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WＴＯ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

汪洪能

记WＴＯ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
——汪尧田教授祖籍旌德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各大媒体同时报道了一条令国人为之一振的消息：经过１３年风风雨雨的艰苦谈判，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终于签定了协议?历经磨难的"复关""入世"终于露出了些许胜利的曙光。人们已经等得太久，那久已蓄积的力量和热情一旦爆发便成了燎原之势。
随着这滚滚的"入世"热潮，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对外经贸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关贸总协定研究的奠基人汪尧田教授作为中国"入世"的理论权威及最早倡导者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

１９１８年汪尧田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城内一书香门第。在皖东，全椒汪姓可谓是名门望族。祖父汪文鼎是清末的廪贡，民国时期出任过地方财政局长、全椒中学校长，曾为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作序，文重一时。叔祖父汪文绶是清末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淮安知府。叔父汪开栋是清末庠生，嗣后去了日本，至武昌起义时回国，任全椒军政府分府参议员，宣城县知事，芜湖县县长，后调入省教育厅任科长，主持留学生工作。叔父汪开模，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历任省立八中、省立五临中校长，安大、安师大教授，并曾积极参与"反内战"的民主运动。
如果说汪家祖上这几位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路，那么汪尧田的父亲汪开樾的选择就多少带有忤逆的味道了。汪开樾在家中行九，生来禀性气质与众不同，从不喜欢循规蹈矩地弄文造句以求仕途，却偏爱绘画，追求新潮，崇尚西方文化，还常常会做出一些标新立异的事。
比起叛逆不驯的父亲，母亲叶氏给予汪尧田的影响更为深刻。叶氏不仅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熏染，幼年时还曾在教会学校接受过美式教育。因此，她的思想一直比较开明，且从未裹过小脚。汪尧田出生的时候，这个曾经人丁兴旺、门庭显赫的大家族已开始走向衰落。汪尧田发蒙时，这个家族已无力供养先生，于是，６岁的他开始跟着哥哥到私塾去读书。
汪尧田读初中时，家境越发困难了。先是家中的几个老人相继谢世，接着父亲又患了肺病不能出去工作。这时，年轻时"不学无术"的父亲为人诟病的绘画手艺，居然成了维持家中生活的全部来源。谁能说这不是造化捉弄人?年轻的汪尧田为了把父亲的画作一张一元钱卖出去，开始注意到利用人们节日装点居室的需要和妇女、青年偏爱新潮的心理进行推销。就这样，靠父亲的画他终于读完了初中。然而，１６岁那年，肺病终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汪尧田不得不辍学谋生了。他参加了乡下招聘校长的考试，并且一试而中成为一所小学的校长。说是小学，校舍其实就是一座破庙，除了一名打钟的工人外，汪尧田一身挑了校长、教师、总务等职。仅有的教具是一块青石黑板。没有教材，汪尧田用自己编的小册子给那些年龄甚至超过自己的、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上课，极低的报酬甚至不能维持母亲和家人的生活。他就这样一边教课，一边勤奋地刻苦自学，并巧遇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乡村传教士。那位传教士有感于汪尧田的勤奋刻苦和旺盛的求知欲，送给他一本原版的《富兰克林传》，并经常教他英语。传教士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汪尧田的思想，而富兰克林自我奋斗的精神则深深鼓舞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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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畔的枪声掀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为了躲避战乱，年仅１９岁的汪尧田决定和母亲、弟妹随同舅父一家逃难到四川。临行前，感慨万千的汪尧田赋诗一首作别故乡：烽火弥南北，家国难千重。男儿志四方，安能蛰故乡?
经过了千里行程，逃过了无数磨难，最终一家人来到了山城重庆的歌乐山下，寄居在一户姓刘的人家。母亲以贩桔和为穷人缝被缝衣维持家计，汪尧田和较早逃到重庆的大哥则半工半读，一边求学，一边助母亲养家糊口并助弟妹入学读书。１９４０年，汪尧田以难民身份考取了当时西迁的重庆大学商学院，跨出了人生之旅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重庆大学以校风纯正、治学严谨、名师掌校著称。在这儿，汪尧田开始了他商贸专业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不久以后，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为思想进步，被国民党逮捕关到了贵州的息烽。受此影响，商学院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当时因避战乱，复旦大学也西迁至四川的北碚、夏坝一带，且有着一大批当时非常著名的教授，如曹禺、张志让、陈望道等等。想起大哥汪通祺正在复旦读教育系，汪尧田求大哥代为介绍，经转学考试并获优良成绩后，顺利地转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三年级。
在复旦期间，汪尧田如鱼得水。他一面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一面结识了一些有着共同志向和追求的进步同学，为了寻求中国发展的前途，他们共同成立了"经济问题座谈会"这一学术组织，并请名师张志让先生担任组织的指导老师，而汪尧田则被同学们推举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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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９４４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中。当时中国战区加入盟军作战的国民党政府为配合盟军打通中缅公路，下令懂英语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要应征担任美军的英语翻译。此时，即将从复旦毕业的汪尧田因年轻有为且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加上强烈的报国心，他自愿报名到驻军盟军总部里做了一名军事翻译官。
战争结束后，充满喜悦的汪尧田怀着满腔的热情乘美军飞机到达了上海，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大发横财的丑恶表演。而一些在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一起读书的同学到上海后也摇身一变，成了政府要员，把当年立志振兴民族经济的宏愿一笔勾销了?汪尧田失望极了。本来，以汪尧田在美军做了一年半翻译官的资历留在上海谋个一官半职是不难的，然而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１９３７年在逃难入川的途中，他就曾立誓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而决不走追名逐利的仕宦之路。因此在内心里，他很想继续探索研究经济问题，从中找出富国强民之道。特别是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他很想去美国继续研读专业。但另一方面，他此时已有家小，他常常为自己连累妻小及母亲生活无定、奔波劳碌而深感自责。但是最终在亲人的理解、支持和一片关爱中，汪尧田终于下定了决心：赴美留学。




汪尧田教授与WTO总干事鲁杰罗（右一）

赴美求学的行程是艰难的。汪尧田在海上航行近１４天。一上岸，美国的卫生防疫部门就把他借钱置办的行李全部扔进了海里，说是怕有传染病。汪尧田咬了咬牙，把这一切都忍进了心里，揣着口袋里所剩无几的美元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求学之路。
汪尧田进了华盛顿工商管理学院。为了挣足学费，也为了能够留一部分钱寄回国以奉养老母及抚养孩子，他什么都干过了：在食堂帮厨，当杂志推销员，卖领带……其中最苦的莫过于做守夜人。所谓守夜人，其实就是在一所博物院，每天晚上８点到次日晨６点，每隔１５分钟就要检查一层楼，检查完后就按一下设在楼梯口的电铃以示平安。然后，再上一层楼检查，同样１５分钟后按响电铃……整个晚上就如此上下不停地奔波，犹如一个机器人。一旦超过１５分钟没按铃，整幢楼就会警铃大作，第二天肯定被炒鱿鱼。但为了每月１５０美元的薪水，汪尧田咬着牙干了。然而人终究不是机器，白天要应付繁重的功课，晚上还要如此拼命地工作，没过几个月，他就累倒了。
这次康复之后，汪尧田无力也无心做"守夜机器人"了。然而他仍然必须赚钱维持学业。内外交困时，他所学的专业终于给了他灵感，经过权衡考虑，他选中了领带推销员这个职业。因为在美国，中国的丝绸比较受欢迎而且价格相对低廉，因此，汪尧田把领带带到了理发店，请店主们把它们挂在橱窗里。这样，每逢参加喜庆活动前总爱先理个发的美国人在理发时看到称心的领带，总会顺便换一条新的。此招果然奏效?汪尧田只需每天下课后到各个理发店转一圈，把卖掉的领带补上，再给店主几个小费，一个月下来，就可以净赚二三百美金了?
就这样，凭着坚忍刻苦和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在夹缝中生存的汪尧田终于在１９４７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并以卖领带的钱为支撑，转而于１９４８年初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如果一切就这样发展下去，不用说，锦绣的前程和富有的生活已经在向汪尧田招手微笑了。然而也就在这时，他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需要大批知识分子的讲话，这使他激动不已。早年所立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誓言再次在耳边响起。他没有继续留美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怀着报效祖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贡献才能的热情，冲破一切阻力，于１９４８年８月毅然回国，并直接回到了母校复旦讲授国际贸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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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经导师张志让的介绍，他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经济部门的组建工作。欣然应命的汪尧田首先被安排到华北大学研究院搞研究，不久又应邀参加了组建中央贸易部?即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前身?的工作，并被委任为对外贸易管理处副处长。新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在他笔下诞生的。
不久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汪尧田又被调到对外贸易部经济研究所，负责对亚洲地区农产品贸易区的研究。１９５４年，汪尧田参与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组建工作，既而又在该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１９６１年，汪尧田请调回上海，先参与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组建工作，然后继续留在该校从事外贸和教学的工作。中央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就像三座丰碑，记录着汪尧田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于中国经贸事业上所奏响的华彩乐章。
在建国之初这段难忘的岁月中，汪尧田怎么也忘不了１９５６年的万隆会议。１９５６年，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与中国政府订立含有最惠国条款的贸易协定。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下的旧中国曾被逼与各帝国主义签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最惠国"条约，因此我代表团对这一提议心存疑虑，不知是否应该和印尼政府签定条约，便打电报回国询问，要求了解"最惠国待遇"的实质以便定夺。这个问题由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转到了汪尧田这儿。由于汪尧田在１９４８年于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因此他照国际间遵循的惯例，赶出了一份近十万字的报告。?该报告后来编成《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一书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有关国际贸易法的专著。?在报告中，汪尧田引证了世界各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它的来历和平等内涵，并分析了清政府如何导致当年不平等条约的产生。他认为，现在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平等的地位上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签定含最惠国待遇的平等条约。这有利于扩大出口，降低关税。因而他的结论是：可以签定。
可以说，汪尧田的这十万字报告开辟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贸易伙伴关系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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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汪尧田已是６０岁的花甲老人了。为了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汪尧田凭着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厚积薄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去，并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和译著，撰写了数百篇的论文，为中国的经贸发展和"复关"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
时间一晃就到了１９８６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政府终于决定申请"复关"。为此，中央召开了三次正式会议，邀请中外权威、专家进行论证。在会议上，汪尧田明确指出"复关"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复关"的好处。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走"复关"之路，中国经济才能振兴。
随着"复关"申请的正式提出和"入关"的呼声日益强烈，为向学术界乃至全体人民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和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季崇威等专程来沪与汪尧田商谈。不久，在上级领导及前上海市长、中国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等人的关心下，年近七十的汪尧田请缨上阵，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现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并亲自出任主任。"中心"的首要工作是让中国了解关贸总协定，也让关贸总协定组织了解中国。十余年来，"中心"在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关系方面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获全国财经十佳读物和畅销书奖。可以说汪尧田领导下的"中心"及"中心"的各项研究成果为中国领导人决策是否"入关"、何时"入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理论依据。
然而"复关"之路并不平坦。从１９８９年６月到１９９２年２月，由于种种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经济制裁，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然而，即使在"复关"陷于低谷的这段时期，汪尧田仍在为"复关"做着宣传和普及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不但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而且，当一个又一个国家机关请他和他的学生去讲课时，当一个又一个企业请他和他的同事去"面授机宜"时，当电视台、广播、报业等新闻媒体请他宣讲有关知识时，他都不辞劳苦欣然允命。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江、浙、皖、沪等省市。他和他的"中心"成了社会各界了解"复关"和发展经济的咨询站、参谋部、智慧库。
１９９２年２月中国"复关"谈判重新启动，各项工作又开始紧锣密鼓地操办起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此时，一贯以勇往直前的精神高瞻远瞩地站在理论和实践的制高点上，为"复关""入世"鼓劲加油的汪尧田立刻提笔著述。第二天，《解放日报》、《国际商报》、《金融时报》及香港的《大公报》、《经济导报》等报刊同时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发了他的观点和想法。
然而，汪尧田对于中国经贸事业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这些。作为一代学人，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高等学府的讲坛上，都曾留下过他智慧的身影，都曾回荡过他那带有安徽口音的普通话的宏亮声音。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里，他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兢兢业业，耕耘不止，培养了几代从事外贸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人才。多年来，共有三千余名本科生、研究生直接聆听过他的授课，得到了他的教诲。
由于汪尧田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声誉，１９９１年他就是首届"对我国高等教育有突出贡献"的高教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世界名人学会先后通知他，他已被选入国际有杰出成就的世界名人录。英国名人传记中心主任在给汪尧田的专函中称："您是在全球范围的广大人士中选出的有杰出成就的精英。"
?责任编辑　张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