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良师 为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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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良师 为人楷模

汪大总

早就对哥哥们承诺，要为纪念爸爸（汪璠）百年诞辰的聚会写一点东西。但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葛蔓昨天还提醒过：“文章构思得怎么样了？二哥在电话里又说了一定要写一篇出来的。”已经是在归国的飞机上，飞机的马达在耳边轰鸣，坐在身旁的葛蔓已经进入了梦乡。影视屏幕上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林肯总统的画面，看到屏幕上那个慈祥的老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另外一位慈祥老人——爸爸的身影。他稀疏的白发、垂肩的双耳、一双总是在微笑的眼睛和一个典型的汪家人的悬胆式的大鼻子，让人一看就觉得可信，可亲。记得一次爸爸偶到当时郑州最好的艳芳照相馆，摄影师一见到他就像发现了宝贝似的，硬是免费给他照了几张照片，放得像真人那么大，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爸爸也因此当了几个月的“明星”。

由林肯总统而联想到爸爸，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林肯是美国人民最热爱的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许多故事一般的美国人都耳熟能详。我倒不是说爸爸像林肯那样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觉得他们在某些性格特征上有相似之处。

林肯是一位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有多少记者、传记作家在写林肯传记的时候，费尽了气力想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以达到作品的平衡，可是都没有成功。因为熟悉林肯的人都不说他的坏话。我所知道的爸爸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人会讲他坏话的人。

对子女，他是一个真正的慈父。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个指头。我们下面的四个兄弟，住在瓷厂大院里，小时候一起长大。一个比一个调皮，不知惹了多少祸，可他几乎没有高声地斥责过我们。对儿媳和女婿，他视同己出。葛蔓就常说，她对公公在感情上的沟通要比对自己的生父深得多。姐夫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上多次撰文纪念岳父汪王番，真情实感尽显笔头。其他的嫂子，哪个不是真情地希望能有机会孝敬一下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这种亲情关系，天下有几家！

对同事、学生、朋友，他坦诚相待，热情相助。在郑州，在武汉，在九江，在乐平和景德镇，我曾无数次听到许多人如数家珍地谈起爸爸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对他们的帮助。我也受益于他们对爸爸表示的回报。1977年，我到华中理工大学，爸爸把我介绍给李如吭教授。李教授是爸爸几十年前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同学。爸爸一纸书信，李教授四年间待我亲如子侄。还有一次，我和大结哥、葛蔓一起到景德镇。在一座住宅楼前碰到一位小有名气的陶瓷艺术家，我们素不相识。一听说我们是汪璠的孩子，他立即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他家，当场送给我们一个他亲手制作的圆形清花陶瓷艺术品。我和葛蔓都非常喜欢。至今，还被我们珍放在我们的客厅里。每当我看到它，我就想起这段故事，就想到爸爸的为人，一股作为汪璠的后代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爸爸待人极其宽厚。1967年，文革时期，爸爸当时在接受劳动改造，有一天他在机井边上干活，一个工人突然打开水泵，他躲闪不及，被切断了小姆手指。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时期，那个工人甚至连一声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和大结十分气愤，执意要去惩罚那个家伙，爸爸却千方百计的拉住了我们这两匹野马，一再说那个人不是故意的，他要我们原谅这个工人。爸爸去世后，几百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悼念这位可爱的老人，寄托他们的哀思。美国著名企业家亚科卡的父亲告诉他：什么是成功在你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能有5个人真情地出席你的葬礼就是成功。在这个意义上，爸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林肯是一个诚实的人。连他的竞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林肯是他所知道得最诚实的人。我们的爸爸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小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的公有的经济体制，人们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工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很多人眼里国家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工厂里生产什么东西，工人们的家里就有什么东西。这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爸爸是绝不这样做的，就连信笺他都是公私分开用的。人们都说：“全瓷厂只有一个人不沾公家的便宜。”这个人就是汪璠。小时候爸爸对我们很宽容，连学习成绩在内都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但有一点他是反复强调的，就是做人要诚实，不说假话。这一点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记得1966年，我在郑州南阳路二小上学。当时我很活跃，当班长，又是学校乒乓球队的主力，课外活动很多，一度功课拉下来了。有一次考试，我不会，一急之下，就抄了别人的。事后，我非常内疚，感到这是不诚实的行为，向老师认了错。我还以此写了一篇作文，记得用了一句成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描述不安的心情。此文竟被记者看中，登在《郑州晚报》上。我还为此得了两块钱稿费，是我的第一次“工资”。直到今天，我仍把诚实视为做人的准则，这是爸爸教育的结果。

林肯是个在逆境中自学成材的人。他自学了勘测土地的手艺、历史、文学和法律。没有机会时，他认真准备，创造机会。黑暗的时候，他看到光明。现在回想起当年爸爸对我的影响和教育，觉得和林肯的一些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爸爸对我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6年--1976年，这段时期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和我。爸爸先是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后来又打成了“三开人物”。白天上班他要挨批斗、检石头、打扫厕所，工资也被降到36元钱一个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乐观看待人生，我没有听到过他的的任何抱怨。1966年，我小学没有上完，学校就停课了。过了几年，我就稀里糊涂地初中毕了业。当时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下放到十八里河五七青年农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种田、养猪、打井、盖房子样样都干，爸爸鼓励我放眼未来努力准备，走自学成材的路。他让我从初中的数理化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打基础。他千方百计地为我找教材，一旦找到新书，他会立刻专程给我送到农场。农场距家有30多华里，路又不好。骑自行车要两个小时，当时他已是古稀老人，那种情景，至今仍令我难忘。1973年，我们已经下乡三年了，突然的招工把我一夜之间送进了一家皮革厂，当了一名制革工人。那是一个什么工厂呀！到处是臭气熏天大池子，里面是一张张带着烂肉的皮子，令人窒息。我的工作是和另一名工人每天用手把这些皮子从一个池子里捞到另一个池子里。想到要干一辈子这样的工作，我的情绪很低落。这时爸爸鼓励我：别小看制革，里面的学问可大了，东京工大就有制革专业。你可以搞技术革新，改变环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么恶劣的环境，但爸爸在逆境下对我的鼓励却仍然在激励着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1974年,我被分配到531机械工业学校，那又是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地处愚公家乡的济源县，学校在偏远的山沟里，离最近的县城也有几十里，教师全是没有一点教学经验的新老师。面对这种情况，爸爸写诗鼓励我：“太行王屋虽僻地，山沟里面有文章。”后来我坚持自学，在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了研究生。爸爸高兴地说：“这篇文章让你给做出来了。”

飞机仍在轰鸣，葛蔓已经醒来。爸爸的事是写不完的。正要就此收笔。葛蔓说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一下：爸爸一生处处为别人考虑。接着葛蔓流着泪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的12月妈妈去世了，姐姐、哥嫂们都回来了，大家十分悲痛。白天，爸爸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显得十分超脱，有时还在安慰大家，没有看到他流过眼泪。晚上，大家都睡了，葛蔓从爸爸的房间门口走过，听到房间里发出了低沉的呜咽声，走到爸爸的床前，看到他用被子捂着头，悲痛得整个床都在抖动。爸爸白天的表现都是做给大家看的，强忍着悲痛，为的是要我们不必为他担心，也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位老人哪！

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林肯是以一位十分可敬可爱的人。我则告诉我的美国同事们，我最敬佩我的父亲。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爸爸是我所知的人中最接近完人的一个人。我仰慕他的为人。我感谢他留给我们这个充满亲情的大家庭。这次，我们30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郑州，纪念爸爸百岁诞辰。我们告慰父母在天之灵，他们精心培育的“家族文化”，我们正在传承。 （2005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