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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宁：我的父辈汪 锋人物专访 2009-09-07 16:12:04 阅读8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父亲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后，为解决饥荒日夜呼吁求助——
他用省下的粮食救人，自家却断了顿
王南宁
■ 汪锋夫妇与女儿王南宁在一起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我们从周围人的交谈中知道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老百姓陷入饥荒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半梦半醒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求助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汪 锋
生平简介
1910年-1998年，陕西省蓝田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代政委、关中特委书记、中共中央陕西省委特派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军事部部长、省工委书记、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等职。
解放后，历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政协主席、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作者简历
王南宁，汪锋同志之女。1949年5月生于鄂豫陕根据地。老三届、插队知青、工农兵学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天毕业到达北京。半生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退休后在老槐树下务农。
自认人生最大的成就：得与共和国同龄并荣辱与共。
1 在北京
地窖里摆上行军床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调往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1959年，中央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他担任了自治区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的时间在宁夏，70%的时间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30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另有一职工住“中院”，后花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假山。
夏天时，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他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一块大冰块回来，用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着，放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变得很凉快，父亲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还摆着瓜果……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他。清朝的那位王爷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底下修了一间密室，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地窖里，很久都不会坏。可是父亲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父亲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去学校，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张叔叔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200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父亲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
2 灾荒年
给“右派”送去救命粮
解放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
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就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家的公务员张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父亲非常神秘地对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12袋白面呢！”这个场景和12袋白面这个“天文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是从牙缝里被公务员无意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让他感到心里非常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原有那么多存粮，我们却突然断粮了，连母亲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的西关什字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分子，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
前两年，我遇到了邓宝珊将军
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了解有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生活极为艰难，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虽然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3 在甘肃
心系百姓奋不顾身
我的跌宕人生，就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的，那一年我12岁。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父亲打电话给母亲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吃完饭，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母亲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
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61年暑假，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父亲，这时发现同去列车上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父亲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留观”，其实我们是被当了“人质”。父亲“老谋深算”，立刻上北京，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了兰州。我母亲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
甘肃的饥馑太严重了。父亲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都被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专家们身体浮肿，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人血馒头”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鼓胀。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奏效了。预计8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3年。
4 “文革”中
陌生人的通风报信
1966年的12月，一个阴冷的晚上，传来了党中央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五”的定论。当晚父亲被押走了，他走得匆忙，黑暗和寒冷使我瑟瑟发抖。父亲被“军管了”，母亲被“统管了”，哥哥被“群管了”，我们插队的插队，“疏散的疏散”。就在这个阴冷的冬日，父母亲走时留下了“铁的纪律”：抄家拿东西不许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死一个人！
然而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文革”中期的一天，我和母亲走在空旷的盘旋路上，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刹闸停在路边，一脚踩着人行道边，压低声音说：“在小儿科。”说完匆匆骑车而去。回家后，和一些常偷偷来看我们的干部研究之后，我说：“不然明天我去省人民医院小儿科看看。”
第二天，陪我一起去人民医院的，有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所的一位阿姨，以及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叔叔的侄儿蒙志卿。我们谎称有位同事的孩子住院了，来探望，在医务人员狐疑的目光中，我们推遍了儿科病房所有的大门，什么也没有发现。
正要返回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一道小门上写着“隔离病房”，就心想不妨把这个角落也扫一扫。第一个房间住着几个激素治疗的胖小孩，第二间房子的门关着，我一把推开，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恍如隔世的人，时隔多年，真不敢相信，我的父亲戴着老花镜躺在床上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看。听见响动，正当我们四目相对时，门旁突然坐起一个“看守”，他问：“你们找谁？”我支吾：“找个小孩。”那人厉声说：“这没小孩，快出去。”我们只得退出房子，只见那人回到屋里立刻问父亲：“你认识这些人吗？”父亲是地下党出身，“狡猾”得很，他说：“我不认得。”
原来，由于陈正人的突然死亡，周总理要求立刻给所有在押的“走资派”检查身体，就这样，我父亲从关押他的武都劳改农场来到了兰州。后来我认识了人民医院内科的王大夫，才知正是他在街上看见了我们母女，通风报信，成就了我与父亲在“文革”中的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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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8 21:15:40
楼主
发表于 2010-5-19 08:00:24
发表于 2010-5-19 08: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