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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3 19: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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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文化纵横谈
——从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说起
汪 军
朱书首倡皖江文化
今年是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一1707年)诞辰350周年纪念，他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杜溪，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并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戴名世关系友善，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就如同徽州文化称作新安文化一样。安徽自1667年建省以来，一直是以皖山(天柱山)及其向东延伸的余脉划分皖南皖北，《古今地名大辞典》“皖山”条解释：“通称(皖)，山南曰皖南，(皖)山北曰皖北。”皖山以北的皖北地区属于两淮文化体系，两淮文化横跨皖北苏北鲁南豫东，以道家文化为主要特色。皖山以南的皖南地区则有两大文化板块，以歙县、婺源为中心的徽州文化和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的皖江文化，皖南其它区域如宁国府(今宣城市)、池州府(今池州市、铜陵市)、太平府(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德州(今广德县)、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无为州(今无为县)则受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交叉影响，它们在一起构成了徽皖文化圈，亦称皖南文化圈。与江西、浙江的王学(阳明学)风貌不同，朱子学是徽皖文化的核心，不管是徽州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还是皖江的方氏学派、桐城宋学，它们的背后都有个庞大的身影——朱熹。
移民与皖江文化
在文中，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勃兴于明清时期，明代中晚期万历、永历年间诞生的方氏学派是其成熟的标志，而元代以后也是朱书此次征纂皖江文献的重点，“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其人大者登列史册，小者系名志乘，犹多自为纂录，各成一家。幸生其闻，食旧德，服先畴，谨守高曾规矩，即足以成其能而弗叛于道。孰谓吾皖无人哉!”值得注意的是，朱书特别强调了移民对皖江文化的促进作用，“皖人”非“古皖人”，真正的“古皖人”(原住民)只有十分之一、二，迁自江西的占了十分之五，迁自其它地区(主要是徽州)则占了剩下的十分之三、四。在元末至正(1341一1370年)至明初永乐(14o3—1424年)前后近一个世纪，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聚集在鄱阳湖畔的瓦屑坝，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移民们在此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据美国学者希拉里·J·比阿蒂和中国学者曾树基研究，在元末明初的近一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为32．6万人，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与朱书推算的“土著才十一二耳”极为接近。著名学者葛剑雄也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l668年)、方以智(161l-1671年)等。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都是全国知名的。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另外，在方言语区上，安庆话也属赣语区，“与湖北东南地区紧邻的是皖西南赣语区，以安庆为中心，包括今安庆地区各县及池州地区的东至县，与赣东北的语音类似”。(上述引文均出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如果再做进一步挖掘，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们，原籍是婺源和鄱阳的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婆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租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笔者去年发现了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大畈。为什么安庆人租籍多为鄱阳、婺源，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鄱阳旧为江西饶州府治所在地，辖境较现在大得多，在南宋时期由于毗邻首都临安，北方士族大量迁入，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多山的江西，都阳是一片难得的平原，人口大量繁殖，具备向外移民的条件。婺源虽属徽州府，但与徽州其它县邑不同，它不属新安江水系，而属长江水系，婺源诸水通过乐安江流入鄱阳湖。在地图上着，婺源一角凸出伸入江西境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婺源行政隶属几次反复，最终还是划入了江西，与鄱阳同属上饶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婆源是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朱子的家乡，传承朱子学说的徽系学者也多为婆源人和鄱阳人，婺源籍的有李季札、汪清卿、程洵、滕珙、程永奇、祝穆，鄱阳籍的有饶鲁、董梦程，其中饶鲁开创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开创的介轩学派对宋元学风影响颇大。了解了这一背景，就明白了皖江文化何以呈现朱学风貌，它更多地是来源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在元代以前的土著文化(古皖文化)阶段，主要贡献在佛教禅宗领域，儒学色彩很淡。但禅宗与宋明理学又有相通之处，彼此极易融合，可以这么说，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
信仰，是皖江文化的两大源头。
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
对于古皖文化阶段，朱书的视野主要侧重于儒学和传统的诗文领域，所以“传者寥寥”，颇为遗憾。“夫汉以来千余年矣，今名史凡二十一部，若汉文翁、朱邑，吴陈武、陈修，东晋何氏，宋龙眼三李之伦，都可指数。至经盛于汉，诗盛于唐，文盛于宋，吾皖必多其人，而传者寥寥，何也?毋亦后之人不能表而出之，或至存者日亡，亡者日尽也。”但如果将文化视野从儒学领域移开，投向中国文化的另一瑰宝——禅宗，就会发现一朵绽放的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18世纪，皖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姚鼐在其著名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打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并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道出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如果仔细解读这一篇文章，就会发现姚鼐实际上道出了皖江文化的两次高峰，明清以来桐城儒家文化的勃兴是一次，而古皖禅宗文化的勃兴也是一次。文章中这一段话极为关键：“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始矣。”在黄山书杜出版的《桐城派文选》中，编者对黄舒的注释是“黄山、舒城，桐城在黄山舒城之间。”这是明显的错误，即不合古文惯例，也不符合桐城实际的地理位置。黄舒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黄州、舒州，这一地区也正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与姚鼐在文中表述的“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相吻合，在这里，姚鼐道出了皖江“儒士兴”之前，还有一个“释氏兴”，而这恰恰是朱书所忽略的。
自东晋梁陈至宋代的六百余年间，在今安庆北部的皖山地区，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瑰宝——皖山禅文化。在六租慧能开创禅宗之前的原始禅宗阶段，皖山主脉天柱山和司空山是禅宗重要发祥地之一。在禅宗成熟阶段，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汇集之地，寺院林立，海会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曾赫赫有名。皖山禅话可以写一本书，非只言片语能讲完，我只想谈谈皖山禅在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史上两次重要的融合。在禅宗的形成阶段，有来自印度的达摩禅系，也有中华本土的大乘禅系，这两个禅系的最初的融合即完成于天拄山三祖寺，三祖僧璨继承了二祖慧可的衣钵和达摩禅系，而天柱山地区也是大乘禅高僧宝志出没的地方，据《五灯会元》所载：“宋泰始二年(466年)，发而徒跣，着锦袍，往来皖山剑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头，负之而行。”这种历史的机缘，使僧璨得以有机会融合达摩禅系和大乘禅系，并创造出早期禅宗的最重要成果——《信心铭》。禅宗成熟时期形成了五宗七派，其中以曹洞宗和临济宗影响最大。北宋年间，临济高僧浮山法远住持浮山华严寺，欧阳修听说浮山法远禅术奇逸，特地造访华严寺，浮山法远因棋说法，令欧阳修叹服。时曹洞宗六世祖大阳警玄见诸弟子碌碌无为，无人能传其衣钵，便将衣钵授予浮山法远，委托其代为寻找传人，后来浮山法远将衣钵传给华严寺高僧投子义青，投子义青成为曹洞宗七世租，曹洞宗高僧委托临济宗高僧寻觅传人，这在禅宗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标志着曹洞、临济开始走向融合。晚年，浮山法远在会圣岩下完成了著名的《浮山九带》，九带分为佛正法眼藏带、佛法藏带、理贯带、事贯带、理事纵横带、屈曲垂带、妙叶兼带、金针双锁带、平怀常实带，是中国禅宗的重要文献。
面向自然的方氏学派
朱书生活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与具有遗民情节的方苞、戴名世交往颇深。方苞被后世目为桐城派开创者，实际上，桐城派的真正开创者是姚鼐，作为曾经辉煌于明万历、永历年间的方氏学派的最后一脉余晖，方苞充其量只能算是桐城派的精神领袖，姚鼐窃取了这粒火种，使皖江文化薪尽火传，这是姚鼐的高明之处。
朱书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征集史料的时限，实际上包括整个明代，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近三百年时间，所谓“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朱书的志向与戴名世搜集南明史料有相通之处，要一网打尽三百年皖江精荚，”今《江南通志》，安庆人物，明以来不过数十百人。《府志》十八卷，人物仅两卷，明以来凡五、六百余人，人各数语，不但不足概其一生，而卓然可传后世者或复不备。书不敏，窃不胜悼惧，恐先贤沦弃不得以闻也。夫汉、唐、宋千馀年，皖人不多著见，而一盛于元以后至今，可谓难矣。乃卓然可传者又渐不传，岂不惜哉!”在汉唐至宋元的千余年中，皖江文化寂寂无闻，而自明代开始，皖江人文蔚起，并最终孕育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方氏学派和桐城宋学派，其原因除了前面讲的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两大传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自由讲学之风的普及。
宋明时期，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了巅峰，由春秋私学传统逐渐演变的私立书院、讲会制度和社团组织，是宋明理学文化的重要形态。学者在野的讲学身份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是儒家人物的标志。皖江讲学之风始于何唐，盛于方学渐，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尝谓：”(何唐)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方学渐)先生益昌大矣!”(《桐城耆旧传》)方学渐还与赵鸿赐，童自澄相继创办了桐川会馆、辅仁会馆等书院，桐城一地竟相成立的会、社学术团体还有斗冈、孔川、枞川、金山，讲学之风波及九华、齐山、祁阊、龙舒、庐江等地。方学渐还以皖江人文领袖的身份，与无锡东林书院交往密切，高攀龙将方学渐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并称，而顾宪成则在《千里同声卷》中，赞誉方学渐“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对方学渐学术造诣和高尚人格充满敬意。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才促使皖江流域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从方学渐开始，到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五代风流不绝，形成了著名的桐城方氏学派，这一学派还包括方以智外祖父吴应宾，方以智业师白瑜、王宣，以及钱澄之、揭暄、余扬等人。这一学派对中国文化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周易》的研究上成果斐然，是象数派易学的集大成者。桂林方氏家族五代研易，方学渐著《易蠡》，方大镇著《易意》和《野同录》，吴应宾著《学易斋集》，王宣著《风姬易溯》和《孔易衍》，至方孔炤及其子方以智集家学大成，著《周易时论合编》。北京大学著名易学家、博士生导师朱伯昆在《易学哲学史》中说：“由于元明以来象数之学的流行，特别是象学思潮的兴起，明代许多易学家成为象学的拥护者，并同其它流派展开了论争。到了明朝末年，随着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易学界出现了总结北宋以来象数之学发展成果的要求。这一任务，由方孔炤及其子方以智担负起来了。”由于方氏学派以河洛之学和先后天易学解释《周易》经统，将象数之学推向极端，遭到了清代易学义理学派和考据学派的抨击。就这一点来说，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象数之学，又标志着宋易中象数流派的终结。
方氏学派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明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他们所以推祟象数之学，也是同其格通物理，探讨自然的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物以利民用的兴趣在一起的。方氏学派的第二大成就，便是其探索自然领域中形成的质测之学，王夫之曾赞誉：“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骚首问》)。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方以智把学问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通几(哲学)，并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寓通几于质测”这样带有近代色彩的观点。方以智还提出“以泰西为郯子”，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曾登门拜访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向他询问“历算奇器”和天文知识，还曾厚交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同他研讨西方医学和天文知识。方以智还让次子方中通结交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与之游学京师，学习数学等科学知识。据美国耶鲁大学彼德逊教授1975年统计，方以智早期著作《物理小识》中从当时传教士传入的书籍中援引的资料，约占百分之五。
方氏学派成员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枞阳浮山和安庆郊区白鹿山一带，浮山脚下的在陆山庄和白鹿山下的白鹿山庄，是桂林方氏家族主要居住地。明亡后，鹿湖老人方孔炤闭关白鹿山庄，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周易时论合编》，后由其子方以智续成。方以智业师白瑜别号石塘老人，隐居大龙山石塘湖畔，往来于龙山枞川间。方门的墓葬也多在这一地区，方学渐葬于枞阳莲花湖畔(今枞阳中学内)，方大镇葬于白鹿山，方孔炤葬于合明山，方以智和其外祖父吴应宾均葬于浮山。这一伟大家族和学派的最后的目睹者是方以智侄子方中发，方以智晚年讲学青原山和沉江惶恐滩的最后岁月，他与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一直陪伴左右。方以智沉江后，方中发便隐居在白鹿山庄，数十年不入城市，直至去世，他将家国兴亡的无常统统融摄入他的《白鹿山房诗集》。
从桐城宋学到新文化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方望溪论清议》，对清政府借“东林祸国论”打压“清议”提出批评，徐复观借古讽今，节抄了方苞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一文中对于魏阉余党仇视清议的情形及其原因与结果的陈述，指出方苞的见解，“使生于今日民主世界中的中国知识分于，读了也应有所感发羞愧”。方苞在文中认为：“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故小人不约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挤之，以为是乃心非巷议，夸主以为名者也。故君子之有清议，不独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进之小人亦嫉之；盖自度异日所为必不能当大人之意也。”并认为“惟祸言于清仅，诛及于清议，则其亡也忽焉。盖必如是，然后中良凋尽，百度皆昏，而国无与立也，”正因为清议利国利民，才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为他们所嫉恨。不是清议导致亡国，而是扼杀清议导致亡国。徐复观先生最后说：“一个时代到了从言论上，知识分子也不敢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甚至许多人以不为天下国家负责任为高超，而视对天下国家负责任者为罪过，则这一定是‘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
方苞是方以智族孙，曾为方以智遗作《断截红尘图》题跋，颂扬方以智为“四真子”(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家族的传承使方苞一生恪守宋明要义，以弘扬士大夫的精神为人生使命。无独有偶，中年辞官的姚鼐以江南各大书院为基地，以宋学相标榜，以古文相传授，并以方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开启了一代学风。19世纪初，和珅案的爆发显示出清王朝扼杀清议带来的恶果，腐败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与洪亮吉上书事件相呼应，姚鼐写出了著名的《翰林论》，表面上批评翰林借口无言事之责逃避政治责任，实际上将矛头指向了清代限制言事的制度。在文中，姚鼐明确指出翰林的“谏争”之责是中国唐宋元明的制度，官制虽有变化，翰林之责没有变化。他还不避文祸，指出明代官员“谏书”之风远过于清代，“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连英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由于姚鼐要求恢复东林政治传统的主题近乎直白，因而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而被广泛流传，梁章钜、朱琦都曾引用此文，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亦将其收入。
姚鼐的弟子们积极行动，力图唤醒沉睡已久的“士”的精神，管同、刘开著文抨击满清专制对士习的催残，“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管同《说士》)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考据派脱离实际的学风，并大胆为明代东林党人辨护。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尝试恢复明代的自由结社传统，道光九年(1829)春天，翰林院编修黄爵滋、徐宝善邀请二十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湛春集”，其主要参予者是以梅曾亮为核心的桐城派人士，如姚莹、张际亮、汤鹏、朱琦、孔宪彝，还有公羊学派人士龚自珍、魏源、汪喜荀。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张穆、何绍基发起的为顾炎武立祠并定期会祭活动，主要参予者依然是桐城派人士，包括梅曾亮、朱琦、汤鹏、龙启瑞、曾国藩、邵懿辰等。姚鼐的侄孙姚莹更是以鲜明的入世精神活跃于嘉道年间，1843年，在台湾抗击英国侵略者五战五捷的姚莹被清廷诬谄下狱后，觉醒的士大夫们集体到京郊长申店迎候被革职拘押来京的姚莹。著名学者汪中之子汪喜荀得知姚莹下狱后，放声痛哭以至呕血而死。福建名士、姚莹挚友张际亮抱病护送姚莹入京，到京一个月后即病逝于明代忠臣杨继盛故宅，何绍基撰挽联赞曰：“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浇燕市；真血心男子，生依石甫(姚莹)，死傍椒山(杨继盛)。”姚莹还是经世派重要成员，与龚自珍、魏源同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其著作《康车酋纪行)也是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城派在清末民初开始走向衰落，但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却在皖江另一批人身上开始复活，他们被称为“少年”或“新青年”，其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在安庆城内，南水关陈衍庶(陈独秀嗣父)家族，小二郎巷方守敦、方守彝家族以及邓绳侯家族都是皖江著名的理学世家，服膺桐城。陈衍庶工于绘画，方守彝工于宋诗，方守敦工于书法，邓绳侯热心教育，他们构成了儒雅的安庆士绅的核心阶层。但他们的儿子却热心西学和革命，桀骜不驯，反叛成性，陈独秀、邓仲纯、邓以蜇、方孝旭、方孝岳与一群朋党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易白沙、刘文典、光明甫、高语罕、高一涵，既是安庆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原始动力。尽管他们有的原籍不是安庆，但从1903年安庆藏书搂演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关键的十年，他们都在安庆。他们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首卷六号的主要作者群，著名学者、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毕生关注聚集在安庆城的这一新文化运动原始动力，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既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要清楚了解该运动倡导中心力量的结集过程及其性质，自然也应先以《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为研究对象。”他在仔细考察《新青年》首卷作者群背景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杂志的创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上述引文均出自作者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在首卷六号中，有陈独秀揭橥的“人权”，：“科学”两面旗帜，高一涵对西方宪政的介绍，刘文典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崇尚尚武精神的潘赞化则着力推介欧洲名将，还有反孔的易白沙对墨学的阐扬。更让人难忘的是，这批昨日在安庆城共同奋斗过的青年对“新青年”共同的呼唤，他们虽被袁世凯、倪嗣冲的“北军”逐出安庆城，但热血未冷，希望有一批英勇刻苦的“新青年”担负起建设“新国家”的重任，就象他们曾经努力实验的那样。这些文章有陈独秀《敬告青年》、易白沙《战云中之青年》、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
可以这么说，早期新文化运动的血脉一是安庆“新青年”在反清革命中形成的民族和民主主义意识，另外一个就是安庆城这三大理学世家延续的桐城宋学传统，这种传统对于出自这三大家族的陈独秀、方孝岳、邓以蛰、方令孺、宗白华、方玮德、邓稼先、舒芜来说，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文氛围，家族之间的交往、联姻以及共同的文化志趣，对后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已年届八旬的舒芜老先生(方守敦之孙)在自传中仍然回忆道：“我的姑丈邓仲纯与陈独秀都是怀宁(今安庆市)人，从小在一起长大，非常要好。邓家、陈家和我们方家，都是几代人的通家之好。这些情况，我们小时候听老辈人谈过很多。陈独秀的父亲陈衍庶先生，同我的伯祖父方守彝先生、祖父方守敦先生以及我姑丈邓仲纯先生的父亲邓绳侯先生，当年都是皖垣学界、文林的同辈交游。陈独秀同我的几位伯父、我父亲(方孝岳)、我姑丈邓仲纯以及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蜇，又是新一代的同辈交游。”(《舒芜口述自传》)这三大家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已流布于四方，东门迎江寺和西门大观亭早巳成为家族记忆模糊的背景。这当中后来走得最远的是美国原助理国务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方守敦孙子方重审外甥女)，她成了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但她不断地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桐城血统，而她的长篇小说《春月》则依然散发着浓郁的家族气息。
不死的白鹿
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的最后，朱书向安庆六邑人士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共同参予皖江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敢告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其有先贤奏疏、文集、并望借览，抄录纳还原本，不敢敝污。同襄盛举，以垂不朽，幸甚!幸甚!”朱书的声音穿过三百年的时空，依然在皖江大地回响。皖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了安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除皖山禅文化、桐城儒学文化、《新青年》早期作者群三次高峰外，以石牌为中心的皖河流域还先后孕育了徽剧和黄梅戏，走出了高朗亭、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搂、杨隆寿(梅兰芳外祖父)、郝天秀、叶盛兰、夏月润、夏月珊、丁永泉、严凤英等一大批艺术家。而在安庆城北的龙山凤水间，还孕育了一代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他创立的皖派艺术光耀中国艺坛。作为皖江后人，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延续朱书的事业，发掘整理皖江文化遗产，将先贤的美德，人文品格和精神财富推向全世界。
传说在远古时期，安庆城东一带有白鹿出没于山湖间，白鹿神奇美丽，在森林，在湖畔，在山中，都留下了她神秘的踪影，于是，人们便把白鹿出没过的山取名白鹿山，白鹿出没过的湖取名鹿湖，而当传说和想象逐渐在心灵麻木时，又有一批文人从《周易》和远古的经典中搜寻，创造出和白鹿一样神奇的白鹿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安庆城从八百年前的古皖口、四方城开始东扩至这一块富有神性的土地，沉睡多年的白鹿的传说又开始复活，皖江人文精神也开始苏醒。我们相信，勤劳勇敢的安庆人民将会继承祖先变通开放的世界意识(主要体现在《新青年》杂志早期作者群身上)，刚毅进取的人生品格(主要体现在桐城宋学的“士”的精神)，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主要体现在方氏学派“坐集千古之智”的治学胸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我们新的贡献，创造出皖江儿女的独特成果。
摘自2004年4月26、30日及5月14日《安庆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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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3 19:0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