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渐城市化的现实,家族的观念只会越来越淡薄和泛化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3年,梁传岷第一次来到南昌世侄梁洪生的家。4月的天气,梁传岷还穿着棉衣。为了修谱他已经走了一冬,身上卸下的由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宗亲赠送的谱牒资料,足有40斤重。
“再过半个世纪,如此有使命感的老人还有吗?真正把修谱当作自己事业在做的人还有吗?”梁洪生担心这次修谱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
家谱遭遇城市壁垒
一些地方修谱人的做法,似乎在瓦解梁的担心。鞍山的常怀德在谱成之后,成立了常氏宗亲联谊会,共吸纳71名委员,19名常委。联谊会定好了下一次修谱的编写班底。一名现年30多岁的族人,被指定负责在30年后主持下一次修谱。除此之外,宗亲会还预备建立族史馆,联络乡村政府,资助家族中特困小孩读书,并调解族人纠纷等。常怀德的做法为鞍山的修谱人普遍采用,他们对永续修谱有着十足的信心。
然而在历史学者钱杭的眼里,现在就确定好下一届家谱的编写班底的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三五十年后的事情,只能由那时的时代做出选择,与现在是否指定人员,并无直接关系。
钱杭指出,在中国,家谱还会碰到真正的城市壁垒。一方面,大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和忙碌的生存状态不支持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可能是家族文化在大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迄今为止,在我国,宗亲组织不能作为合法民间法人社团登记。而一些国家都有许多宗亲社团,比如在新加坡,就有630多个宗亲会形式的法人社团。
当鞍山的家谱爱好者委托鞍山市图书馆申请注册协会时,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表示不可理解。从2002年10月提起申请,到2004年3月正式成立,民政部门组织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来讨论这一民间组织的适当性。最后,组织由家谱协会,改名为现在的谱牒文化研究会,才得以批准成立。
家族泛化后的自由组合
家族群体的生长可以充分地满足其成员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等本体性的需求,这无疑赋予了其成员的群体生活以积极的意义。随着家谱的复兴,在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以民俗节日的联欢、祭祖、上坟、修祖庙、演戏剧,以及同姓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等形式逐渐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在大城市中,同姓俱乐部以另外一种新鲜的姿态演绎着别样的家族文化。
2001年,罗弗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言称自己也姓罗,邀请她参加罗氏宗亲会的联谊活动。罗弗觉得这事有点玄,所以第一次活动就没去。第二次又受到邀请,罗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结果感觉非常好,她庆幸自己发现了同事同学老乡以外的另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没有的是功利因素、利害关系,有的是人员进出的变化,以及从毫不搭界的各个行业带来的独特经验。
宗亲会像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像朋友。其中固定的成员大致有十二、三位,都是老家在外地的北京居民,绝大多数已成家。他们大都具有硕士学历,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并有自己创业的经历。对年纪较轻的罗弗来说,宗亲会里的兄姐,都是成功人士,每每跟他们交谈,收获颇丰。他们也有意识地发展会员,但在人员上有选择性,不是有姓无类。每有新人加入,介绍罗氏起源便是保留节目。
宗亲会一到两个月抽一个周末时间搞活动,实行AA制。有时组织野餐、钓鱼等户外活动,有时是读书、观影等室内活动。一次大家一起去看了电影《冷山》,在随后的聚餐中,就讨论到人性问题。
宗亲会还出资扶助了一个贫困女孩完成学业。原本他们是想赞助一个姓罗的女孩,但罗弗去青基会交钱的当天,刚好罗姓女孩被别人认捐了。他们商量后认为,只要有心,并不需要非得姓罗的,于是就捐助了别的孩子。
家族力量越来越小
事实上,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家族组织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基本湮灭于无形。
作为家族符号的家谱,现今它的复兴,是否意味着沉寂多年的家族势力又有复兴的可能?
钱杭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家谱是宗族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宗”可以因血缘世系而客观存在,但“族”就不存在了,因为家族完全聚居的形态没有了。城市的分散居住,是对宗族最致命的瓦解。
唐军分析了人口政策的作用,多年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家族网络越来越小,对个体来说,社会关系网会成为更加实用的社会资源。
唐军在以山西某村为例考察家族势力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时发现,1949~1979年都曾顽强存在并生长的血亲力量,在当下更加宽松的制度空间下,却处于不作为状态。
“这或许反映出人们现代性意识的增强。”唐军认为,在以家谱为代表的所谓宗族文化的复苏中,功利性需求减少,精神需求增加。
钱杭也认可这一推论,他说:“整个社会发展清晰地显示出以地缘取代血缘的历史趋势。”他经常提示他的热心于修谱的农民朋友们,在家族文化的重建上,应以不去干预社会公共事务进程为度。“事实上,有些地方的家族文化和经济行为也在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钱杭说:“家谱复兴的是家族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家族本身。对此,我们要正视它,给它客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