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旅岁月到记者生涯
汪大绶(著名陶瓷专家汪璠之子) 我1951年“投笔从戎”,离别故乡江西乐平。在当了15年铁道兵,接着当了18年基建工程兵之后,1984年“解甲归政”,转业到煤炭工业部。“人生有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后悔”。33年的军旅岁月磨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的军人作风。2000年3月,我以《军旅生涯受益匪浅》为题,概述了军人作风的几个方面:“严守纪律,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行动听指挥;艰苦奋斗,四海为家,勇于吃大苦,耐大劳;无私奉献,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办事认真、麻利、实在,生活有规律,紧张而有秩序;性格直爽,待人热诚,尊重首长,团结战友,关心部属。”我转业后,先后在三个岗位工作,努力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谱写“老兵新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组织分配,勇挑重担.我1984年正式转业后的第一个岗位是中纪委驻煤炭部纪检组。这是我第一次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心里没底。但当组织上征求意见时,我二话没说,按军人的作风,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分配,并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被安排在纪检组办公室任正处级检查员,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于是,我从零开始,认真学习中央、中纪委、部党组关于党风党纪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熟悉煤炭系统党风党纪方面的情况,向老同志请教,边干边学,较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担负起纪检组主要文件,包括总结、报告、通报、典型材料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曾随纪检组组长王玉福到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江苏、上海、湖北和吉林等省市煤炭系统基层单位调研,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云贵川调研时,白天听汇报、了解情况,每天晚上加班赶写材料,只睡四五个小时,直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每年召开纪检工作会议,一般都由我担负会议主题报告的起草工作。1986年1月召开全国纪检工作会议时,我一人承担为部长、纪检组长等三位部级领导起草讲话稿的任务,压力大,时间紧,当时我又害眼病。在此关键时刻,我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把压力变为动力,带病工作,每天开夜车,有时通宵达旦,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一年,我还担负了纪检组给中纪委的六份报告的起草工作。其中《煤炭部党组从抓典型入手推广实现党风好转经验》的报告,中纪委领导作了批示,中纪委《党风与党纪》刊物作了选登。我为中纪委在石家庄召开的研究室主任会议撰写了《在改革中抓党风 端正党风促改革》的经验交流材料,会后被收入中纪委编辑的《研究新情况,做好新形势下的纪检工作》一书中。据统计,我在纪检组工作的五年间,起草了40多万字的纪检工作文字材料,其中给中央、中纪委的报告19份,部级领导长篇讲话稿21份,纪检组年度工作总结5份,还参加或主持了《煤炭纪检》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国煤炭报》刊用了我撰写数十篇稿件,大部分在一版刊发,对促进党风党纪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从事文字工作的四点体会:一是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中纪委、部党组的指示精神,领会领导意图;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三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四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水平较高的材料。 我在纪检组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信任和肯定。1986年年终,我被评为煤炭部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中纪委任命我为中纪委驻煤炭部纪检组副局级检查员。“从战争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做合格记者.1988年7月,在纪检组撤销后,我调任中国煤炭报副总编辑。这是我第一次从事专职新闻工作,心里也没底。但既然组织上任命了,就理应迎难而上。我和新任总编辑的陆群都决心“努力学习,以身作则,勤奋工作”。 我在报社除了参与报社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外,分管通联部和经理部。我认真学习《新闻写作学》《报纸编辑学》《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业务书刊,虚心向老编辑学习,不耻下问,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提高业务水平,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 我分管通联部,同记者接触多,把每位记者当作朋友,以诚相待,想记者之所想,帮记者之所需,尽力为记者办实事,为记者鼓劲,建立和健全了一套管理制度,包括记者的选拔、考察、任免、培训、记分考核和奖励制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涌现了一批知名记者,为办好报纸作出了贡献。 我分管经理部,从建立和健全经营管理职能部门开始,1988年9月成立经理部,承担广告、发行和经营业务;1992年2月成立闻森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承担多种经营任务;1993年9月增设发行部,经理部改为广告部。各经营管理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发展报业经济创造了条件。我注重提高经营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首先选好领导骨干,坚持既看本事,更看本质。经过全面考察,推选出的广告部和发行部主任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高级职称,具有采编和经营管理两方面的经验,任职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同时,要求所有经营管理人员弘扬敬业爱岗、艰苦奋斗和清政廉洁作风,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而且,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大家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由于全社的共同努力,使报社广告营业额1995年比1988年增长9.5倍,报纸发行收入1995年比1988年增长1.45倍,增强了报社的经济实力。 我在抓记者工作和经营工作的同时,重视从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水平。为此,我勤奋笔耕,不当“甩手掌柜”,时而与同事一道采访,时而自己单独采访。经过几年的磨炼,逐步掌握了消息、评论、专访等各种形式的新闻作品的采写方法,先后在《中国煤炭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新闻作品和散文。如对朱容基的采访报道,拜访19位老部长的报道,对艾青、邵华泽、文怀沙、庞中华的专访等。1994年2月,我的传略被收录于《中国报界知名编辑记者辞典》。“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开拓创新,热情服务报业.1997年初,我在全国性行业报的行业组织——中国报协行业报委员会任专职副会长,1999年5月兼任秘书长。这是我第一次从事报业协会的专职工作,心里同样没底。但承蒙会员报社信任,理应尽心尽力为行业报发展服务。 在从事报业协会专职工作六年半的时间里,我把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以满腔的热情服务报业。我从实践中感受到:“协会的生命力在于活动,协会的凝聚力在于服务”。因此,在会员报社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适时开展了多项活动。包括维护会员报社合法权益的活动、探讨交流活动、专业培训活动、评比表彰活动和国内外报业考察活动等。我总结了开展活动的五条原则,即咬定“服务”职能不放松,大家的事大家办,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从实际出发把握好“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中国报业》杂志作了转载。 我每次策划组织活动都遵循这些原则,尤其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周密思考,充分准备,务求搞好。1998年10月召开了“发展报业经济,繁荣新闻事业”研讨会,由于主题明确,准备充分,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扎扎实实,因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后,我与戴仁杰同志主编了协会成立10年来的第一本文集《中国行业报发展之路》。2000年11月召开了“21世纪中国行业报发展论坛”。会后,我与吕华麟同志主编了协会的第二本文集《纵论二十一世纪中国行业报》。这两本文集共75万字,发行4500册,融理论性、实用性、史料性、可读性于一体,对发展报业经济有一定的参阅价值,受到欢迎和好评。 我在组织国内外报业考察时,同样遵循“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每次考察出访都周密安排,事前有考察提纲,事后有考察报告。但凡我参加考察,都主动执笔起草考察报告。1998年5月,我们组团赴西欧考察,先后访问了德国四大报纸之一的《法兰克福周报》、荷兰第一大报《邮报》、法国最重要的华文报纸之一的《欧洲时报》和比利时第二大报《标准报》,侧重考察了报业管理方面的情况和经验。回国后,我执笔写出了《西欧报业考察与思考》的报告,刊发在《报业信息》上,供会员报社借鉴。2001年9月,我组织包括协会三位副会长、三位社长、两位副总编辑在内的学习考察团赴河南考察,学习河南日报、大河报、洛阳日报等兄弟报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完成“二次创业”任务的成功经验,执笔写出了《走出北京 取回“真经”》的考察报告,上报下发,引起了河南省委、中国报协及会员报社的重视。 为了向会员单位及时提供报业信息,我1997年年初刚担任协会专职副会长后,便将协会会刊《简报》更名为《报业信息》,并主持编辑工作。六年半共编发240期,平均每月3期,共发布信息约1400条,发挥了“沟通情况,传递信息,探讨问题,交流经验”的作用,受到会员报社欢迎。 2003年7月,在协会换届时,由于年龄关系,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协会专职工作,带着愉快的心情退下来,得到会员单位理解。在此之前,2002年12月,我被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报业协会评为“全国报业先进经营管理工作者”。 回顾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20年,我在各个岗位上取得的业绩,重要的是得益于33年军旅岁月中受到的教育和磨炼,得益于传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如战友们所说:军旅情深,军魂永存。 (为《军魂赞》撰稿,2005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