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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3 16: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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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 (作者:汪澍白)
毛泽东早年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Q)毛泽东也着实听老师的话,下工夫仔细研读过《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的(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他当年留下的手迹“咏芝珍藏”。1917年8月23日,他在与黎锦熙论学的长信(以下简称《论学书》)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者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 青年毛泽东何以对曾国藩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呢?通过研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看出他作过多方面的审慎考虑:
一“圣人既得大本”。
曾国藩服膺程朱理学,宣扬大本一源之道。他说:“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纷而殊矣。”① 又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② 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老师的诱导下,也钻研过性理之学,尤刻意探求所谓本源问题。他在《论学书》中反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他所阐发的本源论同曾国藩一样,都出自朱熹的理一分殊论。在历史观方面,曾国藩强调以心力转移风气。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己。……此一二人者之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③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他在一师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得到杨昌济的激赏,破例给打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在《论学书》中,他还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尸这样,他就把天理与人心贯通起来,并使心力的作用,落实于经世纬国之大业了。
宇宙之真理虽然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但有偏全之不同。据此,毛泽东在《论学书》中又提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这就接触到了儒家思想特有的圣人观问题。
如何成圣,是历代儒家反复讨论的话题。孔子把圣人看成与天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把圣人从想象的天国接回人间,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确立了“圣人可及”的思想。曾国藩继承孟子的思想,作《圣哲画象记》,开列了32个圣哲名单。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一一笔录。其中“文周孔孟”、“周程朱张”是内圣的典范;“葛陆范马”是外王的表率;“班马左庄”、“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的圣手;“许郑杜马”是考据的专家;“顾秦姚王”是清一代学界的宗师。曾国藩说:“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① 可见无论从义理、考据、辞章入手,条条道路都可以超凡入圣。切诫广心博骛,浅尝即止。
毛泽东对圣哲的类型,也作过分析。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②“传教之人”即所谓“内圣”一途。“办事之人”即所谓“外王”一途。在毛泽东看来,内圣与外王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至若考据、词章,他似乎并未看作圣门的要务。
《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条:“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又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这就是说,礼乐典章以及一切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都是圣人的创作。“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并未穷究天道人性之大源,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讲堂录》中还有这样两条:“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贯通大本一源之道的圣贤。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即令功盖当世,也不过是“办事之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把曾国藩称为“传教而兼办事之人”,这就是一种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境界。《论学书》中晶评近代领袖人物的那段话,为此作了详细论证。袁世凯精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术,希图以手腕智计笼天下,但却与圣贤学脉完全绝缘,“如秋潦无根,如何能久?”孙文创建革命事业,忠心报国,但却从抓武装起义入手,而不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为从陆王心学和今文经学出发,融合西方学术与政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论古改制、变法维新和三世大同的理论,表面看去,“似各有本源”,然而,细加分析,则正如梁启超所道破的,是“支绌灭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折衷主义的杂凑,并没有探得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在近代中国,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的,只有曾国藩一人。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将曾氏与周孔及二程并称,更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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