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琛、汪士钟父子之艺芸书舍述略

汪睿

艺芸书舍述略
                              陈加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藏书刻书作为传统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亦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江南历为人文渊菽之地，文化积淀深厚，有清一代的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嘉道之际江苏长洲的汪文琛、汪士钟父子爱书成癖，其“艺芸书舍”多得清代四大藏书家黄丕烈、周锡瓒、袁寿阶、顾抱冲所藏，在当时号称“海内之最”，然而未见学界有关于艺芸书舍的专论，因此，笔者试着对艺芸书舍作一初步考察。
[关键词]：汪文琛  汪士钟  艺芸书舍  藏书


一、艺芸书舍主人家世考

汪士钟（约1786－？）字春霆，号朗园，一作阆源，原籍徽州，曾为观察使，官至户部侍郎，好藏书，是乾嘉时期长洲著名藏书家。其父汪文琛，字厚斋，江苏长洲人，居山塘之殳家墙门，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官民部尚书朗都转，尝出资数万于苏州修文庙。其祖辈以上卒不可考。其子汪德英，候补郎中。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载，“吾郡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階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士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1]（第三册，P628）可知，汪士钟的儿媳，即潘祖荫的姑母。潘祖荫系明末清初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第32代世孙，父潘曾绶，祖潘世恩。其姑母也就是潘世恩的女儿，根据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卷六《敷九公四房贡湖公支》和1992年新修《大阜潘氏支谱》记载，潘世恩有5个女儿，一适汪学源，一适监生汪嘉森，一适太常博士汪楏，一适恩贡生汪嘉梓，一适候补郎中汪德英。其中，汪嘉森、汪楏、汪嘉梓皆系清初迁居苏州的吴趋汪氏的第88代世孙，汪德英虽未见于吴趋汪氏族谱的记载，但其与吴趋汪氏之间当有密切的关系。另根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汪士钟》载，汪氏藏书印有：“平阳汪氏藏书印”，[2] (P450)与此巧合的是，上面提及的吴趋汪氏曾在光绪年间续修的族谱名为《平阳汪氏支谱》，提及“平阳”二字，不得不追溯汪氏的族源。《新安名族志》有云：“汪始于颖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颖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3]（前卷•汪P182）故其后，子孙大都自称为平阳汪氏或颖川汪氏。根据乾隆52年所编的《汪氏通宗世谱》[4]（卷二十二，《建公派•歙县坦川支》）载，该支汪氏的第82－84代的世系行字排辈是：

   世系      82世       83世        84世
   行字       尚        文          士

根据《世谱》的记载，清初迁居苏州的吴趋汪氏也是建公歙县坦川支的后代，而且，迁居苏州以后该家族所用的世系行字排辈仍沿用歙县坦川支的，这在《吴趋汪氏支谱》[5]和《汪氏统宗世谱》两类族谱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巧合的是，可考的两个人物汪文琛、汪士钟父子所用的行字与以上所提及的歙县坦川支汪氏、吴趋汪氏的相同。虽然，据此并不能断定，汪士钟就是吴趋汪氏的，但我们可以推断，汪文琛、汪士钟父子可能是汪华长子建公派歙县坦川支的后代，其祖上由歙县坦川迁居苏州。另外，汪氏藏书印又有，“汪印振勋”、“梅泉”朱方、“眉泉”、“真适斋藏”、“振勋私印”朱四文方、“汪振勋印”白四文方、“汪氏某某”等印。王重民先生以为汪振勋为士钟近属，又云：“余检振勋事迹，卒不可得，约当为士钟子侄辈。”[6](子部艺术类《书学会编》、集部别集类《东莱先生诗集》)笔者认为，汪振勋与上面提及的汪德英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皆为汪士钟子侄。由于资料散佚，不可确考。

汪睿

二、艺芸书舍藏书概况及其来源

艺芸书舍藏书始于汪士钟之父汪文琛，其家本饶於财，《三异笔谈》卷三载：“新安汪氏（汪文琛），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7]（卷三）尝出资数万于苏州修文庙。汪氏虽为商人，但其亦崇儒重道，嗜好收藏古籍。黄丕烈于嘉庆二十年（1815）季冬跋宋本《前汉书》云：“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荚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郡中厚斋都转（汪文琛）偶过小斋，曾一出示……，思都转崇儒重道……，故近日收藏古籍，嗜好之笃，访求之勤，一至于此。则余又何敢自秘所藏，独宝其宝耶？”[2]（P450）经过数年积累，汪氏藏书数已经相当可观。到其子汪士钟时，汪家藏书已极盛一时。汪士钟年轻时即好读书，曾遍读其父所藏四部之书，以为均寻常习见之本，乃蓄志搜罗宋元旧刻及《四库》未收之书。汪家经营棉布，取得很大成功，汪士钟也得以有雄厚的资金广收珍本善册，丰富自己的藏书。於是收书不惜厚价，仅一、二年，藏书即有了相当的规模。黄丕烈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撰《汪刻衢本<郡斋读书志>跋》云：“阆源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犹恐见闻未逮，日从事于诸家簿录，讨其源流，究其同异，俾古书面目毕罗于胸。”[2]汪士钟的藏书主要来自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阶五研楼和顾抱冲小读书堆。尤喜黄丕烈旧藏，凡有黄氏跋语之书，虽一行数字，必重价收之，以致吴中书贾凡得有黄丕烈藏印的旧刻旧抄，哪怕只有残零的一、二卷，索价必倍，甚至连黄丕烈的破残签题，毁损的跋语，也能买个好价钱。汪士钟堂上有一楹联：“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痴书之情，由此可见。顾广圻（千里）道光二年闰月在为汪氏《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中写道：“汪君阆源，藏书甚富……宿具神解，凡于有板以来官私刊刻，支流派别，心开目了，遇则能名。而又嗜好所至，专一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蓄，挥斥多金，曾靡厌倦。以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籍，搜求略遍，远地闻风，挟册趋门，朝夕相继，如是累稔，遂获目中所列宋若干种，元若干种，既精且博，希有大观。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1]（顾千里：《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第三册，P627－628）清代同期大学者阮元曾赠汪士钟一联曰：“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艺芸书舍收藏之富，由此可见。汪氏刻有《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诗话》、《郡斋读书志》诸书，雠校审慎，刊刻精美，举世珍若球璧。汪士钟曾取所藏宋元之本编写《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书目中所列宋本320种，元本196种，顾千里为之序，潘祖荫题跋。有藏书处名“艺芸书舍”，今址在苏州山塘街。藏书印有“民部尚书郎”朱方、“三十五峰园主人” 、“汪文琛印”、“升庵”、“平阳汪氏藏书印”朱方、“文琛”白方、“厚斋”朱方、“臣印文琛”白方、“得之千载处，正赖古人书”白长方、“汪厚斋藏书”、“长洲汪文琛鉴藏书画印”、“汪印士钟”白方、“赵宋本”朱圆、“郎源审定”白长方、“汪士钟曾读”朱长方等多种。


三、艺芸书舍藏书散佚后去向

聚散有时，汪氏所藏虽极一时之盛，然亦未能持久，在咸丰末年已逐渐散去。潘祖荫曾说：“汪氏与潘家‘累世通婿之谊’，迄今子姓尤繁，惟业贾者多，知簿录者无一人，询以旧藏，则瞠于莫辨矣。”[1]（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版书目跋》，第三册，P628）《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艺芸精舍”条云：“太平军至苏州，合家离散，宋元本悉为领家携去。汪氏子孙只知贾不知书，与丁氏、瞿氏相差何啻千里万里之距。”[8](卷十) 潘祖荫等将书舍失败归因于汪家后代由儒转为业贾，对藏书不胜感兴趣，其实不尽然。嘉道之际汪氏藏书之巨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然到后来，其所经营的“益美布号”也逐渐衰落，甚至将商号转让给程氏商人经营。商业上的不成功也使得汪氏无力维持书舍，再加上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号称“海内之最”的藏书散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汪氏藏书散去后，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郁氏宜稼堂、常熟赵宗建旧山楼（曹菊生《旧山楼书目》）皆有收获。因汪士钟的儿媳，即潘祖荫的姑母，所以汪士钟所藏书，潘祖荫能有机会看到。潘祖荫也收藏到一部分黄丕烈的藏书，但不多，据他自己说“不及十种”[9]。这些书中有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等。[10]至于其他书目，有的毁于战火，有的被其他藏书家收藏 。
（本文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