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作者：汪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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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作者：汪新泉）

文章提交者：李磊 加帖在 文化散论【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朋友从网上下载了李磊的文章《沉潜在中国现代文学河床中的馥泉—汪馥泉生平及部分著作年表》。读了，很高兴，也很惭愧。因为这本来是我们做子女的该做的事。李磊是一位有心人。他编写的年表是比较准确的，材料的收集也难度很大。有些作品，特别是早期的，我就只知道了大概，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查找过。

但由此却也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父亲一生无党无派；这是确切无疑的。（有人说他是国民党；也有人说他是*，都不是事实。）他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君子无党”，他认为一参加党派就会涉足到许许多多的纠纷中去；还是超脱一些，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好。他甚至对文化领域里也有派系斗争感到不愉快。（因此他主张我学理工，将来靠“一技之长”吃饭。可惜我没有听从他的话。）当然，这种想法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他的一生爱好就是文化事业，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也表现在他的一生行动中。

抗战前夕的1937年夏天，暑假里，许幸之先生在报上发表了一个抗战儿童剧《古庙钟声》，并公开招聘小演员。父亲看到了，对我说：“你不是喜欢演戏吗？想不想参加这个演出？”我当然高兴。父亲便亲自带我去南京路附近的大楼（好像是慈淑大楼）里。找到了许幸之，替我报了名并把我托付给他。（后来，我在戏里扮演了“德贵”的角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开的话剧演出，并开始接触到抗战的气氛。

郑振铎先生写的那篇《暮影笼罩了一切》中说的《救亡日报》停刊后日本人去中国书店搜查的事，我是当时就知道的。因为父亲幸免后回家就对母亲说了这件事，我又在旁边听到了。以后，父亲不仅将那批《救亡日报》合订本设法运去了香港，还把一批打好的纸版搬回了家里。纸版是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文献。先是藏在二楼几个书橱里底下。我翻出来看，问母亲这是什么。母亲说，这是胡愈之嘱咐父亲设法藏起来，准备以后印书的。大概是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觉得不妥，又重新包扎好，藏到了三楼后楼大书架底下的旧报纸堆里。这些纸版后来怎样了，我也未注意。只知道1942年我家搬到苏州时，这些纸版已经不在那里了。

因为觉得在上海蛰居不行，《救亡日报》正好在武汉复刊，父亲便只身去了武汉；以后又随《救亡日报》去了广州、桂林。

1940年《救亡日报》解散，父亲回到上海，主编《学术》杂志；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职教课。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如今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

一天傍晚，父亲对母亲说“丁默邨（大汉奸，汪伪的社会部长，特务头子。当时是上海“七十六号的”头头）派人通知我，说他今天晚上要来看我。这事还真有点麻烦！”母亲问“怎么办呢？”父亲说：“躲是躲不过的，见了面敷衍一下再说”这段话我在一旁听到了。当天晚上果然汽车声，丁默邨来了。父亲等在楼下客厅里接待他，把他让到我家二楼亭子间里。（我是睡在这个亭子间里的。我躺在床上已朝里装做睡着了，谈话却全听到了。）先是丁默邨说话，大意是“久仰大名，却一直没见过”之类话，然后又说：“你在香港（父亲从桂林回上海，曾在香港逗留过一段时日）经常跑书店，我们就注意你了。现在回到了上海，不知有何打蒜？我决定还是和你见见面，以后有个来往。”父亲唯唯。然后丁默邨说，他们有家报纸：《国民新闻》，希望去当社长。父亲推辞说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主要是在家养病，只编了个学术性刊物糊口。《国民新闻》是张大报，责任很重，身体无法胜任。然后又谈了些别的。丁默邨让我父亲考虑考虑。便离去了。

就在这次与丁默邨见面后，父亲觉得情况不妙，家里不宜再住。与潘汉年谈了，便由潘汉年安排去了袁殊那里（父亲与袁殊本是老相识，又是袁殊办《文艺新闻》的赞助人。这时，党的地下工作者恽逸群、翁从六等人也都在袁殊那里。）父母亲从家里搬了出去，家中只留下我和弟妹并一个女佣。他们住在哪里，连我都不知道，只知道在虹口。

以后袁殊到了苏州，父亲便在苏州致力于江苏教育学院的创办。（江苏教育学院的前身是江苏文理专科学校，父亲先在那里当了半年校长）

1943年4月，教育学院剧团去镇江演出《怒吼吧中国》。父亲也带着母亲一起去了镇江。我只在镇江见了他们一面。以后演出结束剧团回到了苏州；又过了好几天他们才回苏州。我问父亲怎么怎么久才回来。父亲含糊其辞，只说又到别处去玩了几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他们先一起去了扬州，然后父亲一人去了苏北，她在扬州等候，等父亲回扬州后才一同回来；并嘱咐我不要乱说。我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然后是1944年。父亲为敷衍日本人，挂了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名义。（这是个人们不注意的单位，一共只有两个干事，一个工役）自己却去了南京，和章克等人筹办起了《大公》周刊。《大公》主要反映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似乎是利用了矛盾，在空隙中出现的。情况复杂，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刊物在沦陷区大受欢迎。每出一期，顷刻抢购一空，甚至有卖黑市的。（我当时在苏州搞发行，每期只分配到五百份，刊物一到，只消一个小时就卖完了。苏州的《大公》是由两个报贩头子包销的，一个叫刘冬泉，一个叫汪水生。他们每人就各留二十份卖黑市。）1945年《大公》周刊被陈公博亲自下令查封了。父亲便由交通向导带着由南京六合秘密去了苏北解放区。

1946年初夏，父亲从苏北回到故乡，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就蛰居杭州，从事译著，直到1948年冬去上海办《透视》丛刊，这段时间里，他多次写信与苏北联系，信封上写的是“淮阴、天主教堂、杨牧师收”。（因为信大多数由我送到邮局去寄，所以知道。）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又不信教，怎么与牧师结识了？”父亲这才告诉我：“信是寄给杨帆的。这也是他的联络地点。信寄到那里他就能收到。”至于信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解放后，父亲因为杨帆推荐去了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我已由北京去新疆，只是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一些。）父亲不习惯公安工作，老想回到教育岗位上去，1955年由陈望道先生联系去了吉林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正好匡亚明先生此时去东北人民大学当校长。匡亚明先生与我父亲是20年代末（与陈望道先生创办大江书铺时）的旧交。1936年匡亚明被国民党关在“反省院”，是父亲与陈望道两人出面将他保释出来的（为此匡亚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列入了所谓“六十一名叛徒案的名单。）父亲在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图书馆长兼中文系教授。据我所知，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的创建上，曾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集了不少流失的珍贵图书杂志和文献资料以充实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以后“反右”的情况我就知之不详了。只知道我在“反右”中，“专职干部”对我说：“我们与东北联系了。你父亲是大右派，你的思想可想而知。你必须交代与你父亲政治上的联系。”我与父亲已经六七年未见面。父亲一年才给我两三封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我无奈地把家信交了出去，都是些谈家常。以后信也未见归还。

1959年我在农场劳改，接到父亲去世的家信，欲哭无泪。

1979年父亲的“右派”得到改正。这是一则“迟到”的消息。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汪新泉

07．9．28于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