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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博客－绿静春深---独赏明月－大家族荣耀的体现
大家族荣耀的体现——汪溪自传 (2007-12-16 11:33:22) 汪氏家族在苏州城东北街一带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坐落在东北街的一所老宅子，即使在晚清时代也算不上豪华。汪府在苏州乡下也没有置田产，只在太湖支边的一个村子旁边，有一块约一亩的坟地。
祖父在晚清朝廷的翰林院供职，翰林院是编修书籍、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充当科举考官的。翰林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的人，是当时文人阶层中的精英。从我记事的年纪起，就不时地听到过长辈们讲述我的祖父在公鸡尚未唱晓的时光，就匆忙起床漱洗，赶进宫中去上朝的事。人们不免添油加醋、眉色飞舞，给我留下了模糊的记忆。
那时，一夫多妻不但不违法，反而是家业鼎盛的标志，会受人称赞。祖父辈大概是三兄弟，家族就因为他们都一妻多妾而繁衍得人丁兴旺。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们的子女比如我竟有嫡出和庶出的叔伯17位、姑姑8位。他们有到国外留学的，有到北京、上海去读书和成家立业的，始终留守苏州的不多。东北街的这个老家已成空壳，一个封建大家庭解体了。
父亲的堂兄汪荣宝是我们的三伯父，三伯母又是我的六姨。两堂兄弟与两姊妹结亲，亲上加亲。又因为两家的住宅都在东四八条，他家在东四八条30号院的花园与我家在34号院的侧面书房隔着另外3家通过后院相通，我们两家的密切关系，不比寻常。三伯父育有五男二女，我家有三女二男。孩子们的年纪相互交错，都以兄妹、姐弟相称。他家几个男孩都子承父业，一家堪称是外交世家。
三伯父家是朱漆大门的中式大宅子：共四进庭院，最后一进的后门开在东四九条胡同，可见宅子的进深了。
走进大门，和它并排的四五间平房是供看门人（也叫门房）和男佣人们使用的。第二进坐北朝南的“堂屋”悬挂着黎元洪和徐世昌两位大总统书写的一横一竖两条宽幅匾额，显示出宅子主人的显赫身份。“堂屋”两侧各有一两间小客厅。这一进的东西厢房都是有卧室、书房和洗手间的住房，是为成了家的儿子们准备的。单这一进就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完整的四合院，院内栽着塔松、龙爪槐等名贵树木。
第三进是宅子的中心。红漆圆柱，雕梁画栋的走廊；中西式结合的正房大客厅，两侧各有一间和两间宽大的主卧房，有全套现代化洗手间设备；西厢是主人的书房，有门通向花园；东厢的饭厅放置着各有十座位的两个大圆桌。这一进所有的房屋都是细地板铺地。
第四进是后院，四五间平房一溜儿排开，西边开个后门，同花园相通。
第二、三、四进两边房子外面都有走廊相连，既可遮阳又防雨雪。
阴历年的除夕晚上，大约在晚饭时刻，我家老小都会到三伯父家和他们一起祭祖。
正中堂屋大客厅的门敞开着，长长的供桌跨在客厅和宽宽的走廊之间，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祭菜、糕点、水果，酒杯、碗筷应有尽有。房顶上吊装着一盏“汽灯”，整个大厅被乳白的弧光照得一片通明，使供桌上那些由高脚烛台擎着的蜡烛，变得黯然无光了。
供桌上面设有祖先们的画像。祖先是谁？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举行跪拜磕头的礼仪时，到场的大人孩子，要按辈分长幼的顺序，一个接一个，跪倒在拜垫上，按规定三叩首。我被喊来，跪在拜垫上，学着长辈女眷的样子和姿势，顿着手叩头。原来女人和男人的跪拜动作还不大相同呢。
在孩子们的眼里，祭祖的高潮不是祭祖的礼仪，而是之后的燃放烟花炮竹。震耳欲聋的“二踢脚”、用竹杆挑起的长长的“挂鞭”，让孩子们捂着耳朵围着它们乱转。大大小小的“盒子”放出五颜六色、花样翻新的“礼花”，真让人眼花缭乱。放花炮的人主要是男佣工和年纪大些的兄长，孩子们是没有份的，更不用说女孩子家了。
三伯父汪荣宝是名副其实的大官僚，他曾留学欧洲（法国和比利时），并在那里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又出使日本任公使。因中日两国之间某种外交纠纷被南京政府召回，30年代初，退出了外交界在家赋闲。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才见到他。
三伯父身材高大魁梧，不苟言笑，很是严肃神气，使我感到拘束，又有些畏惧。感觉他一点也不像一个老外交家，特别是举止没有带什么洋味。
三伯父的书房很宽阔，书柜中的藏书，多是中国的古籍，外文书籍不多。他学惯中西，国学基础不薄，爱好诗词又工于书法。玻璃厂有名的荣宝斋文物商店的师傅是他的常客，他们来是同他商谈买卖字画文物，或出版他的什么著作之类的事。
这年元旦之后，他的弱智二儿子茂先的妻子为汪府生下了第一个第三代、一个长孙起名尧仁，，他书房的墙上便新添了“元旦书红今岁得龙”的喜庆横幅。那年正是龙年。他的欢欣也暗含着稍许进入老年的心境。
他似乎是以书房为家的人，很少到上房的大客厅同妻子、女儿、儿媳等女眷围坐叙家常。或许他心里还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卸任公使回国时，他带回来一位30岁上下的日本女子“托西”，叫我们晚辈称她“恩娘”，就是她的一位小妾了。宅子一长排正房，左右两边各有侧室作主卧室。三伯父的卧室在右，托西的卧室在左。
托西出身贫寒，原来是东京中国公使官邸的“下女”（日本人对女佣工的称呼），她高高的个子，身体娇弱，走起路来，杨柳细腰不停地扭动。可惜她染上了毒瘾，每天离不开吗啡针。她很少在众多家人相聚时露面，虽然客厅就在她住房外面。三伯父为人仁慈厚道，看不出她同托西有什么不和。儿女们似乎也接受了托西，但是托西真的难以融进这个大家庭，也是很明显的。
第二年夏天，忽闻三伯父因高烧不退，住进了协和医院的特等病房。接着就接连不断地传来他的体温始终居高不下的坏消息，两家的大人孩子都很焦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还没到花甲之年，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时，潘尼西林还未问世，金钱和良医也是无奈的。
丧事追求气派，办得很隆重。记得正值盛夏时候，宅子的中间庭院搭起了高大的天棚。故都北京拥有各种手艺的能工巧匠，搭天棚虽说不上什么顶尖的技术，但也算是很高明的。天棚适合四合院，城里不少大户人家需要搭天棚，办喜事、办丧事，或纳凉。
天棚用草席搭成。它依照庭院的大小高低，把它覆盖的严严实实，白天不透阳光，小雨不会漏水，晚上把它卷起，迎进凉风。棚顶还装有电灯，随时可以开关。这么宽阔的庭院，几天内天棚便搭好了。
灵柩停在正北的堂屋里，四周用大冰块围绕着。灵堂就设在大廊前的走廊上。悬挂的挽联，从上到下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走廊的一侧坐着一排念经超度的和尚道士。家属们按照辈分、亲疏、长幼区分，有的批麻穿戴，有的只穿白布孝袍，女眷们有的头上缠着白布，有的只戴白纸花。
停灵举丧期间，每逢有吊客来到，由门房引进，临近灵堂时、便高喊“××先生到”，刹时间念经的声音响亮起来，家属们各就各位，跪倒在两侧的拜垫上陪吊。一时，灵前跪拜的人密密麻麻有10多个以至20个。
我的九叔汪季琦是三伯父同父异母的胞弟，特意从南方赶来奔丧。进宅门后，走到第一进就开始嚎啕大哭，直到跪倒灵前。他用这种方式表现最深的哀痛，也是从俗，按当时社会上的习惯行事的。
据说按规矩应该是“七七”四十九天，大概因为天气太热，不得不缩短吧。停灵了半个多月就出殡了。把灵柩送到郊外一个寺庙停灵，以后运到苏州祖坟下葬。
出殡是显示治丧风光的最重要一步。灵车上的灵柩有特定的披盖，可能要符合死者的身份。灵柩由几十个人用木杠抬着，缓慢地行进。路途很长，抬杠人要两班倒，据说抬杠的人数还有讲究呢。
送灵的批麻孝子，手里举着幡，走在灵车前面，其他的家属和前来送殡的亲友，乘坐在用白布铺盖的只容两三人的小驴车，跟在灵柩车后面，一辆尾随一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尽，总有一两里长。
三伯父辞世，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托西了。她身在异国他乡，失去了依靠，孤苦伶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算她幸运。办完丧事后，天津有一位三伯父的旧友，曾久居日本，大概也是做官的人，愿意收留托西。她换了新的主子。
我是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的一次参加这种治丧的全过程。上中学时，我看过《红楼梦》书中荣、宁两府治丧的规模和气派，虽然汪府的治丧远远赶不上其阵势，不过，小说中的情景在民国时代一个故去的外交官身上重现，是我未料到的。 | 
发表于 2009-3-1 21: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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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2 21:3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