御瓷厂起了推动作用。”当问及景德镇瓷器为何做得好时，父亲回答：‘只要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就可以登峰造极。“当问及可不可以由陶校负责设计一批礼品瓷时，父亲立刻回答：“可以。瓷质、彩绘、颜色釉和雕刻都可以，陶校当尽最大努力来做。”蒋介石进决定由陶校负责设计制造这批礼品瓷送给外国首脑．包括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结婚献礼瓷。1946年7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等主要报纸在一版刊登了中央社从牯岭发出的蒋介石接见父亲的通讯稿。文中说：“主席对景德镇陶业现状，备极关怀，谓国家欣逢胜利，应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庆典。此次名瓷须仿乾隆时代作品之风格。磁质力求细薄．色调务须高难。蒋主席并面谕汪校长从速与赣省洽办，积极进行。”

父亲一回到景德镇．立即组织陶校艺术教师会同有经验的老工人进行礼品瓷的设计。他提出，总的要求是八个字；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办法是两个不计：不计工本，不计时间。江西省政府催得很紧，设计工作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设计出四种花瓶、万花餐具、新型餐具、挂盘和寿桃碗等。把所有设计图纸用飞机送往南京，经宋美龄审定后，由陶校实习工厂及景德镇的一些私营瓷厂承制。这批礼品瓷制成后比设计图还漂亮，蒋介石非常满意，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为景德镇瓷器增添了光彩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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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我国第一所陶瓷高等院校

父亲1944年任陶业学校校长后，对发展陶瓷教育事业寄予厚望。他认为，景德镇是举世闻名的瓷都。英语中国——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可见中国瓷器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江西陶业学校已创办30多年．理应在此基础止升格为陶业专科学校，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以推动全国内业的发展。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通过设计制造国家礼品瓷，陶业学校名声大振。父亲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大力宣传创办陶业专科学校的重要性，一方面不断地向江西省政府教育厅提出申请。1947年6月，省教育厅长周邦退让父亲携带陶业学校研制的瓷品，随他去南京活动，先后拜访了戴季陶、熊式辉、朱家骅等人，请求给予帮助。1947年底，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正式批准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立案；“准办专科，仍附职校”。从此，全国有了第一所陶瓷高等学校。江西省政府教育厅任命父亲为校长，兼任教授。为创办江西省陶业专科学校，省政府投给30万元法币作为开办费。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在南昌领到这笔款项后，为了避免贬值，立即兑换成12两黄金，共6块。父亲及两位随员，每人准备了一条宽裤带，把黄金包在其中，系在腰际带回景施镇。后来．在陶专召开成立大会时，父亲联想到陶校创建90多年来校址几经变迁的艰辛历史，欣喜地作对联一副：“六块黄金开门大吉，卅年历史迁地为良。”

时隔40多年之后，1990年10月，父亲在向子女谈及当年创办陶专的经验时自信地说：“我会用人。不论老的、新的，只要有点长处就用。在创办淘专时，我团结从国外学习窑业回国的老教师、老前辈，也用同乡中德才好的教师。不是同乡，只要品德端正，有工作能力，既大胆使用。”当时江西留日学窑业的张犀侯、舒信伟、戴亮侪和汪琛都集中在陶专任教。还聘请了褚昌言、刘啸秋、潘庸秉、张馥、方大赢等一批专业水平高的教师。高中毕业生考入陶专，学制两年．分工程系和艺术系。课程设置有高等数学、物理学、工程学、工程力学、化学、陶瓷学、陶瓷机械学、窑炉学、陶瓷原料、陶瓷史、素描、西洋画、中国画、陶瓷粉彩、洋彩、古彩、青花、图案等。陶专尽力推广新技术，建立了教学实验工厂，在教学中坚持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陶业鼓术人才。后来，全国主要产瓷区均有父亲的学生，许多人担负着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校长、厂长和地方党政领导等重要职务，成为我国内瓷事业的骨干力量。

创办全国第一个电瓷制造和磨料磨具专业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停办，有关专业分别并入华南工学院、江西艺术专科学校和湖南湘潭电器制造学校。1954年4月，父亲和有关师生一同调往湘四电校，从此便结束了在江西陶业界的长期工作。但他始终认为，江西需要有一所培养高级技术人员的陶业院校。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建立，在新形势下发展了父亲为之奋斗的陶瓷教育事业。陶院成立后，有关领导打算调父亲回来担任领导工作．因他已在北方开辟了新的工作，故未能同意。

在湘潭电校，组织上让父亲负责筹办当时全国唯一的电器制造专业，担任电瓷学科委员会主席。他以身作则，带动大家夜以继日地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主持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致力于教学设备的购置和师资的进修，并亲自编写了两门教材：《电瓷制造工艺》和《电瓷原料及实验法》。他编的教材，内容丰富，文字简练，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内容是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为学生员爱看的教材。他坚持教书盲人，引导学生热爱电线专业，巩固专业思想。通过创办电瓷制造专业，为全国各大电瓷厂培养了技术人员。

1956年夏天，由于教育事业的需要，父亲被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郑州，筹办郑州机器制造学校，担任教务副校长。创办这所学校的原由是，我国经济建设中迫切密要磨科磨具制造厂，鉴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签订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没有列上，国家决定从民主德国引进技术，创办郑州砂轮厂，但缺少这方面的专业来培养人才。因此，一机部确定让父亲来创办磨料磨具专业。这是一项白手起家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按照父亲的推荐，学校从全国各地的电瓷厂挑选了一批技术人员来担任新专业的教员。对这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父亲都亲自审核，一开始就坚持严格管理，树立良好的学风。对学生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从而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后来，这所学校升格为郑州机器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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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创办郑州瓷厂

郑州瓷厂是轻工业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十大项目之一。原设计规模之大，堪称全国之冠。其目的是要在有着悠久陶瓷发展史的河南和交通便利的郑州建成一个陶瓷出口基地，争取多创外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1958年初，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被轻工业部指名调来创办郑州瓷厂。开始是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在大半年时间内，父亲几乎走遍了国内主要的日用瓷产区，对各地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进行勘察厂址、厂房设计、设备造型、工艺布置和选调培训人才等项工作。1958年8月，他回到郑州，作为郑州瓷厂技术总负资人，身负重任，一手抓基建．一手抓工艺设计，亲自带着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去矿山采样，回来进行理化检验和工艺试验。无奈由于地质部门工作上的失误，原先在河南测定的原料达不到出口瓷的基本要求，使瓷厂的前景变得渺茫。面对出现的新情况，父亲并未气馁．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现有条件和原料出发，反复试验，改进工艺，终于研制出一批细瓷产品。当时河南省第一座大宾馆——中州宾馆内部陈设的全套宪器，包括花盆、台灯、茶具等，就是在父亲指导下，在河南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釉下彩细瓷产品。接着，父亲又亲自带队，北上焦作，南下信阳，东去商丘，西到三门峡，踏遍河南的山山水水，到处寻找出口瓷的原料。艰辛的劳动终于够来了成功的喜悦。1962年，郑州瓷厂生产酌古巴杯出口了。1964年，硬质细瓷又打进了港澳国际市场。尤其是郑州瓷厂生产的釉口钟型杯，在全国独一无二，引起了澳大利亚客商的浓厚兴趣，连续10年畅销不衰。从此结束了郑州瓷厂只生产内销瓷的的历史。

郑州瓷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拥有2000多名职工、年总产量3000多万件的瓷厂，其中凝结着父亲的大量心血。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岗位，从1958年开始，直至1988年离休，他离休后仍时刻惦记着瓷厂的生产情况，关心瓷厂的发展，职工们称他是“郑州瓷厂的奠基人”。

父亲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漫长的一生中，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时间大体各占一半。在旧社会，他就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虽然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但对党的事业抱着同情的态度。1938年初，父亲在景德镇江西向业管理局任工务科长时，经张犀侯介绍，曾多次见过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在一起交谈，一起下围棋，井两次参加陈毅召开的座谈会，聆听陈毅介绍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1947年，家在乐平的中共地下党员张馥．因政治嫌疑在景德镇被捕。当时，张身患重病，有生命危险，父亲毅然向浮粱专署专员冯琦交涉，以同乡的身份保张狱外就医。张出狱后，又亲自安排他住在陶专休养治疗。解放后，父亲对新旧社会的对比有着深刻的感受，很快就对共产党和新中国产生了发自内心的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的政治信念始终是坚定的。在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和后来的“文革”中，他虽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不公平的待遇，但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是光明磊落地接受审查，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文革”后，对他落实政策不久，他就在河南省五届人大、四届政协大会上发言，为改变河南陶瓷工业的面貌．逐步实现陶瓷工业现代化，赶超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解放后，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先后当选为郑州市人民代表、郑州市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常委。1952年，他加人中国民主同盟，先后担任了民盟河南省委常委、民盟郑州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硅酸盐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陶瓷学会名誊理事长和河南省轻工学会常务理事。

父亲治学严谨．工作勤奋，襟怀坦荡，作风朴实，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早在1936年，他在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工作时，便将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时的系主任近藤清治博士所著的《陶筏工业》一书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陶瓷译著。此后，他又撰写了《陶瓷釉彩》、《陶瓷分论》等专著，主审了《陶瓷工艺学》这部教科书。他虽是一位誉满陶瓷界的老前辈，桃李满华夏的学者，但从不夸耀自己。他为人厚道，和蔼可亲．不论对于部、对工人，都以诚相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乐于助人。他数次跨省调动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名省、地位和职务高低。他告诉子女，自己最喜爱的名言是“为人民服务”，最喜欢做的事是“岗位工作”．最不喜欢做的事是“不正派的工作”。1973年7月，他已年近古稀，但仍亲自指导郑州瓷厂试验结晶釉、骨灰瓷等高档产品。一次．由于一位职工的疏忽，使他在施工现场因公负伤，右手小指做了截除手术。令人敬佩的是，他在伤痛中仍坚持把试验搞下去，直到取得成功。事后他还写了一首《折指》诗：“一指摧残亦偶然，不尤人来不怨天。塞翁失马宁非福，谨慎从公尚有年。”字里行间反映出他一贯的乐观豁达的精神。1990年10月，他在病塌上回答子女提出的“做人应具备什么样的人品”这个问题时，意味深长她说：“要会做事，还要会做人”。“在人品方面，我注重做到：工作认真，乐于助人，不说假话，不沾别人便宜，不跟人家计较小事。干工作，我不挑肥拣瘦，干就干到底，不计较个人名利。”

父亲有十个子女，同母亲方青一起，为养育子女而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对子女爱而不宠．严而不厉，管而不束，着重于启发和疏导。父亲常用家中祖传的两首《家训》诗，教育子女“勤奋学习、报效祖国”。他坚持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子女起着良好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由于党和国家的培养以及家庭的影响，父亲的一女九子中有8人是共产党员，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获得高级职称，担负着比较重要的工作。

长女汪静娴曾任天津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审)；

长子汪大纲曾任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次子汪大绶曾任中国煤炭报社副总编辑(高级政工师)；

三子汪大经现任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材料系主任(教授)；

四子汪大绩现任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五子汪大绥现任华东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六子汪大纯因“文革”耽误了上大学，现在郑州纺织机械厂工作(劳动模范)；

七子汪大纵现任郑州德华实业公司副经理(经济师)：

八子汪大结现任郑州瓷厂厂长(工程师)；

九子汪大总现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德尔福系统中国部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博士)。

目前，父亲的后裔共48人，孙辈中已有18人受到高等以上教育，其中有6人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6月18日，(乐平报)载文评述：“这个家庭就象一个综合科研所，许多方面的人才都有．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开拓把凯歌奏响，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乐平争了光。”

此文承蒙父亲的旧友及学生邹建金、钟长育、梁声传、王德富、刘翠玲、汪大维等提供史科，道致谢意。

（选自《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