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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教授日籍太太
——摘自《出国知识大全》
作者： 景亮编 页数:515 出版日期:1990.4 SS号:10020391 ——世界知识出版社 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我国外事(涉外)人员注意事项,护照和签证的有关知识和申办方法,在国外衣食住行的注意事项,还分别介绍了100多个国家的简况及出国留学或探亲申办签证的规定等等。
我常常怀念着一位日本国籍的汪太太，我在遥远的都市中，向她致以远人的祝福，祝福她健康长寿，她由北平而去昆明，由昆明而去台北，算来她现在也近八十高龄，或已经八十开外了吧? 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好伙伴，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弹球、放风筝、玩袖箭打准头、捉迷藏，夏夜聚在一起望着天上的繁星说故事……因为我们是住在一所极大的、占地有七十多亩的大院子中的邻居，这所大宅子，大院之中，又有正院、偏院，若干小院，花园、球场等等，房东是已经式微、萧条了的尚书门第，房客是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异乡的侨居者。孩子们是没有什么畛域和界限的，各家的大大小小的“小湖狲”们天天聚在一起，过着极为混钝烂缦的生活、这位汪太太的孩子，对我说来，还有另一层关系，就是她的大儿子是我的不同班的同学，比我高两级，我上初一，他上初三，他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而我还是孩子，不会骑车，也没有车，家里给我车钱，一个时期，我不坐车，她儿子骑车带我上学，省下钱买旧邮票玩。后来让她小女儿和我小妹妹在两家大人面前告了密，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原来是怕在马路上摔了，被汽车压死。 汪太太的先生自然姓汪，是浙江金华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当时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作教授。汪太太的日本名字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汪先生的名字我当时很清楚，但现在想来想去记不起来了，多么遗憾呢?现在只能称他汪先生或汪教授了。他们是在东京结的婚，我的同学汪缉虎(现在也该有六十出头了)就是生在东京的。他们的二儿子比我小一岁，叫汪缉熙、小女儿叫汪淑秀，我都记得—清二楚，而只把汪先生的称号忘了，固然年代久远，但也总是十分遗憾的了。 但他们的神情笑貌，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汪先生那时人约将近四十岁，留着短分头，常穿一身灰色西服，仪表十分精明，一看就似乎知道他是一位学自然科学的中年学者。汪太太则是穿中国旗袍，说一口北京话，完全是一位中国夫人的样子。记得我刚刚作她家的邻居时，有一次在二门口正好遇到她拖着小女儿淑秀出来。她小女儿对刚搬来的乡下孩子有点欺生，说了句难听的话。她马上申斥她女儿，并和我打招呼，她那天穿了一件紫地子白花的旗袍，五十年了，那色彩似乎还在我眼前浮动着。 我同他们作邻居，是四十六七年前的事，思之虽如昨日，但细想起来，岁月悠悠，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能不一抓短发，为之感慨系之乎? 我家搬到这所大房子中时，他们已是老房客了。我们住后院，他们住偏院，她家住偏院三间西房、五间南房，南房后墙有四扇大玻璃窗，开出来便是二门里的一片林木和大广场，环境是十分美的。她那个偏院中，一共住了三四家人家，都是大学教授，都有外国夫人。三位法国籍，—位日本籍。我初搬进来时，是一个乡下孩子，穿着带大襟的夹袄，又村又怯。我对着这个大院子中的各种人物、事情，都是极为新鲜的。院中的孩子们对我，也抱着好奇心，问长问短，态度也不同，有的戏弄，有的友好。有一次，在一起玩，我说话时用了一个“巴巴”的词语，别人都不懂，她大小孩马上过来，对我说：“他们都不懂，我懂，‘巴巴’就是屎，对吧?”马上向我伸大拇指，好像他与我都是大学问家一样，马上便热络起来了。他拉我到他家去见他母亲，他母亲很和气地问我这、问我那，当她听到我说要准备考学校，而且准备考的就是她小孩的学校，她便更诚恳了，让她儿子替我到学校去问老师，问问招生的情况，暑假过一两个月就到了，她还叫儿子帮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她的诚恳、温和的态度给我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按道理，我应该叫她伯母才对，可是北京那时总习惯于清代官场的称呼，总是叫老太太、太太、奶奶等，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了解这种称呼的习惯，因而我虽然后来成了她儿子的同学，称呼她却仍然叫“汪太太”，称她丈夫为“汪先生”，在这样的称呼和来往中，始终没有感到她是日本人。 但是她的确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她虽然说一口十分温和而且标准的北京话，但她的生活习惯则完全是日本主妇式的。当时教授夫人不管中国籍、外国籍，家中最少三个佣人，老妈、厨子、拉包月车的。只有她家，只一位女佣人，相帮洗洗大件衣服、做做饭。买菜、缝衣服、收拾屋子，全是白己动手。那时只有她家有缝纫机，而且上面经常放着连着线的未完成的衣服。我在她家第一次看到新鲜玩艺，日本式木澡盆“风吕箱”，她小儿子添火，大儿子洗澡，我在边上好奇地看着。我常常遇到她在家围着花布的花边小围裙拖地板，只有这时，才真像一个日本妇女了。 作为邻居，作为同学母亲的日本人汪太太，那时不大感到她是日本人，相处是友好的、真挚的。但那时并不都如此，时局的气氛在压迫着我们和她。“七七”事变发生了，北平沦陷了，虽然那所大房子因为里面住了三位法国籍夫人，门口挂了法国旗，以防止日本兵乱闯进来，但日本兵还是进来了，而且不是兵，是军官，是挂着少佐肩章的日本军官，进来就是找汪太太的。一下子院中人们都传开丁，怀着神秘的、不安的心情互相转告着：“汪缉熙的舅舅来啦……” 在“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汪先生刚刚坐西伯利亚太铁路的火车回国到北平没有多久。他作什么去了呢?当时南京教育部有个规定，凡是国立大学的正教授，每任教三年，就可以公费出国考察半年。汪先生是在那年元月份以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的身份，出国去德国考察的。去时由上海放洋乘海轮到马赛，经法国去的德国，回来时便走东欧经莫斯科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回来，半年时间，六月下旬刚刚到家，没有几天，就赶上战争爆发了。 由七月七日到七月底这二十多天中，包括北平沦陷后的一个多星期，有识之士(包括年纪大的和年青的学生们)纷纷想尽办法，离开沦陷后的北平。日籍汪太太护送汪先生和同院另外两个青年坐火车到了天津，由天津坐英国怡和公司海轮南下了。汪先生走后，汪太太并没有走，仍旧和两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过日子。因而她的在日本军队里作军官的、有少佐衔的哥哥按照地址来找她来了。但是这位处于妻兄地位的敌国军官来的时候，汪先生早巳到了上海租界里了。 只是院中的人们互相转告着这个持殊的消息。人们却没有人怀疑这位日籍汪太太会成为敌人。因为她以前的种种情况使邻居们自然地不觉得她是敌人。她穿中国衣服、说北京话，对邻里那样和善，彬彬有礼，在当时抗日呼声中，她家的大人小孩，平日都有很鲜明的抗日的言论和观点。更重要的，她在北平已沦陷，日本军队完全控制着去天津的铁路、极为混乱危险的战争状态下，她亲自护送定丁她的丈夫和两个青年，这些都是人们信赖她的事实根据。但是她毕竟是日本人呀，而且她哥哥又来找她了，她哥哥又是日本军官，这些能不影响她吗?人们不安地注意着，不久，她果然到西城“宣抚班”为侵略者“服务”去了…… 汪太太哥哥的来访，汪太太以一个日本籍中国教授夫人的身份，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穿着中国式旗袍、秋大衣，柔顺地去到宣抚班上班，拿着小旗子去各处宣抚，让北京人作侵略者的顺民，这些事震动了这个大院，太可怕了，人们疏远了她，孩子们也不再愿意跟她的儿子、女儿玩了。“宣抚”者，宣是宣传、抚是安抚，这是侵略努每侵占一个中国地方后，首先成立的汉奸机构，当时西城宣抚班就设立在西单商场边上槐里胡同东北军阀万福鳞的那所房子中，本是院中邻居们去西单商场的必经之路，可是因为设立了这样阎王殿般的机关，人们把槐里胡同也视为鬼门关，宁可绕点路走，也不愿意再经过这个鬼地方了。 汪太太的孩子们少年气盛，同仇敌恬，既敌视他们的那个佩戴着少佐肩章的舅舅，又不满意他们的母亲，平时极为欢乐、活泼的家庭，这些日子，被一块铅压住了。汪太太为难了，丈夫、儿子、女儿、家庭、中国、和平……是一方面；哥哥、祖国日本、军队、战争、侵略、烧杀……是另一方面。宣抚班的人出来身上斜挂一条白布写着黑字的带子，汪太太我没有看见她挂过，这短短的几天中，她出来入去，默默无言，日本妇女是柔顺的、平静的，这矛盾她如何解脱呢?邻居们同情她、期待她，也为她发着愁。 第一步解脱很快到来了，她那日本军官哥哥没几天就离开宣抚班，跟着军队又到别的地方侵略去了。她哥哥一走，给了她一个辞去职务的机会，她不再去宣抚班了。她在家中很少外出，把佣人也辞退了，关住门带着孩子们过日子。她的小儿子正好考入初中，市立第三中学，他又买了一部自行车给孩子骑了上学，安静、沉着地生活着。 院中新搬来一家汉奸新贵，把花园今一大片地方用篱笆圈起来，占为己有，该子们玩耍的地方小了，她大儿子同那个人吵了起来，得罪了那个人，她连忙带着儿子到那个说一口流利日语的汉奸家中，用日本妇女持有的九十度的鞠躬向那个家伙赔礼道歉。 一年过去，她不声不响地带着孩子们经天津、坐船到香港，辗转去了昆明，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了。从此西南联大的人们，都知道有一位汪教授的太太是日本人，是一位善良、和顺、沉着坚定有正义感的日本妇女。抗战胜利，他们去了台湾大学，怅望海云，怎不教人思念呢? | 
发表于 2007-6-2 17:17:48
发表于 2007-6-2 2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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