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间社团“去行政化”的烦恼

大风

重庆民间社团“去行政化”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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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2 2:14:36　　　■特约记者廖青兰

　　政社分离大限将至突然断奶使社团面临成长阵痛
推进政社分离并实现社会团体的价值回归，重庆在全国率先走出了具有前瞻性和试验意义的一步。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将“市场的归还市场”之后，政府对社团组织的监管却没有减弱。缺乏必要谋生手段的社团组织断奶之后，如何在法律规范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在非洲，割礼是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必经阶段，但倘若手术不当，也可能变成对孩子的阉割……
　　汪有良最近有些郁闷。他的身份是一个成立了10年的社团组织———重庆市蔬菜协会的会长。这个团体以前靠农业局每年拿出十几万元经费来运作，如今每年仅有4000元的会费收入，汪有良成了“维持会会长”。
　　与汪有良的处境一样，3个月后，重庆市除行业协会之外的622个学术性、专业性、联合性社团，将与88个业务主管机关实行政社分离。重庆市日前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重庆市的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要在人员、资产、利益、办公场所和职能等5个方面同步推进，于今年10月底之前实现一次性脱钩。
　　社团资产开始剥离
　　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3年，重庆市政府就要求党政机关和所有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年内彻底脱钩。当时的设想是，把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打包处理，与党政机关一齐脱钩。但由于这个一揽子方案牵涉面过宽，改革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2005年7月，重庆市再次出台《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要求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实行人员、资产、业务、办公住所、利益“五脱钩”，启动了行业协会和政府脱钩的改革。
　　2006年6月，重庆市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全市已依法注销66家行业协会，其余560家行业协会已顺利实现脱钩，浩大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重庆市今年又审议通过了《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党政机关与其他社团组织的脱钩改革。
　　日前，记者从重庆市政府获悉，截止到日前，全市共有3289名党政机关干部辞去行业协会职务。其中，厅级以上干部224名、处级干部1355名。随着这一大批机关干部的离开，涉及人员调整的行业协会已按照章程的规定重新进行了选举。目前，所有人员已到位。与此同时，政社资产脱钩之后，社团将设立独立账户。经有关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全市的脱钩改革中，共依法收回行业协会占用的国有资产492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3318万元，脱钩后的行业协会自有资产8246万元。
　　除此之外，为了清晰界定政社职能，重庆市政府还要求二者办公场所必须脱钩。据悉，除66家依法注销的行业协会外，其余560家行业协会全部按要求实现了办公住所脱钩。其中，406家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分开，154家短期内搬迁困难的行业协会，也按规定与党政机关签订了有偿租用协议。
　　重庆市监察局相关官员提醒：“不排除在脱钩过程中可能存在脱钩不彻底，或者明脱暗不脱的问题。如果发现该类事件，势必要严肃处理。”
　　草根社团地位模糊
　　正如所有改革一样，利益重新分配的背后肯定存在反对的声音，那就是相当一部分社团希望有关部门加强业务上的指导。对社团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去行政化”的改革固然十分必要，不过更重要的是，那些不宜由政府承担的服务性职能，可以依法交给社团。然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改革方案却语焉不详，也没有具体操作的制度安排。
　　自称“维持会会长”的汪有良称，如果重庆市能给蔬菜协会一定的认证权，比如参与绿色蔬菜基地的认证，协会马上就能活起来。
　　《人民日报》指出，重庆改革方案的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另一方面又从头到尾都没有触及民间社团的双重管理体制，政府部门仍然是社团的业务主管。改革虽削弱了主管部门与社团的联系，但其实质并没有取消或减少政府对社团的管理权力。况且，重庆市关于培育发展民间社团的政府规章迟迟不能出台，社团的职能、定位依旧不明确，社团的法律地位依然模糊。
　　相关数据显示，政府目前掌握着80％左右的信息源，而这种局面在推进社团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改观。于是，民间有声音对此提出质疑，“拿掉别人的拐杖，却没教会人家走路，毫无疑问是会摔跟头的。”
　　“哪些是政府该做的事，哪些事该归社团做，本身就不明朗。”重庆市商业联合会秘书长孙华武说，“一些政府部门害怕社团壮大后会与民争利、与政府争利，所以舍不得放权。”
　　对此，重庆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李敏之毫不讳言，“党政机关与社团职能分离之所以难有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致。”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副会长陈在贵认为，政府要加快职能的转变，协会工作就必须立法，并明确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协会的社会职能，让行业协会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真正做到为企业服好务，为企业维好权。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博士苗月霞发表文章称，目前执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许多条款规定已经不适用，建议尽快制定《民间组织管理法》。
　　另一方面，在政社分离的同时，却有为数众多的草根民间组织得不到民政部门的审批，长期生存于法律模糊地带，也为世人所诟病。现行的审批制度是：一个民间组织在登记注册的时候，既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批，也需要行政主管单位审批。这种情况致使大量民间环保组织沦为怪胎。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共有2768家，从业总人数达22．4万人。这些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率偏低，仅为23．3％。
　　据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提出建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考虑改变目前的审批手续。来自民政部的消息表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有望出台，但突破现行“双重管理”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典当协会的小康日子
　　尽管无法更大程度地在法律架构上进行突破，但来自重庆的信息显示，目前大量社团转型之后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刚刚当选重庆典当协会会长的杜明亮对重庆市政府的改革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有利于社团真正成为民间利益的代表。分离后的协会能够让参与者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
　　2007年5月17日，第三届重庆典当协会成立。杜明亮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有关协会会员缴纳会费的表格，清楚地记录着每个会员的会费缴纳情况。目前每个会员的会费是2000元／年，比之前的800元／年多出一倍有余。“不仅缴费会员的积极性提高，而且会员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目前达到57家。”杜明亮说，“这是真正的典当业内人士当家做主的一届协会。”
　　截至2006年，重庆典当业销售额突破5亿元，其行业协会虽归重庆市经委园区处管辖，但真正负责协会内部工作的专职人员仅有1名。当得知即将政社分离的消息后，典当企业开始忙活起来，并用一年多时间为政社剥离做好了前期铺垫。
　　据杜明亮透露，目前典当协会已经拟定出一份相当详细的发展计划，这不仅包括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合同文本、统一的标识，还包括对全行业人员进行分批次的系统培训，务求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
　　此外，该协会还将统一对典当业进行全方面的包装和宣传。不仅要在大型报刊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大打广告，还要把宣传触角延伸到公交广告和网络上，改变之前人们对典当业只做破烂物件典当的印象。“让更多人了解信任典当，从而拓展典当公司业务，实现生产价值翻番。”杜明亮如是阐述自己的梦想。
　　和典当协会一样，重庆拍卖协会也依稀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该协会秘书长谢援朝告诉记者，目前协会会员的会费在1500－5000元之间，全市90余家会员单位无一拖欠会费。如今，该协会每月都推出一期业内期刊，向会员单位介绍全国拍卖业的情况和通报全市行业的近况。另外，协会的网站点击率也有所提升，成为重庆拍卖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谢援朝表示：“协会只有回归其原本的性质和功能定位，才可以确立其作为会员代言人角色的地位。这是协会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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