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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华与古六州石窟群》之一
李 宾 可
清华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提出“花山谜窟”、“龙游石窟”等石窟群成因的一种新说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解释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谜团”。“古六州”的石窟群，包括“龙游石窟”、“花山谜窟”、“淳安石窟”和此区域内其它会被陆续发现的类似石窟群的开凿，都是隋末唐初，在汪华据有六州（歙、宣、杭、睦、婺、饶）的时期，作为一项“国策”的执行，广泛动员军队和民众，在616—621左右几年的时间里，大致同时进行的备战工程。这一辉煌成就，是中国人民之伟大的又一证明。
关键词：汪华，古六州，石窟群。
一、缘起
浙江“龙游石窟”、安徽屯溪附近的“花山谜窟”等石窟群的发现，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兴趣。这样恢弘奇伟的巨大工程，在地下沉睡千年，长期以来竟无人知晓。一经发现，洞窟数目又如此之多。观其规模之巨大，工程之难能，令人惊叹。而这些洞窟是何人、何时、为何目的而开凿的，一时却找不到可靠线索。谜团重重，颇为费解。围绕这些石窟群的成因之“谜”，出现了种种说法（1，2，16，18），有关的研讨和会议也进行了不少，至今没有定论。笔者不揣冒昧，也愿意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一得之愚。
2003年，笔者曾两次到安徽屯溪访问。9月第一次到屯溪，听说有开辟不久的奇景“花山谜窟”，即去参观。听了导游饶有兴趣的、以“谜”为中心的讲解，看了石窟令人惊叹的宏大结构，参观了那里的2号洞和35号洞，心中不免激起“破谜”的欲望。10月到屯溪开会，再次用心参观了谜窟，搜集了一些资料，拍了一批照片，查看了一些文献。在嗣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笔者不断留意，搜集材料，并加以对照思考，对于石窟群成于汪华时期的想法，逐渐成熟。在此期间，得知新发现了浙江淳安石窟群，又印证了笔者的想法。从前已经报道的龙游石窟群，以及在龙游附近、花山附近发现的其它石窟群，也符合笔者所想的道理。2006年2月，笔者到浙江，参观了龙游石窟，印象深刻，所见所闻，更坚定了原先的看法。同时笔者认为，在“古六州”范围内还有可能发现类似的石窟群。
关于石窟群的成因，已经有了采石场说、山丘说、筑路说、环保巢居说、汉洞说、盐商仓库说、贺齐屯兵洞说、方腊洞说、花石纲说、临安造殿说、徽州府鱼梁坝说、越王勾践秘密战备基地说、外星人工程说等许多种说法（1，16，18）。这里提出的一种，可以简称之为“汪华说”，也是一种假说，同样属于探讨性质。但是笔者认为它能言之成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符合绝大部分围绕这一“谜团”的既存事实，所以愿意提出来，供讨论。如果笔者这一看法有道理，有助于破解石窟成因之谜，则对于进一步研究石窟群，发掘徽文化，弄清徽州及周边地区的沿革，发展今日的地区文化经济，都是有益的。
二、简单的思路
一个事件的所谓“破解”，简单地说，就是弄清构成这一事件（从前说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基本要素。构成一个事件的基本要素，按一般说法，有五个，就是何人（Who）、何事（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何因（Why）。五个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都是“W”，所以通称“五个W”。五个要素一旦确定，一个事件就基本清楚了。如果弄清了“谜窟”的这些要素，“谜窟”之“谜”也就基本破解了。关于何事、何地，我们已经从众多报道里知道了一部分，花山、龙游等地的石窟群就是答案，已被广为宣传。关于何人、何时、何因，却知之甚少，而且是作为 “谜”的核心来对待的。对此，笔者在这里试加探讨。
笔者考虑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洞窟这样宏伟，工程如此浩大，决不是什么人“为挖洞而挖洞”、“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一定要有某种巨大动力的驱使，巨大决心的主导，巨大规模的动员，统筹全局的规划和绝对权力主使的运作。这一点也有人注意到了（9）。工程是秘密进行的，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有希望成功，那么，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下，才具备组织领导进行这一工程的条件呢？笔者想，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那些具有远见和气魄的“一方雄主”才能做得到。
以“花山谜窟”为例，在安徽屯溪附近这一带地方，组织开掘这些洞窟的，可能是什么时候的什么人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开凿的时间，洞窟是在哪朝哪代开凿的。记得花山谜窟的导游介绍过，地质人员根据在35号洞发现的、洞成以后形成的石钟乳的厚度判断，成洞的时间大约在1500—2000年前。关于浙江淳安石窟群的报道说，石窟群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了（17）。这个时间范围，大概在东汉至唐朝这一段时间内。
考虑到工程量非常巨大，工程又是秘密进行的，凿洞时的政治环境，不可能是在中央统治能力特别强大的“盛世”，而只能是在中央控制力薄弱的、各方割据的“乱世”，由地方势力“私自”进行的。南北朝和隋唐之交的时期可能性最大。
笔者查阅了一些正史和方志，意在寻找“合适的”人物。既然能够领导进行如此巨大而秘密的工程，他们一定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权有势”，能够动员起他所管辖的军队和民众。并且当政多年，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这样，他们或是在地方上做官为宦的“豪门贵胄”，或是逢时而起的“乱世英雄”。
顺着时间检索下来，“合适的”人选并不多。程灵洗和汪华最惹人注目。这两个人都是徽州望族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气。后来为人们尊崇，加上了各种光环。封号和祠庙都非常多，甚至已经被奉为神灵，说明他们在徽州历史上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程灵洗，海宁（休宁旧名，当时属歙州）篁墩（今属屯溪）人。于公元514年至568年在世。后人一般称他为“忠壮公”。他曾在南朝的梁、陈两朝为官，曾经参与平定“侯景之乱”，多次做过郡县首脑和军事领导，南征北战，功绩显赫，多受封赐。但是他似乎并不具备在歙州地区领导大规模挖洞工作的条件。因为他是“政府官员”，没有那么多“自由”。汪华则不然。史称汪华曾起兵自立，占据歙州，后来又占据了宣、杭、睦、婺、饶等州，拥兵十万，自号“吴王”，据有六州之地，达十年之久，可称是“一方雄主”。后来汪华归唐，被封为“越国公”，声名显赫，后代繁盛。笔者觉得汪华很像是所要寻找的人物。
于是笔者集中精力，仔细研究汪华，发现他是要寻找的最“合适的”人选。
三、汪华其人
汪华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这里根据笔者的了解，作一简介。
据《歙县志》、《徽州的太阳》等文献（２，3）记载，汪华（586年－649年），本名世华，字国辅，号英发，歙州登源人。他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1400年。汪华幼年丧父。随母郑氏投靠歙西外公家，不久丧母，9岁为舅父放牛。常与乡邻诸少年习拳练武，后拜南山和尚罗玄为师，苦练刀枪弓箭，武艺超群。适逢大业（隋炀帝年号，605年—617年）之乱，汪华带领一班人加入郡府官军，参加了平定婺源地方起义的行动。隋末，群雄割据，战火频仍。汪华审时度势，起兵自立，占据歙州，并相继占据宣、杭、睦、婺、饶诸州，统兵十万，统治“六州”达十余年，并自立为“吴王”。曾将新安郡治所由黟县迁至休宁万岁山。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618年）再迁至歙县乌聊山(今徽城)，并建筑了城池（5，6）。在此期间，汪华立志“保境安民”，使他所统治的地区“六州不见兵戈，政清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唐武德四年(621)，国家行将统一，汪华遣人上表归顺唐朝。唐高祖颁布“制”书（17）表彰他说：
汪华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襃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
贞观二年(628)，汪华被授左卫白渠府统军，“参掌禁兵”。后改“忠武”将军，官至“行右积福府折冲都尉”。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辽，汪华被委任为 “九宫留守”。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汪华殁于长安。永徽三年（652年），归葬于歙北云岚山。后人建汪墓祠祭祀。有汪公祠建于乌聊山。
汪华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保境安民”政策的施行和和奉表归顺唐朝两件事。汪华起兵以“捍境保民”为口号，深得人心。他“为政宽宏，远近爱慕。其时四方大扰，六州则赖以平安”。他采取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使人民群众能够避开战乱，得以休养生息。后来汪华的归顺唐朝，对一方安定和发展也非常有利。后人认为，徽州地区的安定发展，乃至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古六州”时期的和平安定所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里所称“古六州”，即上文提到的、当时由汪华主管的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在休宁的万安古镇上曾造有一座纪念汪华的“吴王宫”，宫中有一副楹联，曰：“乱世据六州，保境安民，煌煌功绩垂千古；治平朝帝阙，忠君爱国，赫赫英名满神州”，可说是后人对汪华一生两大功业的概括。
宋人罗愿在淳熙年间纂修的《新安志》（4）中称：“新安之神，讳华，姓汪氏，绩溪人”。说明早在南宋时期，汪华不仅作为地方英雄，同时也作为地方神的地位就已奠定。“新安”常用以代表后来的徽州。
在汪华死后的历朝历代里，庙宇祭祀不断，行祠社屋遍布。宋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为汪华建庙，赐匾额“忠显”，至宋乾道四年（1168年），庙号已累加为“信顺显灵英济广惠王”，成为官封的“王”了。在民间，汪华被奉为“汪公大帝”、“花朝老爷”、“太阳菩萨”等(14、15)。久之，汪华便被逐渐神化，成了族人和地方的双料神祗，至今仍为安徽和别省许多地方的人所祭祀。
鉴于汪华在徽州历史上的突出地位，有的学者称汪华为“古徽州第一伟人”（14）。
汪华所“保有”的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在今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紧凑地区。当时的歙州大体相当于后来徽州中的歙、黟、休宁三县（5，6），隋大业三年（607年）以后，再称新安郡（新安郡之名，始见于280年），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改新安郡为歙州，几经变化，至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称徽州，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成为日后著名的“一府六县”的徽州。今黄山市的市府所在地是屯溪，歙县离它很近。徽州区则是它的一个区。当时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杭州在隋时为余杭郡，开皇九年（589年）始有杭州之名。唐武德四年（621年），杭州领钱塘、富阳、余杭三县。当时的睦州，治所就是今天浙江千岛湖的淳安，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州，领雉山、遂安二县。又3年，以桐庐县来属。婺州是现在浙江的金华，唐武德四年时领华川、长山二县。武德七年（624年），义乌来属。当时饶州的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上饶虽属之，但不是治所。如果看一看地图，就知道当时的歙、睦二州，处于“古六州”的中心地带，两州的治所，相距仅百余里，有水道新安江相连。
汪华拥十万之兵，据六州之地，自号吴王，称雄一方，是隋唐之际反隋力量的重要一支。但考诸史实，这支力量在当时并不特别突出。也就是说，它虽是隋大业年间许多反隋势力之一，但与当时（如，以大业十二年，616年为准）的三大势力相比，实力还是大大不如，所占地面也小得多。三大势力，按一般说法指河南的瓦岗军（翟让、李密）、河北的夏军（窦建德）和江淮的吴军（杜伏威）。汪华政权的统治范围不算特别大，其口号是“保境安民”，好像也没有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图谋和实力。它“保有”六州之地以后，并无明显的领土扩张。“保境安民”政策可以说是从传统儒学思想派生出来的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主张，这一思想很受历代统治者肯定，也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以汪华的出身和行迹，打起这个旗号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形势下，动员管内军民为“保境安民”而挖洞备战，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有为“保境安民”而挖洞备战，才有足够大的动员力。
四、“保境安民”，挖洞备战
笔者认为，古六州的石窟群，包括“龙游石窟”、“花山谜窟”、“淳安石窟”和本区域内其它会被陆续发现的类似石窟群的开凿，都是在汪华据有六州、自立为吴王的时期，作为一项“国策”的执行，广泛动员军队和民众，在几年时间里，大致同时进行的备战工程。
说是“国策”，就是说这一巨大工程，有全国（“古六州”地区，“吴国”）的统一号令，军民全体动员，统筹安排，统一指挥。说开凿时间为“几年”，是按现在可以找到的文献推测的。
据《旧唐书》（8）：“歙州首领汪华，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军击之”。说的是王雄诞奉杜伏威之命，在消灭了余杭李子通势力之后，转而进攻盘踞六州的汪华的事。史载其事在唐武德四年（621年）。
据《新唐书》（7）：“歙守汪华在郡称王且十年，雄诞还师攻之”。“且十年”，就是将近十年。
“十余年”和“且十年”，都可说是十年左右。在一般史书上，或按徽州地区的流行说法，是汪华“据有六州，称王十年”，实际上称王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也许 “十余年”、“且十年”指的是当时古徽州的那一段相对安定时期，包括汪华称“吴王”前后的一段时间。那时汪华虽不是王，仍是实际统治力是有的。
查，汪华起兵在大业十二年（616年），这一年，汪华三十一岁（虚岁）。奉表归唐在武德四年（621年），奉诏晋京在武德七年（624年）。他组织军民备战挖洞的时间，应该就是这段时间内。621年以后，他已经是唐朝的钦命官员，不大可能继续领导挖洞工作了。所以，可以估计，汪华组织领导军民备战挖洞的时间，大约就在616-621年的几年之内。
清末民初的历史学家蔡东藩，在写《唐史演义》时，则说“汪华据有黟、歙等县，已有数年，至是也为雄诞击败”（13）。蔡东藩大概是注意到了时间上的矛盾，才不说“称王十年”，而说是“已有数年”了。
这样我们就对“古六州石窟群”这一事件的五个要素，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对石窟群的成因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在花山、龙游等地的石窟群，都开凿于隋唐之际、汪华统治“古六州”的时期，是在616—621年左右几年时间里，为战备而修建的工程。不排除有天然石窟作为开凿的基础。如果有，能够利用，何乐而不为？也许某些天然洞窟，也拿来做军事利用了。
这样来认识“古六州石窟群”，可以说明其特点，至少可以符合下述15项基本既存事实：
（1）开挖石窟的目的是暂时屯人。石窟群是一项战备工程。他石窟工程所追求的，不是豪华，不是展示科学或艺术水平，而是适于有众多的人在其中暂时存驻，即暂时屯驻军队和民众，以避战乱，或者还可以在其中筹划和准备反击，这个“暂时”指的是战时，而非平时。
（2）开挖体积大，采出大量石料。开挖的洞体都很大，开出的石方也很多。以花山谜窟为例，按进行研究的工程技术人估计，挖出的石料有几十万立方。但是采石只不过是挖洞过程的副产，不是主要目的。不排除开采出的石料运出去、卖出去用作其它项目材料的可能。
(3)洞窟独立成体。各洞互不连通。即使两洞已经“近在咫尺”，也不打通。这应是一种安全考虑，以免在遭到破坏时“一损俱损”。
(4)工程没有最后完成。这些洞窟，不论是属于一个洞窟群的，还是属于不同地点不同洞窟群的，都是在几年的时间内开掘的。或许是由于工程量超出了预先的估计，或许是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没有料到，因为时间紧蹙，洞窟大多没有最后完成。已开发的洞窟内的半完成状况，积存的大量碎石，洞口被草草掩埋的痕迹，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5)石窟群依山近水，互相靠近。这主要是为了施工和互相沟通的方便。一旦有战事，也便于互相联络支援。据说有的洞窟有通往江面的通道，这也是出于交通和安全的考虑。
(6)石窟群并非建在古六州“地广人稀”的边界上，反倒是建在人口稠密地区的附近山岗上。已经发现的几个石窟群就是这样。近来发现的淳安石窟群也是建在当时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建造石窟的山岗，一般也不高。这些都是为了使洞窟便于应用。这样的战备工程，不必，也无法（例如无法保密）建在边界上。石窟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就是当时人口和兵员比较集中的地区。
(7)洞窟是成群发现的，每洞都有较大平面。为了多“屯人”，除了石洞的个体较大之外，洞子的数目也要多。每个石窟都追求有较大的平面，而不是不适当地追求洞窟的高度，也要有尽量多的间隔。这在洞子的形制和施工方面都有很多表现。龙游已发现有双层的洞窟。花山谜窟石洞的高度，似不如龙游石窟。洞中的类似“包厢”的小空间是否是供少数人使用的空间？“二十四柱”多层石洞现象是否也可以得到解释？有的洞窟中，不同空间中间只有一堵一二十公分厚的墙，也不打掉。这都是为了使间隔多一些，适于不同用途。据报道，淳安发现的石窟有的很长，其中的人似乎是分等级居住的。“分等级居住”，，。没在当时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目前发现的情形是，所有洞窟都是成群的，数目都有二三十个。有时这样的几个洞窟群，相距都很近。
(8)每个石窟中都有大池。已经发现的石窟中都有。体积相当大，多不是天然的。这些大池，应当是为了储备生活用水而建的。还有一些用整块石头凿成的薄壁凹形容器，估计也是储水用的。据察看，龙游石窟群洞窟中的方池，是“半凿半砌”的，大约有100立方米大小。按每人每天分配5升水（不算苛刻）粗略计算，够20000人天之用。洞里如果存驻1000人，一满池水大概够用20天左右。所以，暂时存驻，用水方面大致不成问题。
(9)只设一个洞口，而且力求隐秘。这是建洞时的一种安全和保密考虑。
(10)洞体的石质较软。石质较软，便于开凿。无论是花山的红砂岩或白麻岩，还是龙游的泥质粉砂岩（或粉砂泥质岩）（11）石质都不太硬。凡是考察过龙游石窟的，都注意到石质较软，在未开凿风化前更是这样。洞体石质不太坚硬，一可以说明凿痕条纹间距较大的事实，二可以因此而减低开凿的艰巨性，三可以解释开采出的石料质地并不太好的现象。
(11)偌大的工程，未见于文献记载。由于石洞的开凿是秘密进行的战备工程，有关信息当然不宜宣扬，也许有令，这些信息不得见诸一般文献。开出的石方也要妥善处理。现在还没有完全考证出，开出的石料究竟去了何方。笔者认为，以就近利用为合理。关于工程的秘密文献，即使有，也是由主管人员统一掌握的，很少会有旁人知道，年深日久，容易散失。没有文字记载的口传历史容易消失。洞子被水淹没后，真相更加难以探究。洞窟已经存在了将近1400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查清，也不奇怪。可以想见，在古代，要想抽干大量的积水是一件很难的事。虽然徽州的古迹和古文献保存得相对较好，但是能否找到关于开挖石窟群的直接记载，尚不得知，很可忧虑。挖洞的事，可以尽量不见于文献，但参加挖洞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是“知情”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汪华特别受拥戴。但这些记忆，几十年后便会消失，远不如文献记载来得久远。
(12)洞窟的开掘大体在同一时间进行。很多考察者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汪华616年起兵算起，到621年汪华上表归顺唐朝，不过5、6年的时间。到天下已经基本统一的时候，继续修建备战石窟，非但没有必要，而且，万一朝廷知道了，那反倒会成为“谋反”的证据。这样，全力开挖洞窟的时间，很可能就是在5、6 年相对集中的时间里。
(13)洞内经过适当的凿纹修饰。洞体内壁要稍加修饰，以免有坠石伤人等类事情发生，同时也为了适当美观。但凿刻的花纹只是石工们技术的表现，而非刻意追求的艺术创作，尽管看起来非常精美。已经有人研究过凿痕的方向和排布等问题(10)，证明是人工开凿，合于凿石工艺。
（14）在附近陆续有新发现的石窟群。歙县桂林镇、花山附近的烟村、龙游石窟群的最早发现地，石岩背村附近的翠光岩和上畈、千岛湖的淳安，也陆续发现了石窟群，洞窟数目都有几个到几十个。笔者认为，陆续发现的这些人工开凿的石窟，其结构、开凿目的和时间，与已经知道的“花山谜窟”、“龙游石窟”是相似或相同的。它们的地点都在“古六州”范围之内。因为开掘洞窟是作为一项“国策”在汪华控制的“吴”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所以，今后在“古六州”范围之内，很有可能再发现类似的石窟群。 （15）“花山谜窟”中发现了铁制工具，而且据认为就是开凿石窟所用的工具。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论证。但笔者认为，开凿洞窟的工具应当是铁器。在隋唐时代，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使用先进的铁器，工程才能较快进展。
五、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古六州石窟群”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又一证明。观其气势之恢弘，工程量之巨大，施工难度之高，都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高超的工程工艺水平，誉为世界奇迹，确不为过。不少人倡议，此项目应列为国家重点文物来保护，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笔者很同意这个意见。对这些石窟群，应当积极开发，妥善保护。它不仅是旅游热点，还是中国了不起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财富。
考虑到当时的具体背景，也不能对工程的各技术方面评价过高。首先，这一工程必须秘密进行的要求，限制了组织者向各地征求最佳工程技术人员的自由，工程设计很难说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其次，“屯人”的总目的，也不必要求工程的各项水准都那么高。比如柱子的设计，在力学上可称很科学。但可以看到，所有的柱子都并非是上下均匀的，各洞柱子的粗细和支撑方法都有所不同，有的细长，有的粗壮，样子差别较大。所以，柱子很可能不是统一计算设计的。花山第24号洞已有一柱断裂塌下，不能说预先的设计就是这样脆弱。再比如，洞窟内壁看起来比较粗糙，好像不够很“艺术”，水准不算太高。这与不追求豪华的想法相吻合。还比如，对于“花山谜窟”洞内的“大斜面”有种种说法，甚至有的说在科技上、艺术上多么了不起。但“大斜面”恐怕也不是为了显示科技和艺术水平。据报道中的老石工说，这没什么奇怪——“如果不斜着打，就会漏天了”。当然，测量技术是很不错的，知道洞内斜面与山坡是平行的。第三，环境、安全的考虑不很周全。龙游石窟已发现了各种不够稳定的安全隐患（１２），现在已采取了一定的人工保护措施。“花山谜窟”和其它洞窟群恐怕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汪华在历史上属徽州望族。但在望族之中，在汪姓族人之中，他特别受到推重，笔者认为，除了其它历史功绩之外，与他曾经组织实施这项备战挖洞的巨大工程有很大关系。由于必须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来挖洞，工程肯定是“劳民伤财”的。但“保境安民”的口号也许更加深入人心。挖洞备战，是执行“保境安民”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当时，这项工程是关乎境内全体军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大量人力财力的付出是值得的。汪华在动荡之世、战乱之年，组织和实施这一伟大工程，是难能可贵的，客观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汪华在当时民众中的威望，肯定是非常高的，一定备受民众拥戴。还可以想见，汪华的归唐之举，也必为唐室和历代统治者所赏识。有官方和民间两股力量的推动，汪华在后世之被推崇，祭祀，乃至被神化，是不难理解的。
本文不敢说是对石窟群成因问题的破解，只是提出一种看法供讨论。“破解”石窟群成因之谜，这一课题本身是很重要的。石窟群成因之谜的初步破解，是对这些石窟群所蕴含的、多方面的历史文化意义深入挖掘的前奏曲。
但是在伟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徽州文化的辉煌殿堂之前，破解石窟群的成因之谜，只是方才登阶，远未进入堂奥，继续探索研究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总之，隋唐之际的时代特点，形成了出现石窟群的客观需要。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成就了这一伟大工程。工程的组织者汪华也因此更加被视为历史上的地方伟人。
参 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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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兴吾，《徽州的太阳》，徽州人论坛，徽州名人，www.huizhouren.cn/simple/，２００６；【宋】胡伸，《越国公行状》。 １１．９．
（3）《歙县志》，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 1995年。
（4），《新安志》，【宋】罗 愿，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 1990。
（5）《黟县志》，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第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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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唐书》，【宋】欧阳修，列传第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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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铁匠，“龙游石窟又一说”，《龙游石窟研究论文集》，第153页。龙游县旅游局，2002。
（11）杨志法等，“龙游石窟工程地质条件分析及保护对策初步研究”，《龙游石窟研究论文集》，第12页。龙游县旅游局，2002。
（12）方龙龙、金平斌，龙游石窟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龙游石窟研究论文集》，第98页。龙游县旅游局，2002。
（13）蔡东藩，《唐史演义》第十四回，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4。
（14）新意文化网.绩溪.风流人物：《汪华》；《祭祀汪华的徽州民俗游太阳》，中国网，2003.9。
（15）张脉贤，话说“送菩萨”，《徽州行》，第125页，黄山书社，合肥，1991。
（16）李紫贤，《龙游谜窟》，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0。
（17）李渊，“封汪华越国公制”，《全唐文》，【清】董浩等编纂，卷一。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
（18）郑纲，“‘花山谜窟’的汉洞渊源”，第一届“花山谜窟”国际论坛（2005年11月5-6日，屯溪）交流论文，搜狐博客，八月雪，2006年11月29日；郑刚，王金来，“‘花山谜窟’即汉洞”，安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42-43页，屯溪。
作者简介：李宾可，河北人，1939年生。清华大学教授，已退休。Email：ｌｉｚｃ１６８８@gmail.com
转自：徽州师范学校，徽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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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30 01:11:44
发表于 2010-9-30 11:1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